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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5月04日 星期三

    怎样读《明夷待访录》

    段志强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5月04日   08 版)

        《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部名著。这部书对三代以后、尤其是明代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且在对儒家政治理想进行重新阐释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新的制度构想,是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最高成就之一。它不仅引起过学者的兴趣,更曾被政治人物所利用,而参与到近代中国的实际政治进程之中。

     

        一

     

        《明夷待访录》的作者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得年八十六岁。黄宗羲的一生,正值晚明清初这个剧烈变动的特殊时代,而他又往往处于时代漩涡的中心,亲身参与过许多重大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政治作为还是思想著述,都带着那段历史的鲜明印记,因此他的生命极富光彩,完全有资格成为十七世纪中国的代表人物。

     

        黄宗羲在晚年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入清以后,随着明代复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黄宗羲逐渐潜心学问,著书数十种,在很多领域都有极高的成就。在刚刚开始著述生涯的时候,黄宗羲首先要做的就是检讨明朝灭亡的原因。顺治十八年,他写了《留书》,康熙元年起,他删去《留书》中比较激烈的部分,又加以大幅扩充,次年完成,这就是《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共有十三篇,最受后人瞩目的是前五篇:《原君》重新定义君主和皇权,强调政治权力本为天下公器,并非一家一姓所可私有;《原臣》论述大臣的职责,主张臣下的任务在于与君主共治天下,而非皇帝之家奴;《原法》追溯法度的通变,提出三代以后的法都是为了满足君主的私欲而钳制天下的,乃是“非法之法”;《置相》探讨相权的意义,主张尊崇士大夫出身的宰相,在制度上形成制约皇权的力量;《学校》设想各级官学在新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在黄宗羲的理想中,学校除了教育之外,更有议政和批评政府的权力,同时也是文化和学术的管理者。

     

        这五篇互相支撑,浑然一体,既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哲学,也是一套基本完整的制度设计,所体现的则是黄宗羲努力复兴原始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概括起来,这种政治理想大致包含如下方面:第一,君权仅来源于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从皇帝到大臣,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君权并不神圣,臣民对君主亦无绝对义务;第二,士大夫是社会治理的中坚阶层,是君权的执行者,也对君权构成制约关系;第三,社会应在儒家伦理原则的轨道上运行,并由士大夫负责保证。

     

        其余的八篇,系针对明代政治的弊病,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取士》是科举改革的蓝图,主张考试和人员的任用都应当多样化,应以实用为取士用士的准则;《建都》批评明代建都北京的失策,认为应都于金陵,如此可以免受北方外患的直接冲击,也可以缓解江南的财赋负担;《方镇》主张强化边防单位的自主权,甚至允许其首脑世袭;《田制》论述土地制度的改革,认为可以通过土地分等、实物征税、简化税种等途径,逐步恢复井田制,达到减轻人民负担的目的;《兵制》是军事改革方案,主旨是文人领兵、兵民合一;《财计》讨论金融和财政问题,主张废除金银、辅用纸钞;《胥吏》针对明代的胥吏之害,主张任用文人为吏,打破官与吏之间的身份壁垒;《阉宦》要求削减后宫的规模,限制皇帝的私欲。

     

        二

     

        明代自万历以后,由于政治控制的放松、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繁荣,再加上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输入,历史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传统的新特征。在思想领域,阳明之学传衍流行,在阳明后学中广泛出现了肯定私利和欲望的思潮,对以程朱理学为主的正统意识形态构成巨大挑战;在经济领域,工商业空前发展,私人占有的财富大量增加,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利益争夺也随之激化,尤其在矿税等问题上,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引发了普遍的社会矛盾;在政治领域,一方面是皇权高度集中,附着于皇权的宦官成为政治的毒瘤,另一方面,官僚士大夫乃至在野文人的政治热情持续高涨,双方彼此角力,晚明政坛给人以十分焦虑而紧张的感觉。

     

        在晚明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几乎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杰出的人物,风气似乎也十分自由,社会成了各式思潮和人物表演的大舞台,但是,在正统儒家的观念看来,这种自由和多样,其实只是衰世的“乱象”,是不足为训的,而明代的亡国,就是“乱象”的顶峰。这样,入清以后对明亡进行反思的思想家就同时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是剖析明代政治的弊病,提出良好政治的新标准;二是回答晚明提出的新问题,重构社会秩序,重建意识形态的权威。这就是《明夷待访录》所面对和试图解决的问题。

     

        “明夷”是《周易》的第三十六卦,卦象坤上离下,孔颖达疏:“夷者,伤也”,意思是光明受到了挫折和压制。《序卦》又说:“明夷,利艰贞”,是说君子在面对明夷的境况之时,应当“知艰难而不失其贞正”(程颐《伊川易传》)。“待访”的说法则来源于周武王访问殷商遗臣箕子,箕子陈述了治国的方略而为武王所接受。

