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哈桑·拉吉布先生交往的日子

    中国与埃及1956年5月30日正式建交，至2016年5月30日，便是整整60年了。为了纪念这值得庆贺的日子，两国政府议将2016年定为“中埃文化年”。学长刘元培将埃及驻华使馆的“约稿函”用电邮转发我们，邀我们写一篇回顾与埃及朋友交往的文章。但提起笔来，一时还颇费踌躇。碰巧前几天，我们从电视上看到埃及总统塞西主持启动“新苏伊士运河”通航的报道。“新苏伊士运河”是在原193公里长的河道北段开凿的、与原河道平行的长约35公里的新河道，与之连接的37公里长的旧河道也被拓宽、疏浚，这使原只能单向通航的河道变为双向通行，从而大大提升了过往船只的数量与运输效率。塞西总统称这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国家项目”是“埃及奉献给全世界的厚礼”，其蕴含的深远的政治、经济意义不言而喻。在一面面迎风招展的彩旗的映衬下，在过往船只欢快的汽笛声中，埃及战斗机群呼啸而过……那庄严、宏伟的欢庆场面，将我们的思绪拉回到近六十年前，一位慈祥的老人的身影浮现在脑海。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吉布先生。

    我们第一次见到拉吉布先生，正是在近六十年前——1956年的秋天。我们进入北大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不久，便爆发了“苏伊士运河事件”，由于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以三国悍然出兵入侵埃及，激起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愤怒。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游行。我们用刚刚学会的阿拉伯语呼喊着“声援埃及”的口号，走在北大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在埃及驻华使馆门前，一位高年级同学代表北大师生，用阿拉伯语宣读了支持信。拉吉布大使站在使馆阳台上，向游行队伍频频招手，并不时将双手握在一起高举过头顶，我们懂得那是表明：埃中两国人民，决心团结在一起，为正义与和平而斗争。“苏伊士运河事件”一下子拉近了中埃两个文明古国的距离，也为我们的学习增添了新的动力。我们除了关注战局的发展，搜集相关资料出壁报、写传单之外，也更自觉地投入了阿拉伯语的学习。后来，我们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集会，并应邀去政协礼堂听过拉吉布大使做的有关苏伊士运河战事进展的报告。那时，我们连阿拉伯字母都未学全，自然无法直接听懂报告内容，但我们却那样专注，努力从中分辨出学过的词汇，记得听得最清楚的两个词便是中国、埃及。

    那时，我们多么希望毕业后有机会去埃及工作，为加强两国人民友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然而，这个愿望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连续在好几个阿拉伯国家工作了二三十年之后，才得以实现。我们到埃及后始知，哈桑·拉吉布先生在开罗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传奇式人物：他于1911年出生于亚历山大一个名门望族，1933年自开罗大学工程系毕业后，又去法国进修，获博士学位。他一生中经历过多种角色转换，都取得骄人成绩：他参过军，出任过首任驻美国武官，主持过国防部军工生产局，官至少将；1956年出任首任驻华大使后，又相继担任过驻意大利、南斯拉夫大使；离开外交界后，又担任国家旅游局顾问，出版过近30种学术专著；在旅游局工作期间，他除热心关注埃及旅游业的发展与建设外，更潜心研究失传了几千年的法老时代的纸莎草纸的生产工艺，并获得成功。他无偿地将制作这种纸莎草纸的技艺献给国家，被誉为埃及“纸莎草纸工业之父”。那时，仅在开罗，生产这种仿古的纸莎草纸的商店与作坊就超过8000家，不仅解决了大批人员就业问题，而且，这项工艺还成为埃及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这些杰出成就与贡献，使他成为埃及唯一两次获得一级共和国勋章的人。

