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

    福建著名作家钟兆云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的国籍我的血》，以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为主的爱国志士为原型，抒写台湾同胞与祖国人民并肩战斗的故事，作为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之作，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并成功举办了出版座谈会。同时，《我的国籍我的血》还作为2016年台胞春节归家旅途的赠品，出现在福建海峡高速客滚航运有限公司的“海峡号”、“丽娜号”上。

    小说的封面：一张台湾少年团的黑白照片。在我记忆中，第一次输入“台湾义勇队”这个信息，是在2006年，“台湾义勇队纪念馆”在浙江金华市落成。马英九为其题写馆名。2014年，台湾义勇队纪念馆入选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2015年台湾举行抗日将领李友邦遗孀严秀峰公祭，纪录片《台湾，1945》在央视上热播。于是，我开始注意这支神奇队伍和他的创始人李友邦将军。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竟与福建有关联，而且还很密切：李友邦将军是福建同安人，厦门南普陀寺有他留下苍劲有力的“复疆”两个大字(意为“收复台湾”)，以及台湾少年团留在武夷山的标语“打倒日寇,保我中华”。这一切再一次震撼了我的心。而今捧读《我的国籍我的血》，不由将这些“碎片”缀连，一组组鲜活的人物画卷随即展开，让我感觉直接触摸历史，一位栩栩如生的李友邦将军向我走来。

    在钟兆云笔下，他对李友邦将军塑造是将历史以艺术的手法加以还原与“再现”。首先，他用两个章节的笔墨，为李将军的“出场”，着上一层浓重的“血染国籍”的底色：以郑中原为代表的台湾人，不甘忍受日本殖民统治，冒着风险，举家从台湾迁往祖籍福州三坊七巷。他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欣赏共产党员谢雪红的钢铁意志，还在她引导下秘密加入共产党。于是，当他从台返榕时还身肩使命：寻找李友邦，争取两党携手抗日。就在他领头向国民政府递交“声请书”，将一家人的“日本国台湾籍”申请恢复为中国国籍时，日本特务的枪响了，鲜血染红了那份“收到申请，查核待批”的回执书上。这一故事的抒写与本书封面套壳上，暗红色的天空，乌云密布下，褐红色的波涛滚滚的画面，交相辉映。作者巧妙运用郑中原血洒国籍“声请书”这一事件，既为李友邦出场做了重要的合乎历史逻辑的“铺垫”，也为人物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定了“基调”。

    小说围绕李友邦将军和他组建“台湾义勇队”的经过展开，抒写了李友邦将军“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的爱国情怀。在钟兆云笔下，李友邦是一位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的爱国军人，同时还是一位极具远见和胆识的政治家。他从郑中原血洒国籍“声请书”的事件中，“看到”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于祖国抗战的胜利”，表明他将当时台湾的解放运动纳入祖国的抗战之大局来统筹，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刻、更为理智的思考。郑中原的牺牲还让他看到“现实”的另一面：福建地方政府对来自日本统治区的台湾人抱以不信任和偏见，他们将台湾人集中在崇安等闽北山区，成立“台民垦殖所”，加以“看管”，以防止台湾人给日本人当密探。具有政治家雄才大略风范的李友邦，意识到唯有团结，才能取得抗战胜利。他不能让郑中原的血白流，就必须先拔掉日寇数十年来在沿海一带挑拨大陆人和台湾人感情所种下的毒根，组建一支抗日队伍来证明：李友邦将军抓住台胞中“医者甚多，会讲日文”的特点，利用国民政府视“台民垦殖所”为“包袱”的心理，向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陈仪提出申请获批。于是，台湾义勇队从此诞生，活跃在闽浙等地七年之久，成为一支由台胞组成的，拥有正规编制，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抗日队伍，而创建人李友邦将军的名字也随之载入史册，成为海峡两岸同胞并肩战斗、抵抗外敌的历史见证。

    李友邦将军的爱国情怀与“政治远见”，还表现在对孩子们成长的呵护。他让郑中原的女儿华美叫他“李爸爸”。在他眼里，抗战胜利后，这些烈士的遗孤与义勇队的子女将担负起重建中国、重建台湾的重任。他在台湾义勇队之下组建一支童子军，即台湾少年团，也就是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张台湾少年团的黑白照片，孩子们持枪穿上军装，个个朝气蓬勃。他培养孩子爱国从学说汉语开始，他不能让“台湾人尤其是青少年不会讲汉语”的现状再延续下去。他将《台湾先锋》复刊，作为台湾义勇队的队刊，亲自担任主编，不仅帮孩子们改写文稿，还给队刊题词“复疆”，表达“收复疆土台湾”之决心，“复疆”这两字还成为台湾义勇队部队的臂章，化作他度过艰难岁月的精神动力。《台湾先锋》不仅是台湾少年团学习祖国文化的“园地”，还成为记录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文献。在李友邦将军调度下，台湾义勇队在前线救死扶伤，同时利用懂日语的优势，翻译敌军文件、阵前喊话、教化俘虏、收集敌伪情报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敌政治宣传、教育转化工作；而台湾少年团赴抗日前线巡回演出，慰问受伤将士，组织募捐，两者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这不仅激励了台湾同胞的抗日爱国意识，还增进祖国大陆同胞对台湾的认识和理解。

    更让人感动的是，李友邦将军的爱国情怀还带有浓郁的“爱情”光环。他与杭州女子严秀峰在抗战前线相遇相知：一位是秀外慧中、投笔从戎的“花木兰”，一位是耿介正直，抗战业绩突出的将军，他们因抗日保卫祖国而喜结连理，成为远近闻名的“烽火侠侣”。在抗战的烽火年代，从李友邦教严秀峰学日语起，渐渐地，她开始爱慕李友邦的才学，并从他的书法和言行中，感知“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台湾的建筑、风俗中，日本人又岂能把台湾同胞活生生地祖国母体中分割出去”，她决定誓死追随自己的夫君为台湾人恢复国籍而战。回首往事，严秀峰说：“我渺小的一生，便是在这伟大的时代光辉的历史中的一粒微尘，但对于抗日卫国这段岁月，确是我与先夫李友邦先生，毕生难忘的时日与记忆，假使我们能重活一次，我会毫不犹豫地和我先夫李友邦，仍然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伟大的祖国和具有民族血缘的台湾故乡。”

    《我的国籍我的血》作者将翔实的历史资料“点石成金”般地融入人物的对话和具体细节中，进行艺术加工，“再现”了当年闽台两岸团结抗日的历史，尤其是李友邦将军和他领导的台湾义勇队，以及他与严秀峰的爱情故事，皆以“血染国籍”的壮烈行为，诠释了“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的高尚情怀。虽然时光流逝，这些抗战英雄群像，他们的名字，皆在钟兆云的文字里“跳跃”着，依然熠熠生辉，深深烙在我们每一位中国人的内心！

    《我的国籍我的血》，钟兆云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