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与风景

    1841年，英人托马斯·库克开始包租列车以组织大规模的团体旅游；1855年之后，他的公司相继开发了前往法国的跨国游、欧洲环程游乃至环球旅行。这位现代旅游之父认为，有别于去酒吧酗酒，旅行是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且能带来乐趣的活动。“整个世界、时代都在发展变化，如果还保持原地不动，那就无异于犯罪”。

    “列车，让我和你同行”

    在普鲁斯特眼中，火车旅行是神秘的。两地间的穿越“把大地上两个完全不同的个性联结在一起，把我们从一个名字带到另一个名字那里”，这种巨大的跳跃性却是汽车所不能给予的。从巴黎到巴尔贝克，虽然坐汽车会更舒服，这段旅程也会“更真实，因为会更亲切地、感受更深切地体会到大地面貌改变的各种渐变”，但是“归根结底，旅行特有的快乐并不在于能够顺路而下，疲劳时便停下，而是使动身与到达地点之间的差异不是尽量使人感觉不到，而是使人尽可能深刻感受到；在于完全地、完整地感受这种差异……”他显然更喜欢拥抱一种由突变而来的快感，而这种快感和神秘感在他看来只能由火车提供。

    在狄更斯的作品中，人们会不断遭遇这种风景突变，只是这种差异并不那么令人舒适。比如董贝先生在爱子夭折之后的旅行，他乘火车穿过山谷，越过河流，经过工厂，掠过荒原，然后看到行将坍塌的房舍，“在这些房间里，贫困和热病躲藏在许多可怜巴巴的形体里”。火车行进于乡村与都市、明亮与阴暗、富裕与贫穷之间，从而使既有的社会差异变得相邻而鲜明，产生视觉上的震惊体验。《董贝父子》似乎还暗示，肮脏低劣的物质环境与其居民的道德伦理有某种对应关系。整体而言，高密度地罗列不断变化的风景，在风景和空间的流动中彰显阶级差距，同时揭示主人公的情感波动，这正是狄更斯书写铁路旅行时的惯有风格。“狄更斯因此就拓展了对旅行的描写；通过这样的方式，狄更斯为这种写作建立起了一种标准，甚至后来算得上是一种常规”。

    在文化意义上，铁路旅行则成为人们寻找自我的重要途径。阿兰·德波顿认为：“在各种交通方式中，火车也许最益于思考：同轮船和飞机比较，坐在火车上，我们决不会担心窗外的风景可能会单调乏味，因为它们一直在流动；其速度适中，既不会太慢而让我们失去耐性，也不会太快而让我们无法辨认窗外的景观。在行进过程中，火车能让我们瞥见一些他人的私人空间，也能让我们回顾自己过去所有的得失哀乐。”飞机在空中大起大落，轮船亦与陆地隔绝；唯有火车，既不脱离人间社会，又能基本保持匀速，为观察、读书、思考与写作都提供了更为稳定的空间。爱德华·霍珀如此描述，“车厢里一片沉寂，只听见车轮有节奏地敲打铁轨的声音；这有节奏的敲击声和窗外飘逝的风景把人带入一种梦幻之中，我们似乎出离了自己的身体而深入一种常态下我们不可能涉及的地带，在那里，各种思绪和诸般记忆错杂纠缠”。或许只有在旅行中，在喧闹拥挤的火车站，我们会暂时摆脱循环僵滞的日常生活造就的种种安逸、陋习和拘囿，找到那个迷失的自我。

    波德莱尔不断梦想着能离开巴黎，终其一生，他都为港口、码头、车站、火车、轮船及酒店房间所吸引。在《忧伤与漂泊》中，他呼唤：“列车，让我和你同行！轮船，带我离开这里！带我走，到远方。此地，土俱是泪。”他想着去里斯本、荷兰、雅加达或者芬兰，却又立即担心目的地或许跟他久居的巴黎一样令人厌倦，可见他与普鲁斯特都渴求地域异质性促成的巨大差异感。他的其他一些诗歌也反映了这些内心冲突，如《旅行》《旅行的波西米亚人》《基西拉岛之游》及散文诗《在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等。在这些作品中，波德莱尔对旅行、移动之必要性保持了强烈的认同，他认为真正的旅行家乃是为旅游而旅游，他们永远不逃避宿命；他们的心很轻松，就像是一个气球；他们不知其所以，只是常说：“我们去旅行！”甚至是“哪儿都行！哪儿都行！只要在这个世界以外！”艾略特由此认为波德莱尔是19世纪第一位表达了现代旅行与机器之美的艺术家。

