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废江河万古流

    一

    当今空调甚为普及之际，家中仍保留一台电风扇。老上海华生牌，老而不旧，操作简便，从未检修，半世纪如一地葆有万里无云的天蓝色，至今仍不舍丢弃，置放陋室阴闭角落，辅助空调，驱除楼内排泄设施不利之异味，尚能大派用场。约略是父母购于1962年夏。

    时逢海峡两岸空气紧张，我恰有幸获准从僻远宁夏回京省亲。那年头，如我等滞后孤陋黔首，不比弄电脑玩手机于股掌之今人，肩负历经几昼夜坐慢火车（是真坐，无卧）的一颗昏昏头脑，甫离北京站，乘车一路奔家，已能感受到满街皆说美国第七舰队与蒋介石鼓噪反攻大陆的气氛。

    彼时我北京的家还在市中心府右街与西单商场夹角闹中静的那座老旧私人小小四合院里，距北京火车站不过十余分钟车程。时值三伏天，热浪滚滚，人人昏懒，动辄大汗淋漓。按当时公例，我的探亲假连来去路程，总共不过两三周，父亲却顾不得对我这暌违数年的游女多作关照，一味匍匐案前，面对这台嗖嗖飞旋的风扇挥汗如雨地书写。原来，他暑假前刚刚应接出版社之约，正在赶译狄更斯的《游美札记》。

    这位19世纪少年成名的英国激进改良派小说家，在19世纪40年代曾作四五个月的北美长行（1842年1月3日出发，经7个昼夜海路颠簸登陆美国，6月7日登舟驶离），此书即于狄氏此次倦游归国两三月内完成。其中，作家对美国残酷不仁的奴隶制度仗义鞭挞，言词铮铮，声色极绝，向为文坛公认的高妙经典。在上世纪60年代初，海峡既已出现状况，向以审时度势、快捷机敏著称的上海出版人，立即行动，秉承上级意旨筹划出版此书中译本，以期从自家立身行业领域配合政治形势，为反击、粉碎美蒋阴谋阳谋效力。

    计划经济时代，按国家统一规范，全国主要只有两家出版社担负外国文学图书译作出版工作：江右，人民文学出版社；江左，上海译文。两家又依国别及具体作家作品各有分工。狄更斯的作品，划归上海译文名下。其时虽视域重点在其小说且已有数部面世，在当时客观语境之下，该社当仁不让，闻风而动，更是厉行文艺为政治服务之壮举。年近花甲的父亲接受此项任务，欣喜莫名地火速动笔。他似应属气盛血旺体质，天生畏热如虎，为助其趁两个月暑期完成突降译事，母亲特意添置了这台聊可降温，而在当时胡同人家尚未普及的电风扇。

    短短十余日的探亲假犹如电光石火，其间父亲及我各劳其事。我无暇就此书像往常一样同他交流，甚至也未做些许草稿抄写、查阅参考书、联系出版社之类跑腿杂事。只是在别京出塞后，从家书得知，父亲已于秋后开学前，向出版社交出完稿。再后，得知此书出版后，颇有反响，其中有关这位英国大作家当年揭抨美国奴隶制度的篇章已入高中语文课本。这是父亲北大西语系同事俞大絪、李赋宁、杨周翰教授等欣然赐告，父亲并未亲见，也未寻求载有此章节的课本。只是在此书出版前后的那两三年，此书及此译本也成为父亲教授大学课程的教材。他那时的几届毕业生也有多人以其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题材。这还是听父亲的1964届毕业生，日后与我同事的莎士比亚学者郑土生学友闲谈提及。数年前，在网上偶然一见与其同届或先后的李肇星等几位学友已发相关论文，才知这部算来并非狄更斯重要作品的译作，其时竟也曾为学界关注的一芥焦点。

