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方法论的时代履迹

    17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笛卡尔曾经说过：“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我国先贤也留下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箴言。近代以来，随着中西交流的不断加深，国外较有影响的史学思想观念纷纷被引入中国并受到大批学人的追捧，国人认识西方的角度和看法也因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生变化，在总体上呈现出“西风”逐渐压倒“东风”的态势。尤其是“五四”前后，在中国史学专业化的驱动之下，史学方法论受到普遍关注，各高校历史系课程体系中皆将其设为必修课，所讲授的内容也基本以“西法”为主，或辅之以“土法”。最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孝迁教授编校的《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正反映了民国史坛这种“土法”式微、“西法”风行，而“西法”又经历了由“坪井九马三时代”向“伯伦汉时代”的转变趋势。

    《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前三种，包括黄人望《史学研究法讲义》、柳诒徵《史学研究法》、李季谷《历史研究法》，均渊源自日人坪井氏《史学研究法》；而第四种为姚从吾《历史研究法》，则主要依据德人伯伦汉著作《历史学概论》。因四种中以姚氏《历史研究法》所占篇幅最多，且姚氏作为“五四”后新一代学人，从在北大时期“所谓乾嘉朴学，是朝夕挂在嘴上的”到负笈柏林“觉得Ranke（兰克）及Bernheim（伯恩汉）的治史，实高出乾嘉一等”。这种思想的转变在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化中尤具典型，故试以姚从吾为例，探讨《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的史学价值。

    从1930年代起，姚从吾长年在大学讲授史学方法论性质课程，不同时期所讲内容或有所侧重，仍皆以史源学为主。姚氏早年史学研究法讲义，系初稿，流传并不广，只在有限的学生、友人之间传阅，以致他后来仓促离开大陆赴台湾，未带讲义，只好重新起草。姚氏弟子杜维运追忆说：“北大时代从吾师讲授历史方法论的大纲，已经不可得而知。民国三十二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所印发的历史研究法十讲目录尚存，十分珍贵。”姚氏过世之后，杜氏为乃师编《历史方法论》卷，只能收录姚氏在台湾所写的讲义，兼对照西南联大时期的讲义目录。今人研究姚氏史学思想，大多依据后出的文本，不能前后对比，以更加准确呈现姚氏思想变化的历程，这是很遗憾的。现在姚氏早年讲义整理出版，想必对他的史学思想会有更丰富的认识。例如，他最初深受姚永朴、屠寄、柯劭忞、张相文等人影响，乐衷于乾嘉朴学；后来留学德国，旨在“窥见近代欧洲历史学的全面目”，服膺19世纪以来德国兰克史学；晚年他的态度又有所转变，不再盲目推崇“西法”，对兰克史学也有所反思，“感觉乐克（兰克）的史学已旧，历史也绝不可能完全客观，搜购欧美谈史学方法论的新书，是他逝世前几年所积极做的工作之一”。

    姚从吾《历史研究法》共四编：“历史学的性质与任务”“史源学”“欧洲近代通行的几种历史观”“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和历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从这本讲义“导言”的最后落款可知编写时间始于1929年，那时他尚在德国留学。姚氏讲义博采众多名家的成说，加以归纳和总结，他说：“本书大致以班海穆（即上述伯伦汉、伯恩汉——编者注）的《历史学概论》为主，兼参考班海穆的《历史研究法与历史哲学（教科书）》、鲍瓦的《历史研究入门》、斐德儿的《历史研究法教科书》三书。比较上参用后二书尤多。因为全书是取人成说，又只撮取大要，故拟名‘述要’。”由此可见，姚从吾在北大讲授“历史研究法”，就理论来说，大体承袭西人成说，不能代表他个人的独创见解。今人或应从编译介绍西学新知的层面来评价姚氏的学术实践，不宜过高肯定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但其援引了许多中国方面的事例，以中西结合的方式讲授历史研究法颇值得肯定。姚氏《历史研究法》与何炳松同名著作皆属同类，诚如何氏所说：“著者之作史书，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尤不敢稗贩西籍以欺国人，尤不敢牵附中文，以欺读者。”他们都旨在输入“西法”，以改造“土法”，让中国史学与国际现代史学潮流接轨。

    杜维运先生继承姚氏的史学方法论学问，著有《史学方法论》一书，在港台、大陆皆有影响。杜氏对乃师尤为感激，“姚从吾师的启蒙、奖掖，尤其是决定性的。……十余年来，虽然我没有把两个剑桥连接起来，虽然我没有用任何语文写成一部中国史学史，而战兢自励，不敢一日稍懈；今殚力先写成此书，意在答恩师厚爱于万一，书中‘史料析论’、‘史料考证’、‘历史辅助科学’诸章，多采师说，师说不可易，故存之以待世人。”足见杜氏对师说的服膺。2012年9月1日杜维运先生去世，若他健在，见到恩师讲义出版，必倍感欣慰。

    在中国近代史学专业化过程中，史学方法论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流派纷呈的史学论与史学方法论”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然而学界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对于史学方法论的认识还有待完善，同时所用材料也多以正式出版的书籍和期刊文献为主，极少涉及未刊材料及著作，势必使研究的视野和主题受到限制。关于近代中国史学方法论的研究，过去较多注意姚永朴、何炳松、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的作品，而对当时存在的其他史学研究法却很少涉及。一方面可能出于未公开出版的缘故，尘封库馆或流落民间，导致材料收集困难；另一方面或由于未充分认识到这些史学研究法讲义在中国近代史学专业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古来多少有价值的文献束之高阁，惨遭尘蠹，不为世人所知；又有多少善本、孤本流落坊间，不遇良人，访之不得，只得望月空叹。幸赖天佑斯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孝迁教授积十余年之劳，竭力搜集未刊讲义，付诸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飨读者。李教授编校的《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将这四种尘封库馆或流落民间的史学研究法讲义从视野之外拉回视线之内，对于保存文献的作用不言而喻。同时，《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出版有助于深入梳理史学方法论的时代履迹，即“土法”式微、“西法”风行，而“西法”又经历“坪井九马三时代”向“伯伦汉时代”的转变，用实例说明中国近代史学专业化的历程。李孝迁教授在出版《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一书时对此尚无自觉认识，经多年搜集史学研究法讲义，选编黄、柳、李、姚四家，取材的本身已能反映他认识的深化。

    果实总是可口而甘甜，但劳动过程却总是艰辛。尝闻李教授戏言：“因缘也好，巧合也罢，很多时候你在找史料的同时，史料也在找你。”对于这四种讲义的获取过程，李孝迁教授说：“十余年前，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黄人望编《史学研究法讲义》……柳怡徵《史学研究法》是几年前在孔夫子旧书网上高价拍得……李季谷编《历史研究法》，同样无人问及。姚从吾《历史研究法》……几年之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始一睹全本。”就校订工作来说，这本资料集是严谨负责的。由于系讲义的缘故，原文错误之处极多，尤其涉及许多西文人名、书名等，编校者尽最大努力予以订正，与现在一般文献整理一切以原文为准，明显的错字、别字、衍字皆不改，误拼西文照旧的做法不同，这实在是一件吃力并不讨好的工作，极为烦琐，耗时费力。当然，原文有些错误，编校者未必都能一一订正，毕竟文献涉及的知识太过驳杂，任何人也不敢自信不会看走眼。总体来说，经李教授的精心编校，这本资料集是值得信赖的，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学术史、史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