     

        本书既名“待访录”,那么作者究竟想要“待”谁人之“访”,立刻就成为一个问题。一种说法认为,身为明遗民的黄宗羲,其实是在等待着清朝君主的来访。这种看法由来已久,乾隆时候的全祖望表示过赞同,后来章太炎、陈寅恪等也持此说。另外一些学者,如梁启超等,则认为《明夷待访录》是为“代清而兴”者设法,作者所等待的是盼望中的清朝之后的王者。还有一些学者推进了梁启超的推测,并将“代清而兴”者具体为郑成功等等,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黄宗羲在写作《明夷待访录》的时候,根据胡翰“十二运”的说法,认为二十年后将会迎来治世,而且是孔子之后的第一个治世,可望恢复“三代之盛”,他的这部书正可作为治世的为政纲领,起到与箕子为周室陈述大法相同的作用。对于“十二运”,黄宗羲恐怕也是宁愿信其有的态度,总之是渴盼太平盛世的来临,而未来的治世不仅应当驱除异族的统治,更要取消战国秦汉以来的弊政,实现儒家的社会与政治理想,至于创造这个治世的人物具体为谁,其实并不重要。对于像《明夷待访录》这样的作品,我们能够领悟到作者在乱世中期待善治、在困境中发愤著书的苦心孤诣即可,似乎不必执着于类似“《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动机”这种聚讼不已的问题。

     

        三

     

        《明夷待访录》在清末之前流传不广。梁启超曾说此书在乾隆时被列为禁书,但是现存的几种禁毁书目里面都没有著录,大概是他误记了。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假如清朝官方能够得到这本书,那么它一定不会幸免于“全毁”的命运的。

     

        到了晚清,随着政治改革的讨论日益公开并逐渐成为朝野上下的中心议题,《明夷待访录》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较早的如郑观应《盛世危言》就有《原君》《学校》等篇目,议论虽不尽与黄宗羲相同,但受到《明夷待访录》的影响则是肯定的。此后的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革命家如孙中山、陈天华,乃至清朝大臣如张之洞、民国枭雄如蒋介石,都对这部书称扬有加。自然,也有不少人站在绝对君权的立场上对《明夷待访录》口诛笔伐,唯恐其成为“平权自由”的“借口”。尤为重要的是,它不但在政治思想史上起过催化的作用,而且被应用到实际的政治斗争当中,成了新型政治理念的宣传品。梁启超说他们在鼓吹维新的时候曾经将《明夷待访录》节钞散发,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也曾印送《原君》《原臣》等篇推动革命。

     

        正因为《明夷待访录》在近代史上如此风行,人们对它的理解和定位简直是五花八门,争论至今未息。政治家对它的解释,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目的,可以不论;学术界较为流行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它是一部“民主主义”的作品,因此具有“近代”或者“启蒙”的色彩,一种则认为它虽有思想上的突破,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致”,但是仍在儒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这两种观点看似针锋相对,但究其实都暗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历史应当朝着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现代”发展,而“现代”和“传统”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只有突破了传统,才有可能到达现代。上述两种观点的区别,只是在于《明夷待访录》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什么位置:是仍然停留在传统之中,还是已经开始过渡到现代?说到底,都是在“现代化”的坐标系里打转转,而这个所谓的“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标准的。今天我们再来读这本书,大可不必受各式概念、理论和框架的束缚,尤其不必戴着西方眼镜,来观察这部地地道道的“中国作品”。

     

        黄宗羲不是儒家的叛逆者,亦非孤立出现的思想界“彗星”,《明夷待访录》明显地有着孟子、苏洵、方孝孺等人的思想痕迹,与作者约略属于同一时代的顾炎武、王夫之、唐甄、李三才、魏禧等人都曾提出过与《明夷待访录》相近似的许多观点,所以黄宗羲只是灿若群星的古代思想家中较为明亮的一颗,既无所谓“突破传统”,也无所谓“走向近代”。

     

        秦汉以后,儒家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以至于不少儒者渐渐沦为权力的附庸,乃至甘心做皇权的工具。对于这样的人,黄宗羲一概斥之为“陋儒”。《明夷待访录》从政治权力的本质入手,重新定义了君与民、君与臣的关系,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等思想,都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而足以成为普遍的规则,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来源于儒家的三代理想,而原始儒家的政治观念,自然也以政府的良好运转、社会的秩序稳定、人民的生活富足为目标。如果《明夷待访录》与西方的某些政治观念相通,只能说明人类在面对同样问题、追求同样价值的时候,会进行相同或者近似的思考,《明夷待访录》能够接触到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并且以儒家的方式提出了有见地的回答,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了《明夷待访录》的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黄宗羲全集》也有收录。比较容易找到的是两种注释本:孙卫华的《明夷待访录校释》(岳麓书社,2011)和段志强的《明夷待访录(注译)》(中华书局,2011),读者都可以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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