    二

    说来惭愧，鄙人读书，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后正式入外文研究编译行之前，主要发自个人兴趣，对《游美札记》这部应归类为记实散文的作品，直到80年代之初才认真阅读并思考。那是在上译出版社重启外国名著经典数年后，再版50年代以降狄更斯系列，约我为此书写《译本序》之前。其时我甫完成小册子《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已为北京人民文学及上海译文出版的父译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及狄更斯《大卫·考坡菲》写过《译本序》。

    通常，应约出版社撰写译文序者，原书译者定当成为首选，但也有部分译者出于种种原因，对此并无兴趣。父亲从未就自己的译作发过序言。窃以为，这多半是他成长受教的时空以及他个人气质才情所决定。他本质上是凭直觉感受、阅读、欣赏名著，中青年时代，在研究方法上受西方已盛行的现代主义和英国新批评派影响；同时，中国重考据注疏和述而不作的千年传统又深植于他的骨肉。这不仅是他个人，也是他前后那几代中的优秀中国西方文学学者共有的学术特征，如今，或谓相当长期以来，颇受国内外国文学界忽略，以20世纪初、中叶以来从先西欧后苏联引进的理论为圭臬的论文之道，确实非其所长。50年代初，上海出版社方（记得起初是私家出版人，也是翻译家韦秋深先生主持）再版商务版《德伯家的苔丝》前，曾约父亲写译序，父亲虽也如其时各行业知识分子戮力学习俄语，追赶新潮流，涤弃旧意识，但勉力欲以革命文艺理论为文，却愧于力不从心，总难当所求发表水平。出版社似亦未另物色到理想高手，不得已翻译了一篇苏联某文学评论者论《苔丝》的短文，权充《代序》。还记得50年代末北京人文又再版哈代《苔丝》《还乡》以及初版同一作者《无名的裘德》时并无译序。80年代初，人文《苔丝》及上译父亲译《大卫·考坡菲》的译序，出自拙试笔，是在70年代末叶业余写作。

    当时京沪两家出版社能破例接受鄙人此等外行无名小辈斗胆试作，也是开风气之先。其时他们北有孙绳武、蒋璐、施咸荣，南有孙家瑨（吴岩）、包文棣（辛未艾）、方平等前辈，都是心胸开阔、视野高妙的著名出版人兼翻译家；敝人拙序都是经这些慧眼高手审定、认可，也是三生有幸。——以上应是题外话。这些拙作随父亲的译作面世后，得到叶维之、张万里先生等位惠赏，他们都是以少而精为特色的翻译家，又是从婴幼起鉴我成长的父执。不久后，我也为他们或他人的译序效过绵薄。而对自己女儿向来理所当然地吝用赞词的父亲却对我戏言曰:“你这是佛头作粪。看你可怜巴巴的，把我的稿费分给你一些吧！”这曾引起我立即强项顶撞：“那是非分所得，我挣一分钱也是我自己的……”当时我之所得，约是父亲的三十之一。——再上又是题外话，更属家室私密，本不足为外人道也！

    三

    正是在为《游美札记》作序而细读其80年代版译本时，无意间遭遇此书正文之外注释及《译后记》中的一些问题。

    序、跋、注、疏、评、批之类本是书册中正文之外的附加文字，今人有称之为“周边文字”者，古今中外久已有之。虽形态不同，功能各异，目的无非是增强原作与读者之间的沟通效果。在原作者和读者之间，包括编译评注各色人等，都可藉此空间针对原作品内容、艺术表现、作家个人及作品本身背景等诸多方面抒发己见。依学术自由规则，仅就译作而言，至少从19世纪末，严复、林琴南等中国翻译宗师大家早已在其领域独领风骚。时至20世纪前半期，多少令人景仰的翻译家和编辑家在攻错那些它山之石的过程中，也借助此方式，将自己手中那块美玉“盘”得更加温润！这些人因此也成为助读者深层接受原作的导师或助教。

