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学界享有盛誉的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是继雷蒙·威廉斯之后欧洲头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此公行文铺张、出语辛辣,常给人以扬才耀己、气势凌人的印象,鲜见英国学人惯有的那种矜持克制。他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领域声望隆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唯有弗里德里克·詹明信,但他在读者中明星般的人气,则非后者所能比肩。以浅显易懂的幽默语句,生动地阐述艰涩深奥的时新理论,这是他最令人心仪之处。他的《文学理论导论》由此而成为长盛不衰的学术畅销书,对于当代文论的普及居功厥伟。如果说雷内·韦勒克与人合著的《文学理论》是新批评派的圣经,这本《导论》就是当代文论的圣经。就此而言,伊格尔顿一如当年文笔流畅、谈锋甚健的以赛亚·柏林,无愧于“讲坛上的帕格尼尼”的美誉。
文字清楚明晰,固然是读者的福音,有时却成为作者的灾难。在英语世界,研究詹明信的著作已有数十种之多,而研究伊格尔顿的专书只有区区两本。此外,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论文。显然,诠释生涩模糊的新概念,揣测诘屈聱牙的长句子,更能满足“寄生型”学者的成就感。这两本书对伊格尔顿作品的解读堪称详尽,但它们在很多时候只就作品而谈作品,不大涉及伊格尔顿的思想生活和时代背景。即便是后出的伊格尔顿的自传《把门者》,对于自家的学术经历、师友交游和政治活动,也着墨不多。弥补这方面空白的是2009年出版的《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它为我们了解伊格尔顿的生平行谊、思想源流、学术理念提供了必要指南。此书已经翻译成中文。
这位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后裔,于1943年出生在萨福克郡的一个贫民区,他先是在一所环境恶劣的“狄更斯式”小学就读,后来进入一所条件较好的天主教文法中学,凭着个人的聪慧,获得一笔不太丰厚的奖学金,被剑桥大学英文系录取。半工半读的日子很是清苦,但他有幸遇到了英国新左派的精神之父雷蒙·威廉斯,由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道路。读书期间,他参加了剑桥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的天主教左翼运动,主编天主教刊物,撰写了一部神学著作,还参加了托洛茨基派组织“工人社会主义同盟”。在读博士期间,他就以《莎士比亚与社会》一书在学界崭露头角。1968年毕业后任教牛津,曾任托马斯·沃顿讲座教授。这是英语世界数一数二的大讲席,是许多学人觊觎的目标。伊格尔顿却因此间氛围保守,弃之若敝履,从2001年起,移席曼彻斯特大学。到了2008年,曼大校方嫌其薪酬太高,便以年龄大为由,婉言“劝退”了他。此事引起了学生的愤慨,他们在各地报刊发表措辞强烈的抗议信,酿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全国性事件。此后,他“游讲”于国内外多所大学,场场听众爆满,允称盛况。
访谈录中的一些可资谈助的逸闻轶事,道出了英国顶层学界不大为人所知的一面。剑桥英文研究的旗帜性人物F.R.利维斯,曾因私藏禁书《尤利西斯》而被叫到当地派出所协助调查,差点摊上官司。威廉斯善讲大课,却不太善长一对一的辅导,他对伊格尔顿博士论文的指导很马虎草率。剑桥和牛津是文化保守派的大本营,左翼学者存身不易。威廉斯屡遭保守派排挤,但慑于他的威望,这些人对他无可奈何,便拿他的学生出气,巧妙利用面试环节,多次否定伊格尔顿的求职申请。伊格尔顿一怒之下去了牛津。牛津面试小组的重要成员、瓦德汉学院的院长对当下社会体制颇有微词,他对伊尔顿的“天主教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后来很多人指责他眼光不准,留错了人,因为伊格尔顿的政治理念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温和。
自70年代中期到现在,伊格尔顿笔耕不辍,几乎每年都出一两本书,除了文学理论与批评之外,他在神学、伦理学、悲剧史、文化史和文学创作等领域均有涉猎。在他为数众多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中,以下几种最能代表他的主要思想和研究成就。
1976年出版的《批评与意识形态》是他的成名之作,争议最多,影响甚大。他在书中痛批乃师威廉斯的作品多有经验式的琐碎散漫,少有理论性的系统严整。在他看来,文学的主要功能不像人文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在于产生审美的愉悦,也不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所认为的那样,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学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去发掘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规律。经过伊格尔顿等人的大力推介,意识形态研究成为英国左派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标配。1985年出版的《文学批评的功能》,只有一百多页,不大为人重视,其实,这是一本眼光独到的英国文学批评的社会史。书中最醒目的一条见解是:当代文学批评已经与社会生活完全脱节,要么商业化,化身为文学产业的公关手段,要么学院化,落入一伙自弹自唱的学究之手。1990年出版的《审美意识形态》是一本美学思想史,它论述的是,自18世纪以降直至20世纪中期,从大卫·休谟到西奥多·阿多诺,这段时期西方美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和思想,追溯了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现状的历史根源。1991年出版的《意识形态导论》彻底厘清了这一概念的发展史以及围绕着它进行的种种论战。这是意识形态观念史研究最权威的著作,很有必要译成中文出版。他在1990年代末出版的《后现代主义幻象》,尖锐批判了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共谋以及它过度去中心化倾向。这本书与佩里·安德森的《后现代性的起源》、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研究的三部代表作。
若想深入探讨伊格尔顿的文学和社会思想,还要了解英国新左派的来龙去脉。在这方面,有三本英文著作值得一读。旅英华人学者林春的《英国新左派》,是第一部全方位研究英国新左派发展史的力作,讲述了这场激进的文化政治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中至70年代末兴衰嬗变的全部经过。该书征引丰富,史论结合,得新左派中坚人物佩里·安德森的称许。唯一遗憾的是,此书尚未译成中文。英国学者迈克尔·肯尼的《第一代新左派:斯大林之后的英国知识分子》,讲述的新左派运动前期(1956-1962)的情况。与林著相比,此书跨度较小,叙事浮泛,论述略显粗疏。美国学者丹尼斯·德沃金的《战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是一部很见功力的新左派学术思想史,语言晓畅、识力精越,呈现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左派运动和文化研究交叠左右的全景式格局。后两本书已有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