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段云章老师

    大年初六（2016年2月13日）晚，得知段云章老师当日去世的噩耗，惊愕而心恸。尽管段老师身体一直不太好，前此还报过几次病危，但都奇迹般地挺过来了。他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因为他还有未了的心愿，还惦记着那些尚未完成的课题。他的生命早已与学术融为一体，正是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增强了生命力的韧性，因此我总以为他不会轻易放弃，但事实是残酷的，他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一生钟爱的学术事业，也许油干灯尽之时，他还带着些许莫名的遗憾，留给亲友门生的却只是无尽的哀思。

    最早知道段老师的大名，是在30年前上大学时，因为学历史专业，得知中山大学历史系有位同乡前辈段云章教授，是研究孙中山的专家。读研究生之后，才开始对段老师的学术研究有所关注。当时，正是段老师学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不但出版了专著《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与邱捷教授合著），还连续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发表《评1913年孙中山访日》《孙中山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23年后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等系列论文，将民国以后孙中山的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在群贤毕集的孙中山研究学界傲然占据一席之地。

    与段老师有较多的接触，是在中大历史系读博士的三年。那是移动电话还属奢侈的“大哥大”时代，要找段老师，就直接到他在中大校园蒲园区的寓所，在一栋从单元铁门的斑驳锈迹可见其沧桑感的旧楼里，五楼，没有电梯，老式三室一厅，并不宽敞，陈设亦简朴，客厅与书房挂了几幅熟人的字画，一些排列整齐的书架上堆满着各种各样的书籍，散发出淡淡的书香。使我有点惊讶的是，初见瘦小文弱的段老师，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曾经当过七年兵，而且是侦察兵。后来才慢慢体悟，段老师那种坚韧顽强的意志力，或许就体现出其内化于血液的军人气质。那时去找段老师，一般还会有一两位“小同乡”，这样与段老师谈话，就会不时地夹杂着独特的乡音。年逾花甲的段老师口音早已定型，但与我们聊天时，普通话里经常会流露出一些我们熟悉的乡音，有时说到高兴处，他还会不自觉地操起有点变调的乡音，每每至此我们忍不住相视一笑。段老师一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是一位纯真的学者。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在其简朴的书房里挂着一幅字，由某友人抄写明代诗人于谦的七律《观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有时谈得兴起，段老师还会笑吟吟地朗读这些诗句，并喃喃自语“我就喜欢这首诗”，怡然自得的神情溢于言表。在段老师家里聊天非常轻松，谈古说今，其乐融融，一切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后来我离粤进京，与段老师的交往，主要是在一些学术会议期间。每当到广州开会，如果段老师没有与会，我都会尽可能抽出时间去看看他。最后一次与段老师一起参会，是2011年在武汉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段老师特别引以自豪的是，他是自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以来参加历次重要的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学术研讨会的仍然在世的少数几位前辈学者之一。那次在武汉东湖宾馆见面，段老师非常高兴，但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已经有些老态，禁不住黯然神伤。2013年12月，我到广州开会，与友人一起到中大校外南洲北路看望段老师。从外表看，段老师并没有多大变化，见到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笑容可掬，但坐下来闲聊时，我惊异地感觉到他实际上已不太能分得清我们谁是谁了，谈话思维已不甚连贯，难以顺畅交流，我们不得不黯然告退。像以前一样，段老师一定要送我们到楼下。我们在小区门口告别，看着段老师笑吟吟地向我们挥手，没想到这竟是永诀。

    段老师是研究孙中山的名家。在我的书架上，端端正正地摆着段老师亲笔签名赠送的十多本著作。对于孙中山研究，我是外行，因此不敢妄谈段老师关于孙中山研究究竟有多大的贡献，相信他的入室弟子或真正的“孙学”中人自有公评。这里仅仅摘引两位前辈学者的品评，略窥学界对段老师的认可。1990年，金冲及先生在给《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写序时说：“段云章同志六十年代在中山大学随陈锡祺教授当研究生时，便开始从事对孙中山的研究，到现在已经有近30年了，在这方面有着很深的功底。”1996年，陈锡祺先生给《放眼世界的孙中山》写序时认为：“谈到当前我国大陆研究孙中山的学者，云章同志无疑是十分勤奋、很有成就和很有影响的一位。”以金先生、陈先生在学界的声望与地位，对段老师关于孙中山研究功力与成就的这种肯认，想必段老师是颇感欣慰的。