    父亲于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上海商务印书版译作，托马斯·哈代著《还乡》和《德伯家的苔丝》虽无译序，但正文后单独排印了译者对正文的注释，篇幅庞大，约占全书十之二三。两年前，我在即将再版的父亲译作《〈弃儿汤姆·琼斯史〉译本序》中曾言及，父亲是以国人传统注疏的方法为他的译文做注，目的是使自己的同胞了解原著正文字面背后的历史、文化、文学、哲理、风习等诸方面、多层次的蕴意，并特别点出译者采用某些翻译手段（如译界共识的难点——双关语、歇后语的处理）之底里，也偶有表达译者对原作的评判。如此等等当然并非某公所言浅表性的“字典搬家”。这正似父亲在讲台上面对学生教授精读课时所做的功课，这也是他身为原有较深厚中国国学基底的英国文学学者，将毕生研习积累于心的成果外化的一部分。

    在社会文化尚处于迫切需要拿来泛读的历史时期，少有人重视此种门类的所谓学问。出版部门或许更是出于编排校印经济成本的考虑，近五六十年来，对于这类所谓周边文字，似更有尽力压缩简化倾向。值得感恩和庆幸的是，几乎父亲的每部译作，大多能得到知音出版家的格外眷顾，这些像正文一样也以译者自己心血凝成的文字，始终能在必要行间页面保留一席之地。直至1993年，时届90的父亲已缠绵病榻，人文社蒋璐先生率众前来探望，还和我们商量，倡议为他举行研讨会及专门出版其译作注释集的问题。父亲不愿给他人添烦，当时立即谢绝。同时我则立即悟出：难怪早年留学英国时就熟读过《苔丝》《还乡》原文的俞大絪先生得到父亲所赠译本后要说：“我就是要你的这些注！”这不也正像我们读自己国家的古典名著，在正文之外细读书页前后或每页左右上下甚至字里行间历代读者学人留下的那些注疏、点评、批校，总能从中斩获出乎意料的启发和知识一样？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上海北京等地出版人，无论再版原商务版《德伯家的苔丝》《还乡》，还是初版父亲其他新译作，包括《游美札记》，都未采用原商务版那种安排评注的形式，而是采取脚注，但条目数量多数大于寻常。我在为80年代版《游美札记》写译序时，从阅读其条目甚众的脚注，可见父亲在遣词运句、解疑释典过程中的投入与痴迷。——这是他在畅游每部书、每行文时所窃窃独享的翻译之乐、之幸的一部分。但是就在随正文逐页阅读这些脚注之间，也意外发现颇显异类的三四条目。诸如第三章作者在波士顿参观哈佛大学时盛赞它思想开放，不为宗教偏见所左右，同页下方的脚注立即跟进曰：作者为其表象所迷惑，该校实际上始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者参观当地公共慈善机关深受感动，又大加赞扬，同页即批注曰：作者是“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过分强调慈善机关的作用”。又如第十五章从加拿大乘船返回纽约途中，作者称许载乘的一条航船，并表彰了船长，言及在加拿大暴动的紧急关头，他曾用此船将英军运往战地，同页脚注亦曰：“这位船长无非是帮助英国统治阶级镇压当地人民的起义的。”如此等语句后，都一律缀有作者“做了不恰当的赞许”之语。虽不曾就此书和父亲做过何种交流，但自觉尚能辨识父亲平素行文风格的我，却就这些颇带蛇足印迹的字句询问过他。回答只是淡淡的“出版社加改的嘛，还有后记……”

    我当然也细读了译后记。此文署名破例以“译者”代替译者姓名，立足于对应侵略占领成性的美帝国主义60年代初对我国东南海峡两岸的举措，借古喻今做出揭露批判，其实这也是一种自由抒发己见的方式；但行文从整体脱离原作者的原意，显然是处于那时的主流语境当中对作者主观意图的位移与扭曲。我在撰写译序时也曾就此略带针对性地表述拙见。

