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旅行”时代的多维观照

    对于英国贵族的教育，历史学家吉本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按照习惯，或者出于理性，一位英国绅士的教育是在海外旅行中完成的。”吉本的这句话清楚地道明了上层社会英国人的再教育与海外游学或所谓“大旅行”（grandtour）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大学所提供的学院式教育不同，大旅行主要以一种交游模式，让受教育者在跨文化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自身的实践、经验和感受来实现自我完善。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大旅行”一词首次出现在英国天主教神父理查德·拉塞尔斯（约1603—1688）的《意大利之旅》（1670年）一书中，该书详细记录了作者5次造访意大利时的所见所闻，堪称一本实用的旅行指南，在英国乃至欧洲风靡一时。《意大利之旅》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旅行教育著作，但却系统论述了旅行的教育功能，认为青年人不但可以在旅行中学习语言、提升人格和培养情操，更能在智识、社会、伦理和政治四个方面日臻成熟。

    拉塞尔斯《意大利之旅》问世的17世纪中后期，恰逢英国人热衷于游学海外的大旅行时代，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倾向于前往欧洲大陆游历学习、增进知识和开阔眼界。不过，海外游学繁盛的背后，却是英国人文化上的相对落后。英国尽管在17世纪40年代就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在之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且拥有牛顿、洛克、霍布斯、弥尔顿这样享誉欧洲的科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但在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领域，尤其是高雅文化领域，却明显滞后于同时代的意大利和法国。法国是当时欧洲文明的中心，从其宫廷文化中衍生出的种种行为规范为英国上流社会确立了社交和礼仪的准则，法国贵族风雅的生活方式也成为英国有闲阶层竞相效颦的对象。而意大利是欧洲的文化之都，大量罗马时代的古代建筑遗存和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品，吸引着众多的英国游客前来凭吊和欣赏。1764年，27岁的吉本来到罗马废墟，在卡庇托山教堂钟声和僧侣的晚祷声中陷入冥思，沉浸在罗马辉煌的历史中久久不能自拔，遂立下了为这座永恒之城书写一部历史的宏愿。

    大旅行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不仅是英国人教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英国人摆脱岛国束缚，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外来文化的真实写照，更因其所具有的传承功能而构成英国人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2012年，哈珀·柯林斯出版了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1922年环游世界时的书信集和照片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此次环球旅行系为1924年大英帝国博览会的造势之举，历时10个月，足迹遍及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书名便被象征性地定为《大旅行：1922年大英帝国之行的书信和照片集》。

    因此，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还是作为一个当代文化隐喻，大旅行都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成为历史、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重点。在国内学界，关于英国大旅行的研究虽有提及，但难见系统。付有强的这本书可以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有所突破。比如，作者并没有将大旅行作为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将之放在英国人游学传统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既追溯其起源，又展现其变化，让人们不仅对大旅行本身，而且对其来龙去脉有完整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尝试从新的视角对这一传统课题以新的解读。比如，作者能够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不再将大旅行仅视作男性政治精英的行为，而是关注女性在大旅行中的活动及影响，指出大旅行赋予女性旅行者巨大的情感和思想自由，为乔治王时代“文化女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考察大旅行与英国民族认同的形成时，作者借鉴了后殖民理论中的“他者”概念，注意到在英国旅行者的叙述中，法国常常是以“对立面”的形象出现。与旅行者往往为意大利的古迹和历史所吸引不同的是，英国人对法国的感受是矛盾的和复杂的，其中既有批评也有肯定，但更多是理性的反思。如果说意大利是作为“过去”而存在的，那么法国则代表了“现在”甚至“未来”。法国因而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让英国人得以冷静地审视自我，借助这一外在的他者完成民族和国家特性的建构。

    在考察大旅行的物质基础时，作者还颇有新意地研究了17—18世纪西欧各国的交通运输状况。即便是在海外游学高涨的大旅行时代，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交通状况也是很糟糕的。陆路交通主要承袭了罗马帝国时代即已铺筑完成的古老道路，虽能行走，但路况极差，马车翻车和陷入烂泥中的事件时有发生。海上交通也好不到哪里，完全视天气情况而定。相比而言，内河航运则要好许多。但在蒸汽时代到来之前，驳船的行驶多采用顺流而下这种更为快捷的方式。这一点对大旅行路线的选择影响巨大。多数人在欧洲大陆旅行时都按逆时针方向行进：在法国沿罗讷河而下，返回时沿莱茵河顺流而下经过德意志，然后抵达低地国家和英吉利海峡。因此，大旅行时代，旅行绝非一件轻松浪漫的事，而是充满了风险和艰辛。那些以苦作乐的旅行者想必也怀揣着一颗朝圣者般虔诚而坚定的心。

    当然，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还应当建立在扎实广博的史料之上。就大旅行这一主题而言，形形色色的旅行者，如学者、商人、朝圣者、探险家、驻外使节等都留下了大量的书面资料。作者尽其可能地收集了这些原始史料。从书后所列的参考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些原始史料的内容包括旅行回忆和日记、关于海外旅行的争论和评价、海外旅行指南等。作者还在附录中整理出34种1500—1700年间出版的旅行指南，这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极富参考价值。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该书的思路是将大旅行纳入英国人海外游学的传统中，这一点对于从整体上把握大旅行的意义和教育功能固然重要，但随着大旅行的发展，特别是在18世纪，旅行者的目的不再仅限于游学，而是越来越多样化，政治、经济、宗教、猎奇、娱乐的因素兼而有之，不一而足。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大旅行，或者将大旅行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必然能揭示出大旅行更多的内涵和特征。作者若有机会对该书补充和修订，拓宽研究视野显然是必要的。

    进入19世纪，随着火车和汽船的发明，旅行的速度得到极大提高，旅行也变得更为便捷和安全。一些为旅行者提供服务的机构和设施也相继产生，使得旅行成为更加舒适和安逸的事情。颇具“壮游”意味的大旅行逐渐被以放松和愉悦为目的的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旅游所替代。大旅行衰落的同时，英国人拉开了向全球扩张的大幕。借助资本的力量和机械的动力，英国人的足迹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在这个马克思所谓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时代，英国人开始面对真正不同于自我乃至欧洲的异域文明，用一种被后来学者称作“旅行写作”（travelwrit⁃ing）的文体记录着对他者的想象，对世界的认知。从欧洲范围的大旅行向全球范围的“发现”甚至征服之旅的转变，体现了英国从岛国向帝国的转变，从民族国家时代向全球主义时代的转变。而要了解英国人在这一转型时期的知识、文化和思想背景，了解英国人海外旅行的欲望和行动之源，大旅行时代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时期，付有强的这部《英国人的“大旅行”研究》恰恰为我们理解和认识这一时期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