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的“新史学”：从“典范史学”到“反思史学”

    王明珂教授是享誉汉语世界的知名学者，他的研究以浓厚的人类学色彩和大胆的理论构建而闻名学界。虽然笔者的专业并非中国史，但也曾阅读王教授在《华夏边缘》中从边缘角度对中国史所做的研究，并为其中的洞见所深深折服。在其新书《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王教授从历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出发，提出了一种具有强烈批判意味的“反思史学”，并从几对基本概念入手指出了这种“新史学”与传统研究的差异。在广泛吸取法国结构－解构主义哲学传统养分的基础上，《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提出了一种具有显著自反性的史学范式。王教授勾划了一种革命性史学的轮廓，从对象、方法到视角等，历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命题无一遗漏。

    在历史研究的对象方面，对于构建和边缘的关注，贯穿了《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的始终。众所周知，王教授曾经接受系统的人类学训练，因此对于社会事实的建构性具备清晰的认识。因此，他明确区别了客观的事实和主观化、语境化的“现实”。同时，沿袭其在《华夏边缘》中的视角，王教授在最新著作中依然将“边缘”放到了分析的中心位置。他对于边缘的关注，出自对所谓“典范历史”的批判和反思。依王教授的界定，“典范历史知识并不一定是最真实的的过去”，只不过是书写权力青睐和关注的历史碎片。作为生活在现在的读者，我们对于过去的“主流”的理解基本是基于官方史书的记载，即权力中心视野中的记忆和过往；或者按照王教授的表述，“一社会中部分人士之过去”。因此，所谓的“边缘”不仅具有空间上的意义，还具有文本和认识上的价值。那些“边缘”地带所占据的地域和人口或许与“主流”旗鼓相当，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或远离权力中心，甚或自身缺乏文字记录的手段，因此成为被历史书写遗忘的角落。居于主流之外的民族／族裔、空间上居于边疆地区者、阶级上位于底层者等等，实际构成了某种反例，有助于修正我们的经典叙事（或曰“典范史学”）。

    既然“边缘”被提到了中心位置，我们就面临着如何研究他们的问题。毕竟相较于拥有文字和史书传世的“主流”社会，“边缘”的历史只存在于每个人的记忆中，记忆凝聚在了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之中。因此，反思史学尤为强调对于“记忆”的研究。为此，在建构主义民族观的影响下，王明珂教授提出了“根基民族记忆”的观念。霍布斯鲍姆和厄内斯特等主张民族建构的学者，都强调民族的记忆和历史都是后来者构建的产物，共同记忆则是民族作为一种“认同”的重要观念基础之一。但是共同记忆内容如此复杂，哪些可以反映历史呢？这样做固然在某种意义上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信史”，但也开阔了我们研究的视野：既然历史事实已面目模糊而难以理清，我们何不先解决“事实”的构建问题，关注“事实”何以成为事实？很显然，这种方法论乍听起来和顾颉刚先生“层累形成的古史”的怀疑论观点何其相近。但是不同于古史辩学者致力于消解传世文献的神圣性，王教授则将矛头同时指向了传世文献和口述材料。在他的笔下，承载着民族记忆的神话传说，并非直接指向过往发生的真实事件。换言之，我们不能简单将神话中的内容与历史事实相对应，而需要更加锐利的理论武器加以解读。为此，王教授提出了三种武器，即他在第三章提到的三种文本表征分析策略：文本生命的情境分析、多点观察与整体比较、边缘微观社会探索。使用这三种策略，我们才有可能回到文本的历史语境中发掘出真实含义，而不为文本的表面信息所迷惑和误导。

    为了处理历史的表面和深层信息之间的区别，《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的第四章专门研究文本的表象和本相的差异。在此，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罗兰·巴尔特符号学理论的色彩。在“反思史学”的观念之中，神话、文献等历史文本中的信息，并不等于历史事实。通过引入符号学，反思史学将“反思”从方法论升华至认识论层面。自19世纪以来的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传统始终在探讨历史认识是否可能：我们的思想能否经由历史文本抵达已逝过往的彼岸？王教授给出了符号学的答案：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一如密文和密码的关系。那么，如何解密就要运用到上文所提到的三种解读方法，

    通过阅读和分析《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的各个主题，我们跟随着王教授反思了传统史学实践的各个环节。但也不难想见，必然有学者会质疑“反思史学”中弥漫的浓厚“后现代性”。笔者一直喜欢用《皇帝的新装》的故事来比喻历史学家和后现代历史批判之间的关系：从福柯、海登·怀特到安克斯密特等发现了历史学家“裸身”的现实，令之大为窘迫。但是，依笔者想来，安徒生童话的真实结局，应当是那个诚实的孩子死于国王侍卫的乱刀之下。历史学者似乎不应当以如此粗暴的方式“了结”而非“解决”问题，相反改进和反思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王明珂教授的“反思史学”并没有止步于反思，而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各个层次弥补了“典范史学”的局限，值得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