    开罗近郊尼罗河中的雅各布岛上，有一个“法老村”，是开罗著名的旅游景点。一个假日，我们和使馆的同事慕名前往。买门票时，发现少收了钱，向工作人员询问，始知这“法老村”竟也是拉吉布先生主持修建的，而且自落成之日起，他就专门交代：凡中国游客一律八折优待。工作人员解释说：“拉吉布先生是埃及首任驻中国大使，他喜欢中国。”在“法老村”，我们乘坐被称为“时光小舟”的由拖船牵引的浮台，沿着象征尼罗河的弯弯曲曲的河道，浏览法老时代生活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男男女女如何耕作、狩猎、织麻、酿酒与制作这逾千年不腐不蛀的纸莎草纸。我们还看到五千余株法老时代生长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花木。那时的尼罗河流域，纸莎草与荷花这两种植物是很多的，古埃及神庙和陵墓的石雕上，常有纸莎草和莲蓬的图案，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两种植物都相继在埃及灭绝了。研制纸莎草纸生产工艺时，拉吉布先生走遍尼罗河三角洲，也没有找到纸莎草，便溯尼罗河而上，终于在苏丹境内找到并将它重新引入埃及。而荷花，则是拉吉布先生从中国引进的。我们在“法老村”中，看着艳丽的荷花、翠碧的荷叶，傍着岸边依依垂柳，仿佛又回到了中国的江南……

    在“法老村”的展厅，我们仔细观看了拉吉布先生任驻华大使期间的照片，包括向毛主席递交国书，“苏伊士运河事件”时他与彭真、郭沫若等领导人在天安门上参加百万群众声援埃及的集会，等等。工作人员见状笑着走过来，我们告诉她，当年我们也参加了那次集会。她笑着说：“如果拉吉布先生知道你们来参观，他会很高兴的。”我们忙问：老人家身体可好？她笑着说：“拉吉布先生虽然80多岁了，精神却非常好，每天都去市内拉吉布纸莎草研究所上班，也常来这里。”她还指着一张拉吉布先生同周总理的合影说：“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一个美国游客曾提出愿出3000美元购买这张照片，因为那上面有周恩来亲笔签名，被拉吉布先生一口回绝：100万也不行！”

    由于感念拉吉布先生的情谊，我们写了《“时光小舟”长载友谊》的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

    后来，在准备接待国内一个重要代表团时，埃及方面把参观“法老村”也列入访问日程，拉吉布先生得知后，约我们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纸莎草研究所，想听听代表团有什么要求，以便更好地接待中国客人。研究所设在开罗尼罗河边的一艘轮船上，我们如约走进拉吉布先生的办公室，意外地发现，他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张从中国带回的半旧的黄杨木小桌，上面摆着办公用品和与世界其他博物馆来往信函。桌前有两把木椅，宾主便隔着小桌相对而坐。拉吉布先生出身名门，本人又是博士、将军、学者、外交官，在一般人眼中，早该是家财万贯的富翁了。然而，他却这样简朴，就像开罗大街上遇到的一位普普通通的平民长者。但是，同他一交谈便会发现，他虽已满头白发，却依旧集学者的博学、军人的干练和外交官的机敏、睿智于一身，而又不失平民百姓的质朴与谦和。他对代表团的要求问得很细，一再表示他在中国时，中国就是他的家，他希望中国客人到埃及也像回到家一样。

    谈起在中国的日子，他谈得最多的是周恩来总理：“从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就认定他是我的朋友和老师。他博学、真诚、谦逊，让你打心眼里感到他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人。”他说，从那以后，他碰到问题，第一个想要请教的便是周总理。每次周总理都是同他商量、讨论，没有丝毫大国总理的架子或外交界惯见的圆滑与虚伪。因此，他同周总理谈话，也总是直来直去，从不用外交辞令，感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也坦率提出。他回忆说，有一次，他看到北京市民把城墙上拆下来的城砖搬去盖自己的房子，便向周总理提出：“你们中国人看惯了这些古城砖，或许觉得它很普通，但在我们外国人看来，它却是东方古老文化的一部分……”周总理听后马上说：“拉吉布先生，你批评得对，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并立即打电话要有关部门制止这种行为。拉吉布感慨地说：“这就是周恩来！他总是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和你平等地交换看法。难怪他能赢得全世界的尊敬。”

