中国茶文化的基础工程

    近二十年来，随着茶产业的繁荣和茶文化消费的活跃，有关茶文化的研究著作和普及读物空前多了起来。仅有关茶书文献整理的大型图书，就有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中国古代茶叶全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以下简称《茶叶全书》），陈彬藩主编，余悦、关博文副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以下简称《经典》），郑培凯、朱自振主编《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香港商务印书馆，2007，以下简称《校注本》），朱自振、沈冬梅、增勤《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以下简称《集成》），杨东甫主编《中国古代茶学全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以下简称《茶学全书》）等，为茶文化的研究和传习提供了很大便利。然茶书文献涉及历史时段较长、学科领域较广，对整理者综合学术素养要求较高，从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古籍整理通则而言，上述图书均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憾，以致有学者发出“茶书啊茶书，让我无语”的感叹；就连对前出茶书文献批评颇多的《茶学全书》，也有悖古籍整理基本规范，不言底本，只是“据不同版本择善而从，不出校语”，仍不免沿袭旧误、新出错漏，令人失望。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推出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方健先生汇编校证的《中国茶书全集校证》（以下简称《校证》），在收书数量、校辑质量以及考证精审方面，皆有所优长，足以代表当代茶书研究的前沿水平，是中国茶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成果，可望对于茶史研究、茶文化传播发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校证》的特色之一在于收罗数量更广，规模最大。前述《茶叶全书》收录茶书68种，102万字，全一册；《经典》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茶文化经典、隋唐五代茶文化经典、宋代茶文化经典、辽金元茶文化经典、明代茶文化经典、清代茶文化经典六卷，卷下又分茶著、茶文、诗词、杂著四类，总250万字，其中茶书44种，全一册；《校注本》收录茶书114种，150万字，上下两册，《集成》是《校注本》的大陆版，收录相同；《茶学全书》收录85种，114.5万字，全一册。《校证》分上、中、下、补编，收录101种，加上有关的附录茶书，凡112种，新收44种；另外附录一《已佚存目或未收茶书叙录》著录茶书96种，其中今存41种、已佚55种，全书七册，400万字。其收书原则，唐宋茶书从宽，有闻必录；明清茶书从严，有些茶书缺乏原创、辗转传抄，仅列入存目“叙录”，其正编虽收录并非最多，却有不少书首次收录。如唐人杨晔的《茶录》（《膳夫经手录》之一篇），成书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今传本见于宋人晁载之《续谈助》，南宋初类书已见引用，记载了中晚唐时期茶的产地、品目、性状以及流通和消费情况，填补了陆羽《茶经》到毛文锡《茶谱》之间的缺环，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另如《政和本草》《海录碎事》《全芳备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食物本草》等书中有关茶的专篇，也都是首次入编。至于补编部分，更是占了足足三册篇幅，其中既有从《宋会要》《文献通考》《名山藏》等书中辑校的茶史文献，也有《大元马政记》《马政志》《皇朝马政纪》等茶马制度的专题文献，还有整理者辑录的《茶榜》和《中国古代茶品选辑》等资料，不仅大大丰富了茶书的内涵，而且为茶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校证》的特色之二在于严守学术规范，校辑质量更高。整理者方健先生是著名藏书家、宋史专家，几十多年来广泛访求、搜集海内庋藏的茶书文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凡起例，以二十年业余时间“积微成著，聚沙成塔”，然后又用十年时间反复校勘订正，终于成就此书。《校证》采用繁体竖排，严格按照古籍整理通例，进行标点断句、版本校雠、辑佚汇编。谨慎选择底本，作为工作基础，除非确有把握又信而有据者，一般不轻改底本。如陆羽《茶经》，一般都取其祖本——南宋咸淳九年百川学海本为底本，然百川学海传本也有十种之多，最重要的是民国陶湘影印本（百川甲本）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百川乙本），二本对校，异文多达三十馀处；而四库全书本亦出自百川本，与百川本对校，校勘学意义上的舛误要少得多，于是整理者最终选择四库全书本作为底本，而以百川本作为主校本。唐宋茶书近半为辑佚，以毛文锡《茶谱》为代表，从唐宋文献中竭泽而渔，逐字比对，择其条文完善者为底本，再参校诸书所采，凡有异文，皆录存于校记，文本差异较大者，列参见条。校勘则以存真复原、言必有据为原则，以不同版本的逐字对校为主，而以本校、他校、理校为辅，特别是他校，也就是从类书、方志、诗注等文献引用茶书的文字来解决原文中读不通、点不断或难以判断的异文，这是其他茶书整理者所不及的地方。

    《校证》的特色之三在于考证更为精审，学术价值更高。以整理者用力最勤的《茶经》为例，除了搜罗对勘中外所藏近百种《茶经》版本外，整理者长于宋代文献研究，另辟蹊径，从宋代诗词、类书、方志、笔记披沙拣金，辑录宋人引用《茶经》文字数百则，以《茶经》祖本之前的引文校证今传诸本文字上百处，从而将《茶经》校勘推向新的高度。又如陆廷灿的《续茶经》，依《茶经》体例征引历代茶事资料，为茶书中规模最大的一种。然征引未核原书，或随意增删，取舍失当，整理者追本溯源，校以始见原著，改补是非而酌校异同，解决了大量悬疑未决的问题。另如附编中号称繁难的《宋会要辑稿》中茶史资料及历代茶马史料的校勘，都是其他茶书文献所未涉及的领域，对于茶史研究的贡献尤其令人感佩。

    《校证》的特色之四在于以一人之力，积二十年之功，独立完成，既避免了成于众手、标准不一的问题，同时将整理者对于茶史研究的成果融入其中，取得了不少突破性成果。书前的《导言》没有按照一般古籍整理图书的惯例仅仅介绍茶书的源流，而是根据整理者多年研究茶史的心得，对中国茶史的发展进程进行了系统论述，其中关于茶的起源、茶马贸易之始以及唐宋明清茶史上的若干问题的考辨，所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对于中国茶文化史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文化的发展重在建设，尤其是扎实的基础工程。《校证》的整理与出版也给我们许多启示。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饱学之士，能够发扬这种广搜博采、严谨规范、久久为功的精神，进一步整理中国茶文化史上的诗词文献、科技文献、文物资料、影像资源等，并加强交流与合作，运用数字技术共建中国茶文化资源数据库，为中国茶产业发展和茶文化繁荣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