    因此，基于火车能够帮助实现的集体旅行、远距离旅行、思考式旅行、流浪式旅行，旅行成为现代生活的必需。旅行早已不只是一种业余消遣，一种工作之外的休息；旅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文精神。“到罗马去，成为另一个人。”歌德的这种旅行意识被认为是现代移动性概念的发端，那就是借助交通工具，到达另外一个遥远的、异质的目的地，去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这种意识逐渐发展为一个现代主体如欲完善自我，就必须得进行这种身体的、空间的移动，以之作为一种改变的可能和有力的促进因素。随后，英国上流社会贵族青年中开始流行一种修业旅行，或曰“大旅游”（GrandTour），他们将对风景的欣赏与吸收上升为一种文化趣味，将移动性视为一种半义务性质的必要行为。温迪·达比还注意到，在19世纪的交通得以改善之后，不只是富人，工人阶级和其他穷人对如画风景的需求也日益凸显，由此引发在湖区等地的阶级冲突。

    如今，以约翰·厄里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已将移动性确立为现代社会的又一个基本价值理念，就像平等、全球化、理性、个体等概念一样，移动成为每个人的基本权力。远离都市与工厂，在山区和溪谷中重新感受前现代社会的宁静，陶冶情操，这或许正是现代人观赏风景最根本的目的之所在。

    “我为什么不走，我为什么不走呢？”

    1876至1877年间，中国第一条铁路即吴淞铁路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运营。文人们纷纷前来体验，如潘钟瑞在《香禅精舍集》中之记述，“所过屯庄云树，不翼而飞。桑者闲闲，其行有若狂奔者。”才子们欲对风景投之以传统的审美与关注，身下所乘的高速轮车却轻易将其掠过。

    随着一些政府官员被派驻西方担任大使，加之19世纪90年代以后，铁路线在中国终于得到官方许可因而渐渐增多，文人的乘车经验逐渐得以常态化。“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中心忧。”为了适应飞转的车轮，离人与送者默默相望、依依别去的那种传统慢镜头加快了速度，顷刻间彼此都能转动上万次相思。不过，黄遵宪等人的这类作品显示出，一旦铁路延展了人的生存空间，就会有各种人伦情感努力将游子拉回；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铁路拓展得愈远，游子返乡的渴望就会愈发强烈。这显然不同于波德莱尔、普鲁斯特那种渴慕异质远方的探索之心。

    郁达夫是个例外；或许可以说，现代中国文人中对“风景”产生强烈观赏欲望的非郁达夫莫属。在他早年还比较贫苦的时候，就时时产生一种旅行的冲动，要是长久不出门，他就会感觉自己在精神上、习惯上都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在《感伤的行旅》中他如此急切，“……在一处沉滞得久了，只想把包裹雨伞背起，到绝无人迹的地方去吐一口郁气。更况且节季又是霜叶红时的秋晚，天色又是同碧海似的天天晴朗的晴天，我为什么不走？我为什么不走呢？”为了张罗旅费，或索要版税，或找人借钱，甚至卖掉妻子的首饰。郁达夫可谓移动性的积极实践者，他的浪漫天性和旅行冲动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性。

    1933年，杭江路（杭州至江西玉山）铺成，杭州铁路车务主任邀郁达夫遍游浙东，“将耳闻目见的景物，详告中外之来浙行旅者”，“以资救济Baedeker式的旅行指南之干燥”。郁达夫欣然允诺，此行始自11月9日，至11月15日止，他为之发表一组《浙东景物纪》，收入杭江铁路局“杭江铁路导游丛书”。无独有偶，1934年7月，应平绥铁路局局长之约，燕京大学的顾颉刚、郑振铎、吴文藻、冰心、雷洁琼等八位知名作家和学者考察平绥沿线的风景、古迹、风俗、宗教以及经济、物产等状况。冰心为此作《平绥沿线旅行记》，郑振铎则写就《西行书简》，一时间铁路旅行写作热潮涌现。吴晓东认为，“对铁路局来说，这是非常有眼光的举措，文学中对于风景的描绘往往是最好的旅游广告，也证明了在消费主义时代，风景的发现与文学艺术媒介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现代旅游业对作家的借重亦可见一斑。另外，此类风景描写有助于民众建构国族知识，完善对国家形象的想象，由此增强民族认同感。这种政治意义也得到了中西学界的认可。

    其实，即便没有铁路局提供免费乘车，郁达夫也是任自己走遍大好河山的。单单在1933年至1938年间，他还写过《杭江小历纪程》《游白岳齐云之记》《雁荡山的秋月》《闽游滴沥》（共六篇）、《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等作品，可见其游历之频、之繁。