    我更感兴趣的是段老师研究孙中山，有一个非常不同于时贤而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研究路向。段老师从孙中山自己总结数十年革命经验之谈所谓“内审中国之情事，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中获得灵感，着力从“中国”与“世界”两个方面拓展孙中山研究，构筑一个完整的孙中山研究体系，这是颇富创见的。充分体现段老师这个研究路向的两部代表性著作，是《放眼世界的孙中山》与《孙中山对国内情势的审视》。除此而外，他的一系列相关研究论著，乃至于毕生的研究工作都是遵循这个研究路向，并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与此相应的孙中山研究体系。2009年，段老师在《陈炯明》一书“序”中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撰著《孙中山》和参与编辑《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过程中，深感孙中山研究中仍存在不少难点疑点。其中两大问题更是萦绕于心：一个是，孙中山和世界，特别是孙和日本的关系；另一个是，孙中山和周围人物，特别是孙和陈炯明的关系。”关于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段老师1996年出版了《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关于孙中山与周围人物的关系，除了前及《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一书以外，就是一系列有关陈炯明研究的著作。

    陈炯明因最终与孙中山决裂，在近代史上一直背负“反动军阀”的恶谥。既往研究多从维护孙中山的角度立论，几乎全盘否定陈炯明在近代史上的作用与地位。段老师深知，研究孙中山实际上绕不开陈炯明，但要深入研究陈炯明，又可能会触犯某些教条，并因此招致非议。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迎难而上。在学生倪俊明、沈晓敏的协助下，先后出版《陈炯明的一生》《陈炯明集》及增订本、《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及增订本、《历有争议的陈炯明》《陈炯明》等多种研究著作与资料集，总计达280多万字。段老师不遗余力地开拓和推动陈炯明研究，编辑资料，考订史事，并不是简单地为陈炯明翻案，而是旨在求真务实，以还陈炯明真相，进而确立一个真实的孙中山形象，但陈炯明研究的道路并不平坦。事实上，在研究陈炯明的过程中，段老师曾经遭到某些人的非难毁谤，甚至给他戴上“翻案帽子”。每当谈到这些，段老师不免愤激，但很快又平静下来，因为他有一个真诚的历史学家的信念与承担。他在给我的来信中讲述有关遭遇之后坚定地说：“一个人就是要做真人，讲真话，干真事，个人毁誉在所不计，后人要求我们的是写真史，否则将误导后人，并为后人所唾骂。……人生道路不会很平坦的，关键在于勇敢面对，坚定信念，致力于求历史之真，让著作保有较长的生命力。”在《陈炯明》一书“序”中，段老师更是非常悲怆地表达了撰著该书的心态，有谓：“我已届暮年，又如骨鲠在喉，如不吐出，将会死而有憾。故鼓其余勇，竭其余力，直抒胸臆，终成此书。赞否褒贬，则非所计。”平心而论，段老师研究陈炯明的初衷，实在无意为陈炯明翻案，而是竭力把孙中山研究引向深入。

    从学术史的脉络来看，陈炯明研究在段老师的学术研究体系中，既是孙中山研究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孙中山研究，但又超越了孙中山研究，而有助于深化近代史尤其是民国史研究。就此意义而言，段老师开拓和推动陈炯明研究，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的贡献甚至要大于他的孙中山研究，后世学者或许更能理解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

    作为孙中山研究专家，段老师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成心目中理想的《孙中山评传》一书的写作。他曾经在来信中颇为伤感地吐露此种心曲：“按照我现时的健康状况，随时可以结束我想走而又走不完的路，遗憾的是我该干的事已经干不了。我特别愧对中华书局，1987年我就和他们签订撰著百万字的《孙中山评传》的合同，……但因种种原因，终未能如期交稿而毁约。我还想写一部有分量的《陈炯明评传》，思路粗具但无法成文。而这都只能有望于后人了。”段老师在2009年与倪俊明先生合著的《陈炯明》，可以说了却了后一桩心愿。但《孙中山评传》却成了段老师最后的遗憾，其实，毋宁说也是整个孙中山研究学界的遗憾，因为迄今还没有一部被学界普遍公认的《孙中山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