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辫：读鲁迅最后文稿

    鲁迅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大陆新邨九号寓所，他的最后文稿、未完成的杂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后称《想起》）作于两天前，即当年10月17日。

    在10天前，即当年10月7日，鲁迅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后称《关于》）。在《关于》一文中，鲁迅感于业师章太炎身后的寂寞，指出“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在《想起》一文中，虽然回忆到章太炎与吴稚晖论战的旧事，但着墨的重点，却并不在于章太炎，而是在于上世纪初、清末留学生在日本剪辫子这一“当时的大事”。

    “剃发垂辫”，即剃去头顶前部头发、后部结辫垂于脑后，是满族旧俗的男子发式。清代满族统治中国，这个旧俗就成为全体国民“逆者杀无赦”的“剃发令”。依汉族的旧俗，男子的发式正与之相反，是蓄发不垂辫的。因此，是臣服还是抗拒清朝的统治，辫子有无与是否下垂，就成为一标志。当然，辫子的有无，就关系到人头是否落地。清末留日的中国学生，是反清复明的主力先锋，他们酝酿革命的行动之一，就是剪掉这自1644年以来、统治了中国国民近三百年的辫子。所以鲁迅在《想起》文中说，“辫子究竟剪去了”原是胜利的表示。

    鲁迅在临终前夕想起“剪辫”这一历史往事，是因为在他的写作中（当然也是在他的历史意识中）“辫子”对于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20世纪的中国革命，戒除了既往传统的两个旧俗，一是男人的辫子，一是女人的裹足。鲁迅虽然也偶有文章谈及女子裹足，但绝不能比及他对男人辫子存亡的反复书写。1920年作的小说《风波》和《头发的故事》是以“辫子”的存废为主题的作品，而1921年作的《阿Q正传》中，“辫子”成为书中人革命与否的基本道具，而如何处理辫子不仅标志了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而且是革命盛衰来去的风向标。正如清朝施行“剃发令”、强制男子结辫子，民国则同样以强制手段，即动用警察剪除男子头上的辫子。清朝与民国对待辫子虽然有存废之别，但是围绕着辫子而施于民众的强制是一样的。《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正是毕生不能泯去这“不知道”的苦痛、悲愤，使鲁迅临终不能释怀于那在物质上已经被剪去了的“辫子”。“辫子”对于鲁迅，就是民清新旧制度对于民众的专制和暴力的象征。

    在清末留日学生中，鲁迅是拥护剪辫子的，因为这个理由，他也曾经成为民国的“爱护者”。他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想起》）鲁迅对于那些为了暂时应付或者迎合革命而剪辫，甚至只是将辫子盘在头顶的投机者，是很不屑的。在《风波》中的赵七爷、《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钱秀才，都是鲁迅辛辣讽刺的对象。赵七爷得到革命的风声就将辫子盘起来，再听到皇帝复辟又先知先觉地将辫子放下。钱秀才因为从未庄进洋学堂和赴东洋留学“遭了坏人剪辫子”，在村里只能拖一条假辫子见人，但等到革命风波到了未庄，他就把暗中养到一尺多长的辫子拆开来披散在肩膀上。当然，对于当年留日学生中的“盘辫革命”，鲁迅是最为讽刺的。1926年，在20年后专门回忆留学生活的《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开篇就写出日本上野樱花烂熳的时节，中国留日学生与樱花相争妍的“标致极了”的景观：“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

    然而，正如鲁迅并不将剪辫的行为认同为革命，他也并不是为了革命而剪辫。他之拥护剪辫而且剪掉自己的辫子，初衷就是在留学生活中“在实际上感到不便的，却是那辫子”。1900年，章太炎在日本剪了辫子，作《解辫发》文，声称“吴祝（束）发”“越劗（剃）发”，“余故吴越间民，去之亦犹行古之道也”。对于业师“行古之道”的“解辫说”，一同对于“行革命之道”的剪辫论，鲁迅都是很不以为然，而持反对观念的。在《想起》一文中，在长段转引了章太炎《解辫发》之后，鲁迅申明说：“我的解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方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卤门上，令人很气闷。”

    在清灭民立的历史转折时期，“剪掉辫子”是一件“革命的大事”，这无关瘙痒的头发的形态却标志着对新旧政府的立场和态度。然而，尽管对于清王朝强制“剃发垂辫”，临终前夕的鲁迅“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但是他却承认自己剪辫的理由仅仅限于“辫子实在不方便”，否认自己有关于“尊古”或“革命”的理由。鲁迅如此以自我生活的方便来看待作为“革命大事”的剪辫，是很不合于我们既往获得的鲁迅观念的。这既往的“鲁迅”是一个始终站在道义高地，冷血横眉的“民族脊梁”，他何曾而且岂能以自我生活的方便与否来看待革命或衡量社会善恶？

    然而，真的鲁迅正是这样一个以包括自我在内的个体生活的方便和自由为社会真义的鲁迅。他一生与之奋战的真正敌人，就是那些道貌岸然，以高尚道义为大棒刀枪的伪君子们。他将自己“爱护中华民国”的理由核定为“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其实是真正的告示了自己的人生观和社会态度。换言之，对于鲁迅，革命的正义不是实现某些政治家标举的宏伟远大的理念，而是切实地改善民众的日常生活，让民众从不方便的旧传统中摆脱出来，过上自然而自由的方便生活。

    与《想起》可以参照阅读的，是鲁迅作于同一年（1936年）的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后称《师父》）。在《师父》中，鲁迅记述他半世纪以前的最初先生、僧人“龙法师”，他笔下不仅对被传统道学视为大逆不道的“和尚纳妻”给予了深刻的人道同情，而且以由衷赞赏的笔调写出了“龙师父”及其儿子“三师兄”正因为破除了佛家色戒而表现出的平民生活的真性情和真福祉。两文相照，我们可以见到，真的鲁迅是真的生活的热爱者和追求者，他半个世纪的孤独，正在于他的真心常常被误解和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