    不过，郁氏的重大贡献不只是对铁路旅行游记这种体裁的开拓，而是他对“风景”的持续关注和书写，他并且是通过铁路旅行发现了“风景”。这还要回到他的自传性小说《还乡记》（1923）。自轻自贱、自卑自伤的主人公坐上了慢车，他的思绪很快被窗外的风景占据了。火车先是经过贫民窟，污泥、旧屋、破烂衣衫等纷纷呈现，人生疾苦虽凄惨，却让同样处于困窘之境的他略感安慰；然后是大都会附近的小镇，“平绿的田畴，美丽的别业，洁净的野路，和壮健的农夫”，令人愉悦、放松，与城市之污浊、紧张形成对照；接着还有穷人的坟冢，野桥，茅亭，古庙，农场，等等，主人公的心境忽起忽伏。再后来，一位农妇为正在田地劳动的男人送饭，一家三口共享休憩之欢欣。这幅幸福的合家欢乐图让他感愧于自己多年的漂泊与无能，以致竟起了跳下车轮之意。随后，再美的风景都无法激起他的兴致，最后他以一种“死刑囚上刑场”的状态走出车站。很明显，主人公的眼睛不断应对新的审美对象，他不能实现对“风景”的间离，总是迅速将情移入其中，却又无法快速抽身。“风景”由此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构成了一种具有独立性的要素，它甚至能左右人的命运，这就大大迥异于古典小说中对风景、环境有意无意的忽视，从而使其作品具有了鲜明的现代品格。

    吴晓东由此认为，“郁达夫的意义在于他正处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风景的发现的现场”。自《沉沦》而始，郁的作品中就充满了诗一般美丽的自然风景描写；而从《还乡记》来看，郁达夫显然还非常关注车窗外的人之风景，或曰作为风景的人。里尔克、柄谷行人曾分别指出，在现代西方山水画、小说的发展史中，“人”走进纯粹的风景而成为风景的一部分，这是有一段历程的。郁达夫的人景兼书可谓应和了这一发展趋势。

    另外，《还乡记》中进入风景的人或物呈现出鲜明的阶级差异。相比而言，狄更斯的作品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而《还乡记》中以作者为原型的主人公自伤自怜倾向过重。不过，郁氏将由风景引发的个人心境刻画得波澜起伏，读者亦可从中感知漂泊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之生存状态。可以说，在风景的不断变换中，火车旅行深刻而有力地影响了现代主体，其在火车上的心境一定程度上正是其个性与社会地位之再现。

    “一切都看厌了”

    伴随着铁路的普及与常态化，旅行变得越来越只是为到达目的地而进行。马拉美在1874年就写到，那些镇定而只专注自我的巴黎人根本不会注意到旅程中的景色，离开巴黎、到达有蔚蓝色天空的南方，这是他们唯一所在乎的。人们再也不愿观看车窗外似乎千篇一律的风景。几十年后，丰子恺在《车厢社会》（1935）中表达了类似的失望：“一切都看厌了，乘火车在我就变成了一桩讨厌的事。以前买了车票热烈地盼望车子快到。现在也盼望车子快到，但不是热烈地而是焦灼地。意思是要它快些来载我赴目的地。”可以说，对铁路旅行、对风景的厌倦其实是源自对重复性人生的厌倦，当时的丰子恺正“觉得世间一切枯燥无味，无可享乐，只有沉闷，疲倦，和苦痛，正同乘火车一样”，因此只是“在形式上乘火车，而在精神上仿佛遗世独立，依旧笼闭在自己的书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意义上的旅行者或许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约翰·罗斯金所言的“人身包裹”，他们仅仅是被火车传输到终点站，其离开、旅途、到达均不与穿越过的空间发生视觉上的沟通和交流。从蒸汽火车到内燃机、电力机车，再发展到子弹头般的动车、高铁，这些越来越快的交通工具在加速各地域之间的融合、推动临近城市同质化之时，亦会逐渐模糊人的地域归属感。“地理死了”（Geographyisdead），意味着由物理距离形成的摩擦、隔阂和多样性行将消失；又或许，伴随着各城市的旅游景观、商业中心和新城区等空间日趋雷同，“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终将成为现实。

    最后，就在人们开始依赖铁路深入游览各风景区之时，19世纪的英美等国却又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自然文学，其代表作家大多生活在荒野、沙漠、乡村、海岛等远离城市的空间。仅以英国为例，以吉尔伯特·怀特为先导，W.H.赫德森、理查德·杰弗里斯、爱德华·托马斯等紧随其后，他们坚持以前现代的漫步、散步等形式对身边的小村庄或如诗如画的自然风景进行细致入微的记录与刻画，向世人证明了“英格兰的力量在她的乡村”，而对风景的渴求正是这种力量的体现。由此，英美自然文学或可为中国当代的风景书写提供一种新的拓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