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写《神拳考》

    多年前我上大学时，在口腔医院实习过一年，住在草岚子胡同的宿舍里。不远就是西什库教堂。教堂不对外开放，到现在我也没进去过，但我知道大门前就是当年义和团的战场。毕业后我有一段时间在新侨饭店里面办公，所在的东交民巷曾是义和团的另一处战场。后来公司搬到大华路，离那儿仍然不太远。这都使我感觉到与义和团有着某种空间上的联系。另外还有一层时间上的联系：我生在五十年代末，与义和团相隔不过两辈人而已，那时候有些团民还活着，有人做过田野调查，后来编入《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一书。我即使离开北京，偶尔也会想到这件事，譬如有一回独自走在巴黎街头，忽然记起义和团揭帖里的“大法国，心胆寒”，一时颇有滑稽之感。

    以上所说，当然不是我写《神拳考》的缘由，只是表明一向对此不算生疏罢了。现在回头去看庚子年间义和团民以及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想法做法，用愚昧、可笑这些词汇来形容未免过于轻巧，因为毕竟隔着一百多年时间，说起来已经相当遥远；但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发生时，世界上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已出版，欧洲甚至都到“世纪末”了；在中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均已发生，出国的留学生有些已经学成归来，外国的设备、技术和各种“洋货”也被国人广泛地使用，在这一切之后再有义和团这种事情，让人觉得又太晚了，与我们相距不过一百多年时间。这似乎相互冲突的两种感觉，使我想到这桩事情还不能够轻易遗忘。

    然而关于义和团运动，别人已经写过很多东西，我既没有兴趣重复，更不想做什么翻案文章，所希望的只是能够另外说出一些话来。怎么办呢，我先尽量多找些书来读。义和团运动的史料，一九四九年以后整理出版得非常齐备，我特别留意的是当年的上谕奏稿、函牍文告、笔记杂录之类，一总有七百多万字。通读一遍之后，我发现有好多材料为后来史家和论者所不取，而且并非遗漏所致，倒更像是有意如此。譬如在一本《义和团史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在义和团自己的文献中就有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前半句是空话，后半句却说明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的真情。”我觉得这么说当然也是情有可原，因为在史家眼中，历史所呈现的应该是一系列针对我们的意义，决定是否值得记录的标准即系于此。而当年的田野调查亦未涉及所谓“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的问题。论者往往跟着史家说话，立场也就一样了。然而我既非史家又非论者，所以由得我从别一角度去看问题。

    我一直盼望能够读到一部“人类愿望史”或“人类信念史”之类的书，这应该是与通常的历史相并行的另外一种历史，只不过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后人赋予的意义，而是当事人的动机。查尔斯·麦凯所著MadnessDelusions（《疯狂的妄想》）一书，中译本题为“人类愚昧疯狂趣史”，似乎略有此意，不过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页，而且“疯狂的妄想”乃是后人的定义，当事人自己未必这么认为。我自愧写不出一本这样的书，但这个想法与前面所说读到《义和团史料》序时的感受是一致的。回到义和团这件事上，从一种角度看是当年人物的“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从另一种角度看也许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反倒可能正是值得重视的原始材料；因为“假话”等等恰恰体现了他们的某种愿望和信念。而这些愿望和信念在酿成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或者说在造就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不可以低估。这就是我说过的：“如果没有‘神助拳’，还有没有‘义和团’。义和团要是事先知道自己法术不灵，他们是否还会那么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众要是事先知道义和团法术不灵，是否还会把希望（至少是一部分希望）放在他们身上。这都是我想弄明白的，也就成了我写这本书的入手之处。”而这也就有可能写出一本与以往的相关历史著作完全不同的书了。我用的都是历史学家基于前述原因弃而不用的一些材料，但是，已经被他们证明是后人伪造的，譬如《景善日记》，我也一概不用。总而言之，这本书里并没有任何“独家秘闻”，所使用的材料则无一处无来历。以虚构的方式去接近历史真相，不是我想走的路；而且我认为那样反倒会背道而驰。义和团这件事已经附会了后人太多的传说色彩，虚构与想象只能添乱。再说，真实的史料记载或许比小说家所能写的还要有意思得多。我们面对的这一段历史，是中国自来少见的幻想与现实、希望与失望相互混合交织的时刻。记得拉丁美洲有所谓“神奇的现实”，作家们写出不少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名著，义和团运动似乎说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神奇的现实”。

    我曾写道：“历史向来只管结果，不管动机；面对历史，一个人当初想法如何，意义仅限于他自己。不过动机或思想，尽管不一定能够用来对其行为做出评判，却有助于人们理解。前者面对‘如此’，后者则涉及‘何以如此’。”我们可以把动机分成大动机和小动机。历史学家很关心大动机，他们甚至经常赋予当年人物这种动机。至于小动机，对历史学家往往没有什么意义。而我写的是一本关于小动机的书：具体到某个人，就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干。不忽视小动机，当年人物的举动才合情合理。我关心的主要是“合情”，还不是“合理”，合理的事是历史学家经常考虑的。但是，合情才能合理。一个义和团团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面对八国联军或清兵的枪炮，对他个人来讲，这是最大的一件事，他把命都搭上去了。义和团运动长期被定性为“反帝爱国运动”，我丝毫无意更改这一定性，那些团民的确是在“反帝爱国”，但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似乎又不仅仅为“反帝爱国”所能概括。

    作人《知堂回想录》中有两段记载，很有意思。其一是：“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庚子事变后的第五年，当时人民创痛犹新，大家有点谈虎色变的样子，我们却是好奇，偏喜欢打听拳匪的事情。我们问客栈的伙计，他们便急忙的分辨说：‘我们不是拳匪，不知道拳匪的事。’”其二是：“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捷了当道：‘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但是讳莫如深也好，翻然悔悟也好，都有一个“前身”，吸引我的正是这些人此前此后的心态变化。义和团民曾经是什么想法，朝廷和广大民众曾经是什么想法，怀抱这些想法的人们曾经如何行事，最终他们又怎样面对与自己想法大相径庭的现实，关于这些，有很多话值得一说。前面提到“神奇的现实”，何以至于如此，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我首先看重的是“因”，其次才看重“果”。所以这本书里很少评价，也很少结论；一来没有这个本事，二来也没这个兴趣。我的努力可以说是在相反的方向上，比如由心态追溯到思维方式和文化本质上去，诸如此类。

    当我们肯定或否定、赞美或批评历史上的某些人或某些事时，我们其实置身事外；与此相反，《神拳考》是一本“设身处地”的书。然而，在设身处地地体会时，我们未必认为也要像当年人物那样做，或只能那样做，甚至应该那样做，我们反倒可能认定自己不会那样做，而不那样做就需要在知识、思想、学问、修养等方面与他们不同，需要做一些修正和补充，这就涉及整个文化背景的问题了。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