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西方名人墓地和墓志铭有特殊的兴趣,这是因为西方名人的墓地会让人生发无尽的情思和想象;而墓志铭或俏皮幽默,或引人深思,能引发我们许多对人生的感悟。出于这一兴趣,我曾写过一本《人生休止符——西方名人墓志铭和墓地》,2008年9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主要谈墓志铭,墓地谈得较少。其实墓地也还是很有学问的,例如该书前言里曾经涉及的赫鲁晓夫的墓地,它的造型很特别,引人遐思。这背后还有一段好玩的故事。
1971年9月13日,一个天色灰暗、细雨蒙蒙的秋日,赫鲁晓夫的葬礼正在莫斯科新圣母修道院公墓悄悄地举行。这天,任何普通公民都不能接近公墓墓地,只有便衣警察、外国记者、赫鲁晓夫的家眷和几位亲友才允许进入公墓。
一支小乐队奏起悲伤的葬礼进行曲,来宾们一个接一个走过灵柩。赫鲁晓夫夫人满眼含泪地将手放在亡夫的前额上,接着工人们把灵柩盖上盖子,用钉子钉死。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墓地讲出自己心中的愤懑:
我们只想为这位我们正在安葬,正在为之垂泪的人说几句话。我不想来谈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不准备评价我的父亲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所作的种种贡献。我没有资格这样做,历史将会做出评价。我惟一能够说的是任何人都不会对他漠然置之。有人热爱他,有人憎恨他,但没有人能无动于衷地从他身边经过……离开我们的这个人有资格被称之为人。不幸得很,这种真正的人现在太少了……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在赫鲁晓夫的葬礼上说了这样一番话:“1937年我被逮捕,最初关在监狱里,后来被押到集中营。只是到二十大以后我才被释放出来并恢复了名誉。我代表千百万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被无辜折磨的人,代表数十万从可怕的监狱里被释放的人,向你致以深深的鞠躬,是你为他们恢复了名誉。我知道,为此你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胆量和恢复正义的愿望。我们将终身不忘,并把这一切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
几天以后,谢尔盖决定为父亲制作一块墓碑,作为对这种不公正对待的无声抗议。最出人意外的是,谢尔盖找的雕塑家居然是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
原来,当赫鲁晓夫大权在握时,曾经极其粗野地当面训斥过涅伊兹韦斯内,但没能把这位艺术家制服。事情发生在1962年莫斯科美术协会成立30周年的展览会上。那一天,赫鲁晓夫率领党政领导人参观画展。当赫鲁晓夫看到一些他不满意的非现实主义作品时,居然破口大骂:“驴尾巴甩的玩艺儿也比这些东西强!”有人悄悄地告诉他,美展中的主要人物是极负盛名的雕刻家、画家涅伊兹韦斯内。哪知赫鲁晓夫不但不因此收敛一点,反而看了涅伊兹韦斯内一眼,便骂他是一个同性恋者。
涅伊兹韦斯内参加过卫国战争,当过军官,战后进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习,同时又受过正规的美术专业教育,他的作品在全国青年画家中很有影响。他对赫鲁晓夫的侮辱不能忍受,立即毫不示弱地予以反击。他先向站住身旁的苏联文化部长福尔采娃表示歉意,因为部长是女性,然后以挑衅的口气回敬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您现在给我找一个大姑娘来,我当场向您证实我是怎样一个同性恋者!”赫鲁晓夫没有发火,倒是旁边的官员们吓得脸色发青,并且立即帮着主子向涅伊兹韦斯内吼叫、威胁。
后来赫鲁晓夫在另一个场合又骂过涅伊兹韦斯内一次。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他对自己不尊重文艺界的行为表示抱歉,后悔自己行为粗鲁无礼。他曾经三次请涅伊兹韦斯内到他家做客,但是涅伊兹韦斯内都拒绝了。
现在谢尔盖意外的请求,倒真让涅伊兹韦斯内吃了一惊。不过他很快表示同意,但有个条件:按他自己的想法做,别人一律不得干涉。涅伊兹韦斯内后来才知道,请他设计墓碑正是赫鲁晓夫本人的遗愿。
涅伊兹韦斯在接受谢尔盖的委托时不无幽默地说:“死者生前毁了我好几年的时光,死后还要消耗我的时间。不过,这次是我自己愿意干的。”
经过两年多的精心构思和努力,墓碑终于完成。它是用黑白两色的花岗石几何体交叉组合在一起,赫鲁晓夫的铜质头像就夹在黑白几何体的托座上。赫鲁晓夫用他那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这个世界。墓碑的基座由四块花岗石板拼成,一块镶嵌着赫鲁晓夫的姓名,另一块镶嵌着他的生卒年代。涅伊兹韦斯内在解释自己的创作时说:
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具体含义,我力求体现的是一种哲学观念,经过生与死两种力量的不断斗争,生命、人性才会得到升华和进化。生与死、白天与黑夜、善与恶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虽不规则,但又是一个整体。
也许我们可以说,赫鲁晓夫墓碑那黑白相间的几何体构思,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赫鲁晓夫那复杂的性格和矛盾的一生。赫鲁晓夫是徘徊在新旧时代十字路口的一名代表人物,他的一只脚跨进了新时代,而另一只脚又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然深陷在旧时代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
4年以后的9月11日,同样也是在秋雨之中,举行了赫鲁晓夫墓碑的揭幕仪式。他的墓地在新圣母修道院公墓里十分显眼,吸引了很多人前往参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到俄罗斯访问时,还专程去拜谒过这个墓地,不知道他在墓前思考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