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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4月20日 星期三

    我和任继愈先生的一点缘分

    徐可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4月20日   03 版)

        今年4月15日,是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百岁诞辰,我不禁想起了关于任先生的一些往事。

     

        2009年7月11日,当代中国两位学术泰斗季羡林、任继愈同日辞世,海内外一片悲痛和惋惜之声,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写下“国丧二宝,哀痛曷极”八个大字。那些年,季先生如日中天,名声很大,几乎到了“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地步;但任先生为人很低调,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海外知道他的人更少。当时我正在香港工作,我所供职的那家报纸,最初是准备把季先生逝世的消息放在中国新闻版第一版,全版报道;而把任先生逝世的消息放在第三版,半版报道。我痛陈任先生的成就和贡献绝不在季先生之下,而且二老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理应作为重要新闻处理。我力主把二老逝世的消息发在要闻一版头条,并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分别刊登二老逝世的相关报道及生平事迹;可惜我的建议未获完全采纳,最终还是把二老逝世消息发在了要闻二版头条,篇幅也未能如愿。

     

        我多次见过季先生、任先生,但跟季先生并无交往,因为我素来不爱结交名人,哪怕是像季先生、任先生这样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学者。

     

        我跟任先生交往也不多,但曾经有过一次“亲密接触”。大概是1993年,国家图书馆——那时尚未更名,还叫“北京图书馆”(简称“北图”)——庆祝建馆八十周年(后来国图又改变了馆龄的计算方法,所以在6年后的1999年又庆祝了建馆九十周年),特别邀请我去采访。我和北图有关人员商量了一系列采访题目,包括对馆长任继愈先生的专访。为了庆祝馆庆,北图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一项就是文化界名人座谈会。那次会议是在北图红厅举行的,会上展示了诸多文化名人为北图馆庆而创作的书画作品,其中包括启功先生的书法。北图馆长任继愈先生主持会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任先生。他长得很清瘦,面貌严肃,不苟言笑,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带有较重的鼻音。

     

        过了几日,我就访问了任先生。他还是那样,说话不疾不缓,不温不火。看来他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很少主动讲话,基本上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而且回答得也很简短,并不多言,但是回答得都在点子上,切中要害,所以回去稍加整理,就是一篇现成的文章。这篇专访的题目是《没有文化,便没有灵魂》。文章写好后,曾送任先生审阅。印象中他只是作了少许改动,就退还给我发表了。他还签名送我一本《任继愈自选集》和自己的一篇文章供我参考。

     

        馆庆期间,我给北图采写和发表了大量报道,包括任先生专访这样的重点文章。我写的通讯《北京图书馆:瘦死的骆驼?》,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引起人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对北图困境的关注。有一位著名的民营企业家看到报道后,通过我找到北图领导,愿意为北图提供无偿帮助。由于这一次馆庆活动,我与北京图书馆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和馆里很多人都成了好朋友,多年来保持着密切联系。每逢馆里有活动,总要邀请我参加。而重大的活动总能见到任先生的身影。他很少讲话,只是沉默地严肃地坐在那里,腰板挺得笔直。除了向他请安以外,我也很少去打扰他老人家了。

     

        就在任先生逝世之后的一天晚上,我临睡觉前,站在书架前想找一本书拿到床上去看,居然发现了任继愈先生译著的《老子新译(修订本)》!我到香港工作,随身携带的书本来就很少,却把任先生的这本书带来了,难道只是一个巧合?翻看版权页,这本书是1978年3月初版的,我买到的是1985年5月的第二版,上大学不久就买了。我相信那时候我对任继愈先生肯定不了解,我是冲着《老子》去买的。但是在诸多的《老子》译本中,我竟然选中了任先生的译本,也可以说是一种缘分吧?要知道当年的穷学生,买一本书之前要左挑右选,掂量好久呢,我不知道当年是从多少种译本中选中这一本的。翻开书,全书都干干净净的,除了纸张发黄、有一股说不清楚的霉味外,没有任何污损,也没有留下我太多的阅读痕迹,只有两处文字下被我划了线:一处是任先生写的长篇《绪论》中,有这么一段话:“老子的天道观(也就是老子哲学的基本部分)是老子本人的思想;贵柔,反对战争,和辩证法思想也是老子本人的思想;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也是接近老子本人思想的。”另一处是第二章,在正文前有一小段文字,介绍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我在“辩证法思想”“‘无为’的思想”“用‘无为’去处事,用‘不言’去教导”等字句下划了线。我为什么会独独在这两处划线呢?是赞同作者的观点,还是只是为了划出关键词和关键语?说不清了,如果能从时空遂道穿回去多好。

     

        现在,哲人已逝,想再聆清音,已成梦想。我有点后悔当年的清高。多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过很多文化名人,他们都非常谦和。可是我为了老人们的健康,不敢打扰他们,错过了很多请教的机会。若干年来,有所谓的“文化抢救工程”的说法,用意也许是好的,可我总觉得对老人们过于残忍,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现在想来这种想法未免幼稚。不过我还是有幸的,能够有机会接触这些文化大师,本身就是一种熏陶;能够聆听大师们的教诲,那更是人生中的大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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