    我们问起一位游客想购买有周总理签名的照片的事，他笑着说：“如果是别的东西，我可以送给他，但那是周恩来总理签名的照片啊！周恩来是我最崇敬的人，我在中国任职三年多，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对我的一生都有巨大影响……”

    那次中国代表团访问“法老村”时，拉吉布先生亲自陪同、讲解，使每个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访问结束，他还送给每人一幅他亲笔签名的纸莎草画。

    熟悉哈桑·拉吉布先生的埃及朋友，无不对他执著的工作热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赞不绝口。他早已功成名就，独子在美国做医生，他完全可以去美国尽享天伦之乐。但他却舍不下“法老村”——这还是他1979年赴美探亲时，参观迪士尼乐园受到的启发。自然，他也舍不下他的纸莎草研究所和埃及旅游业。他说埃及虽不富裕，却有丰富的尚待进一步开发的旅游资源，他愿为祖国的繁荣与发展再出一把力。我们在埃及工作期间，曾多次同拉吉布先生促膝畅谈，从他身上感受得最深的，也正是他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国的友好和对周总理的崇敬。他在我们的纪念册上题过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只要有可能，就应当工作，尽其所能，建设他的祖国。这是衡量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尺度。如果一个人停止对他的民族、他的国家奉献，他的生命便失去意义。

    他说：“这是我的信条，也是我从我的朋友和老师周恩来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名言及他的言谈举止中，学到和感悟到的真理。”

    拉吉布先生2004年1月11日病故，享年93岁。他不仅身体力行地为他的祖国奉献了一生，也为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做过杰出的贡献。

    如今，看到塞西总统主持启动“新苏伊士运河”通航庆典的宏伟场面，我们不禁又想起近六十年前“苏伊士运河事件”时，那些令我们终生难忘的日日夜夜。为开凿运河，1858年12月，西方掌控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开始在埃及强征贫苦百姓充当劳工，在沙漠上冒着酷暑，日复一日地进行挖掘。由于伙食粗劣，饮水缺乏，工具简陋，劳动繁重，而防护与卫生条件又极差，一批批劳工因脱水、劳累、饥渴或伤病猝然倒下，特别是1863年与1865年伤寒与霍乱大流行时期，工地上的死尸都来不及掩埋。据史料统记，至1869年11月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止，将近11年的挖掘进程中，共有12万劳工倒毙在运河工地上，平均每开凿一公里运河，就有七百余名劳工丧生。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啊！可以说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人民用血肉、用生命开凿的。然而，通航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它所赢得的丰厚利润全都为西方掌控的“运河公司”吸纳，落入了西方殖民者的腰包。甚至在埃及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运河公司”依旧是西方殖民者插在埃及肌肤上的吸血管。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总统宣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是完全正当的举措。英、法、以三国竟置国际舆论于不顾，公然合谋对埃及动武，怎能不激起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呢？！我们这批刚跨进大学校门的学生，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所激起的时代大潮的推动下，也和老师、学长们一起，关注事态发展，出壁报，写传单，参加游行与集会，声援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至今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哈桑·拉吉布大使做的有关苏伊士运河战争形势的报告中，提到这样一则实例：英法军队对塞得港狂轰滥炸后，又实施大规模空降，开罗百姓义愤填膺，自发组织敢死队前往支援。一位14岁少年给父母留下一封信，也追随前往。他和敢死队员们一起奋勇杀敌，直到最后胜利……正是在那记挂着埃及，特别是塞得港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不眠的日日夜夜，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肩头的责任，迅速地由青涩、幼稚、不谙世事的少年，向勇于担当、努力进取的青年时代跨进了一大步。

    如今，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化作眼前这欢庆“新苏伊士运河”启动典礼上的宏亮的歌声、笑声、汽笛声……怎能不令我们感慨万分呢？

    而且，我们得知，包括兴建公路、机场、港口及连接西奈半岛与尼罗河三角洲的多条新河底隧道在内的“苏伊士运河经济走廊”建设规划也即将实施，而这一宏伟规划，也正与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相契合。我们想，倘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吉布先生得知这一切，也当回眸笑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