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美学遗产：从“规训技术”到“自我技术”

    米歇尔·福柯无疑是极度迷人，乃至魅惑的。他学术兴趣的纷繁庞杂、理论书写的批判锋芒，传奇式的生死爱欲，都让人为之着魔。或许，福柯正属于思想的暗夜：无论在研究领域抑或行文风格上，都奇异诡谲，变幻万端。他将巴洛克式的繁复修辞、绮丽浪漫的文学想象、幽冥晦暗的象征隐喻融入理论之中，形成一种描述性的书写范式。近期出版的三卷本《福柯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福柯思想辞典》（重庆大学出版社）无疑能为理解魅惑的福柯提供重要帮助。

    当我们谈论福柯时，往往聚焦于知识型、话语、权力及主体等艰深术语，而福柯的艺术评论与美学追求却常被遮蔽。《福柯文选》（《声名狼藉者的生活》《什么是批判》《自我技术》）则全景式、立体化呈现了福柯思想的全貌。所收文章从六十年代的“文学时期”至生前最后一次访谈，成为福柯专著及法兰西学院讲座之外的重要文本，具有极高价值。一方面，它从侧面展现了福柯研究工作的“发生”（运思与计划），对专著进行了大量补充性说明与变更性再阐释。另一方面，书中诸多访谈及讲稿也很大程度保有福柯书写的“生态原貌”。

    《文选》在纵向上展现出福柯理论的几次兴趣转向，在横向上又跨越了他关切的几大领域（身体、权力、艺术与生存等问题）。它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福柯思想历程的“脉络图”：从早期对知识、话语生成过程的挖掘，到对疯癫与理性二元关系史的审视；从对权力关系无处不在的微观分析，最终回归于一种“关切自身”的自我技术。然而，《文选》所录文章虽话题庞杂，但却深藏着一以贯之的主线：解构不同类型主体塑造过程（即主体化，它意味通过各种改造矫正技术，将个体之人塑造为符合各种标准化的主体），同时探寻如何重构新型的伦理化审美的主体。因而，在本质上，《文选》关注的是从外部“规训技术”（如权力对身体施加各种控制与惩罚）向内部“自我技术”的转变与协调过程。

    一方面它批判了知识将人塑造为“真理主体”（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成为知识的客体对象），权力技术将人进行改造，生产出符合要求的驯顺化身体（如工厂、军营、学校和监狱中的矫正、训练）。另一方面，福柯将个体的生存艺术作为理论追寻的旨归，自我技术就是自我关注、自我改变、实现升华的自身支配手段。“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见《自我技术》）这意味着，个人艺术实践（形成审美主体）正是自我技术（形成道德主体）的一种典范形式，后者天然涵有前者。艺术书写与自我技术成为《文选》的双重鸣奏与完美和声，形成关切自身的生存美学。

    《声名狼藉者的生活》探讨了权力技术怎样渗入日常微观生活，边缘人群生存如何被纳入到书写与话语体系之中。福柯描述权力、生存与文本的三元关系，开拓性地审视了权力对文学的渗透作用。该文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学选材观：只选取体现生命原本的强烈力量（如悲惨生活的古典风格美、故事中的暴行）；介入现实的文学功用观：不仅要涉及现实，更要在现实中起作用，成为对现实的“复仇”与“战斗”。在主人公设置上，该文更颠覆了古希腊悲剧与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传统：他们不是英雄，没有高贵家世与圣行。相反，他们是声名狼藉者：低贱、卑鄙，被恶意与厄运刺激出生命能量。“正因为其微不足道，难以察觉，方显能量之巨大。”

    福柯意在揭示权力机制将生活日常纳入话语体系的过程，“它们（生活日常——引者注）之所以可以被描述、被记录，正是因为它们被一种政治权力机制所渗透”。更为深刻的是，此文将文学置于话语权力、日常生活与知识真理的整体布局中，标示出一种现代意义上文学的典型特征：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它只有依托于社会话语的潜在规定，才有位置，得以生存。

    表面上看，这种文学宣言远离了艺术的审美性，将文学作为话语体系的衍生物、附属品。实则，这正是福柯的别具一格：他强调文学活动始终是自我生存的实践，书写行为就是关切自身命运的生存方式，它不能摆脱外在权力关系、脱离社会话语。《通往无限的语言》《僭越序言》与《外界思想》又成为他“文学时期”的三部曲。在文中，福柯表现出对巴塔耶、布朗肖及萨德等人的迷恋，这里的原因是复杂且多重的。

    首先，“僭越”与“外界”对福柯一生都造成了巨大诱惑。他总是将研究目光投向疯癫、死亡或性等边缘领域，他的一生更是僭越各种规训设置的边界，永远追求外界经验的历程。为此，福柯关注毒瘾、同性恋及性虐等极端身体经验，并曾在迫近死亡时，表现出对死亡的沉醉。在常人看来，这无疑极度疯狂，但也许正是这些“外界经验”才使福柯产生了超越学院、无可效仿的魔力，形成了风格化的体验哲学。