    估计出版社当时在做这些加工处理时是无需和译者沟通的——很遗憾，我并未就此向父亲确认。时过境迁，二十年后这类文句只是读来颇感突兀生涩。也难怪80年代的编者按出版社的新体例删除原《译后记》，并接受我所写《译本序》；与此同时，也认可或删或改了前述60年代版译文中的几则脚注。

    四

    潮涨汐退，月缺月圆，时光又飞逝去了二十余年。其间，我在网上学习拜读过同行有识者对父译《游美札记》两种版本注跋的比较点评，认同拙译序中追寻该书80年代版仅以“译者”署名《译后记》所做“反思”，后又拜读山东大学学者孙迎春教授运用进化论于翻译研究的专著，领略其选用父亲译作为样例，述说并认同中国翻译家随时事变迁，改变个人翻译策略的过程。这种指认，不带褒贬，注重发掘翻译家的主体作用，当是著作者独具慧眼的卓识；唯其中一篇又直指此60年代版未具体署名《译后记》中“译者”那些表述，拜读后窃以为，作者似乎对于我国特色语境下，作品出版刊行，除著译者个人伏案执笔、青灯寒窗等等个体劳作之外，其他环节和过程中种种合力作用与纠结有所忽略。

    2013年，上海译文社又出《游美札记》新版，装帧大方雅致，粗读印象是从正文到序注全照80年代版制作。无暇细读，亦未作任何反思。然匆匆掩卷，脑际又闪过数年前网上拜读评比此书80年代版注跋的“周边文字”说，以及此书出版60年间20年左岸20右岸再20年中流之事实，顿起正思：

    其一，书写任何文章，需首先定位其所指，辨明主次。含混处理，错的放矢，应尤为写批评文之大忌。在书写过程中仅从此书到彼书，从此页面到彼页面往返冲滑，似沾粗疏之嫌。苟能在书里书外多管齐下，钻入书内阅读、比较、下笔、结论，跳出书外调查、采访、参照、搜集再行定笔，或稍可免减草草错指、冤指，辨明清浊。“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未及前贤更无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圣贤哉，子美宗师，所言真宜诲人、慰人！吾辈应时中外文化贤学者汲汲渴饮异邦天书秘籍之际，当无不屑于自珍千年古训乎！

    正思之二：常言“文章千古事”，商品经济时代，著译作品，出版图书，无形中早已纳入商品行藏。难道它们一旦赋有此性，就失去恒久生命力？固然，科学宇宙观早已下定万物动变结论。身为万物之灵的古今之人在动中方显其灵。然相对而言，各物有灵无灵者，是否都应且都在瞬息万变？至少，在发展至今这万千年的人类文明桥段，事事物物是否都需随此规则运动？古今中外多少经典名作，甚至仅只是片言只语的成谚铭文，一旦出世，众口传诵，恒久未变。为何一些今文就需要效华服、豪车、化妆品、网络语，在时潮中不喘息地更改、淘汰、废毁、湮没？设若一篇文、一本书在作（译）者和其外上上下下每个相关参与者，如《游美札记》2013年版授意编辑策划等诸君，于运作环节之中就曾慎重正思、反思、深谋、远虑，而非仅简单在文字浅表冲浪式往返，却待几十年后反思，或在又几十年后再做反思之反思，它们是否也会像我家那台老旧电风扇一样，虽为商品，生命力却相对持久，历经沧桑，尚可派上用场？固然，反思终比无思为优，甚至可贵；但似也不应滥用，以致成为轻薄从事、无视担当之开脱。

    文章千古事。此文章当然主指那些高文典册。今日抖出这点不足挂齿的往昔译事家常，虽细琐寡淡，然确涵拳拳私衷，或仅可供自身一己之诫。

    往昔亦为历史。历史即有江海风云之浩荡，又有草芥灰尘之细琐。千古文章，无论巨细，多非一日之功。“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江河兮？微尘兮？其实均无违物质不灭之常道。今日吾辈为文者，苟不妄图一时之功利，不轻下转瞬之结论，则吾国吾民幸甚，举世人类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