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名册的村庄》：破灭后的生命重量

    作家里快的长篇小说《不在名册的村庄》,以一群进城谋生的农民工栖身的“桥头堡”这样一个“不在名册的村庄”为叙事空间，以这群小人物的悲惨经历与遭际编织文本，力图表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出现的一些特殊社会现象，对当代中国式的城市文明、城乡差别进行深层次的剖析，直逼金钱功利、权力腐败、道德沦丧等尖锐的社会问题，同时不乏传统文化精髓的褒扬，堪称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力作。

    在这部作品里，小说的主人公们跻身城市，不是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西方式的个人野心驱使，更多的是背负着家庭的期望，甚至是拯救家人唯一的希望与责任担当，具有鲜明的当下特征。作家倾情抚摸农民工的肉体和精神伤痛，全方位展示他们诚实、质朴、勤劳、执着的品质和不可亵渎的尊严，体现的是一种良知、责任与使命。小说通过二十多个农民工在家乡的生活状况，反映出一个时期当代中国农村贫困的普遍性。而当农民们为了摆脱贫困不得不进城以后，城市却并没有为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生存空间，反而遍布着歧视、凌辱与陷阱、以及具有城市特征的剥夺：雇主们本该支付的薪水却先拖、后躲、再骗，要么就是无端克扣，甚至拳打脚踢、放狗咬人；有权有势的社会上层人物官官相护、贪赃枉法；“狮子头”因上门讨薪被城管处长放出的恶狗咬伤，钱被狗抢走；“老大”助人救火烧伤住院，却被反诬为纵火犯……

    作品精心描绘的“桥头堡”这个由“桥头侠”们自己创意、命名的村庄，是一个理想色彩浓郁的底层乌托邦，村庄的主人们是一个由沉沦在社会最底层，依靠在城市出卖苦力养家糊口的弱势群体。环伺在他们周围的却是各种各样的凶险：贪官污吏、土豪、投机家、钻营者、社会渣滓不受约束的恶行，以及由他们一手制造的阴谋与暗洞。这就注定了作品的悲剧性。乌托邦式的桥头堡，最终只能翱翔于主人公们温情的想象中。然而，无论世道怎样艰险，体现在中国普通劳动者身上的那种传统美德：都始终支撑着这个群体的精神世界，促使他们积极奋发，为了微薄的希望，与命运进行着不屈的抗争。支撑他们强大生命力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与脊梁。与此同时，作品通过同样是沦落在社会底层的另外一些群体或者他们的代表：乞丐、残疾人、童工、城管所临时工、以及同样受到权贵凌辱，具有一定正义感的市民，相互之间的关照、援助、同情，说明在金钱拜物教大行其道、社会道德底线呈现缺口的今天，中华文化传统道德的精华部分，所呈现的力量。正是立足于这样一种思考，作家为小说设计的悲剧性结局才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不在名册的村庄》塑造人物采用的是“符号化”和“群像化”的手法。出现在作品当中的二十几个人物，没有一个是全名全姓的，有的只是或符合其外形、或符合其性格、或以其家乡代称的绰号，亦即符号。符号化的人物形象被赋予了特定的历史内容与现实意义：人物是“概念”；人物既定的社会形象及扮演的社会角色、文化地位、或然或必然的命运与归宿，是人物的“内涵”。桥头堡十九位村民的内涵是：在不同的苦难与共同的命运驱赶下进入城市，站桥头，干重活、险活、报酬微薄；其叙事功能在于：表现他们的付出：苦力、汗水，甚至生命的代价；展示他们的困境：以“桥”为家，在贪官污吏、豪门富户、投机家、社会渣滓联袂制造的阴谋、黑洞里挣扎。作品的思想意义由此突破一个群体而升华到一段历史，一个时代。符号化的人物设定，非但没有影响作品的表述，反而强化了立意表达及其批判意义。

    《不在名册的村庄》在坚守现实主义品格的同时，将象征、寓意、抽象、魔幻等“非现实”手法熟练地运用在作品中，使得多种流派风格巧妙糅合，拓展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思想深度。作品通篇都在“立象以尽意”，即，通过一个夜里住在桥底，早晨站在桥头揽活的生命群体，与一个暗夜现身，白昼消失的“村庄”生存状态的描绘，去完成作品的立意。此外，桥头堡关于家园情结寄托的寓意、观音庙关于人类精神救赎的寓意、小鬼头建筑工程关于美好理想的寓意，等等，这些意象所蕴含的意味，几乎是人类共有的、丰富的多元精神需要。因此，《不在名册的村庄》所描绘的不仅仅是一个真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边缘生命群体的生存状态，而是在深入思考整个社会及人类的发展与存在形式，这使作品具备了某种艺术审美的永恒性与超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