    其次，在巴塔耶等人身上，福柯看到文学语言完全能够突破语言反映论、工具论等倾向，最终上升为一种语言生存论。在文中，文学语言始终与生存、死亡、空间相联系，与其著作《词与物》《临床医学的诞生》的主题形成照应。在他看来，文学语言是无限的自我重复与增殖，是在自己的空间内进行多重镜子的折射游戏。为何以多重镜子的反射来譬喻文学语言？这是因为它能够造成折射的无限循环，象征着文学语言永远抵制着死亡的迫近，追求一种永生与无限。

    福柯并未简单将书写视为艺术活动，而是视作生存的技艺，一种作用于灵魂、思想层面的自我技术。书写成为福柯艺术关切自身的集中体现。在《自述：言说在死后开始》这篇访谈中，他自述了写作在人生中占据什么地位，对他究竟意味什么。这一问题或许从另一事例中就可窥见端倪。早在福柯酝酿创作《疯狂史》之前，他的精神状况就陷入某种令人担忧的困境，写作的过程却奇迹般缓解了精神崩溃的危机。文中，福柯的回答始终聚焦书写对生存的意义：它创造自我可以栖居的语言空间，它“为了隐藏我们的面孔，在我们自己的书写中埋葬我们自己”。另一方面，它又“指定、展示、显露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

    《自我书写》《论伦理学的谱系学：研究进展一览》《自我技术》则将目光投向古代，从古典自我中探寻现代主体生成的线索。“自我书写”所凝集的自我关注、自我塑造也成为“自我技术”的典范。“自我书写”首先是书写自我。它与生活构成了互补，既缓解了独居的危险，又成为对所思的凝视。其次，它成为对灵魂内在冲动的约束与搏斗，是自我的教化。更重要的是，自我书写完全是自身灵魂修练的操演，时刻关联着沉思、反省与沉默的铭记。它是“关于思想本身的训练”，其目的完全为了形塑自我。那种为他人书写的作品却是很迟才出现的。福柯以古代“个人笔记本”为例，指出自我书写的最高目标：即“回归自我、接触自我、与自我一起生活、相信自我、从自我中受益和自我享乐”，这正是自我技术的旨归。

    以自我技术为核心，福柯晚年将研究重心转移在艺术与伦理，自我与自身关系的探讨上。在《何谓直言？》与《说真话的勇气》中，他谈论了“直言”对自我塑造的作用，这与自我书写形成完美契合。“直言”的意义在于它坦率、完整、毫不遮掩地向他人说出一切。它既确定了一种言说者与言说内容的一致（直言者相信自己是在“说真话”），又确定了信念与真理的一致性（直言者坚信自己所说即是真理）。同时，只有当直言者面临生存危险时（如被治罪、驱逐或处死等），当言说真理被内化为一种责任时，才可称为直言。福柯无疑将原本“直言”的政治意义推及到哲学层面：它是一种生活的艺术，督促个体“关心自己”（智慧、真理及灵魂的完善），以实现精神指引与灵魂教化。

    福柯没有局限于对具体艺术形式（文学、绘画、电影等）的评论，也并未止于对灵魂层面“自我书写”与“直言”的探讨。他更兼顾了身体修行的技术，彻底将人的身体、生存视为“艺术品”，将各种生活技艺视为艺术实践。福柯强调自我技术的自由实践（如节欲是对身体欲望的自主控制、“性艺术”是对自身快感的享用等），不仅走向一种实用主义的审美日常化，更形成了看重身体训练与治理的身体美学。这是立足于生存美学的“大艺术观”：“我们必须把自我、我们的生命、自我的存在当做艺术的主要工作来给予关注，并且把它们视为我们应用美学价值的主要领域”。

    时至今日，西方结构－后结构主义思潮已逐渐退潮，后现代性的迷恋也被当代性的追求所驱散。然而，福柯的思想却始终是未竟宝藏，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讶异和震撼。这是因为他从结构主义中走来，又超越了结构主义；批判了理性中心主义，又从不承认是非理性主义者；解构着主体化过程，又同时建构着新型主体（道德主体、审美主体）。福柯就是那么难以捉摸，因为他总是充满着断裂。

    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自我变更”，永远将领域本身“问题化”的思路使他的书写具有极强的变异性与灵活性。福柯本人更与其理论品质形成某种照应：无论是批判性、反抗性，还是研究领域的边缘性，生活经验的独特性，都使他成为继尼采和弗洛伊德之后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广的思想家之一。而这只是魅力一角，那更深层仿佛来自地心的吸引源于福柯留给我们的“美学遗产”。它是个体生存与艺术实践、身体存在与艺术载体、“生活艺术”与学术书写高度合一的伟大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