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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3月09日 星期三

    闲书闲话

    李庆西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3月09日   13 版)

        一

     

        赵翼这个名字如今被人提及,主要是因其史学家身份,所著《廿二史劄记》《陔余丛考》等,都是治史者必读之书。作为清代诗人,赵翼不能跟王士禛、朱彝尊一类人物比肩,但也算颇有特色的一家,他主张“性灵”,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右三大家”。这部《瓯北集》大率汇集其一生创作,收诗四千八百余首,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写得如此之多,或亦无暇细琢,学不来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不过,杜诗也有一千四百余首,何况人家只活到五十八岁,赵氏却有八十五岁高寿。其实高产诗人亦不乏佳者,南宋陆游更有九千首诗。问题似不在数量多少,好坏自须从作品本身来说。

     

        平心而论,赵翼的诗通常显得直白,缺少某种蕴藉。“晴冲尘沙雨冲潦,经年两走长安道”,这是送别的调调;“中年渐爱逢场戏,此地聊堪对酒歌”,这是同人雅集的嘲唱;“白杨衰草黯孤坟,犹号前朝旧寝园”,这是凭吊怀古之思。赵氏做诗有点像时下玩微信。譬如湖堤散步,即口占眼前之景:“野色青于染,春流滑似膏。封鏖千树亚,浪卷半湖高。”就差将照片发到群里了。所谓“性灵”,不妨说就是心性活泛而敏感,随时都有一些小感触,些许小事便能触发滔滔诗情。家居无事,偶有所得,亦辄然赋诗;“日用而不知,凡事轻心掉。闲中试静观,无一非奇妙……此皆在眼前,格物有不到。一物一太极,谁能遍探奥。”古往今来,生老病死,天地万物,皆在吟咏之中。自然,朋友纳妾更要晒诗祝贺:“风情临老尚儿嬉,买得婵娟鬓已丝。”

     

        “兴观群怨”的诗学传统到赵翼他们这儿显得老套了,从晚明公安三袁倡导“性灵”开始,心性随缘的近俗态度渐成时尚。这是颠覆义理的时代,自须摆脱唐人宋人的诗理与修辞。这就不难理解,学问丰赡的赵翼做诗何以造语浅近。“撑肠五千卷,纵目廿二史”(《放歌》),故纸堆里都是当代史,雄迈之中不惮几许俗意。所以,“梨花体”与“羊羔体”破空而来,韩寒和郭敬明联袂穿越。赵翼心仪的诗人是白居易,因为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他在《泊舟琵琶亭作》一诗中写道:“香山四十六七岁,正是左迁江州日。我今亦以镌秩过,计年亦是四十七……”以白氏自况甚有逼格,不过这诗读来有些快板书的味道了。

     

        前人评价赵翼诗,有“好见才”“好论驳”“好诙笑”之说(《瓯北诗钞》祝德麟序),自是洞中肯綮。不过,作为史学家和官员的诗人,这些并非仅仅出于情趣之好尚,他需要借助“他者”之存在表现自己的才学和诙谐。在一组描述民生疾苦的绝句中,他写道:“晓市声喧似涌涛,争营口食罄钱刀。共言米价如梯级,一步升来一步高。”(《米贵》)聆听窗外市井纷扰之际,嘲讽世态之笔付以津津乐道之情态描述,不啻是叙说众口铄金的街坊舆情。

     

        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批评明代李梦阳等人论诗全凭耳食之论,如杜甫“全乎学力”云云,有谓“思力所到,即其才分所到”,这是注重气脉的说法。可是赵翼自己诗里差的就是这个,总是显得“才分”跟不上“思力”。

     

        不过,赵翼诗作中却有脍炙人口的佳句,后人文章里引用率极高。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元遗山集》);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二联都以议论见长。

     

        (《瓯北集》(全二册)[清]赵翼著,李学颖、曹光甫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二

     

        三十年前游走京师,在西坝河林斤澜府上认识几位北京作家,其中就有汪曾祺先生。当时与黄育海策划出版作家谈创作丛书,便向汪老约了这部书稿。编稿,出书,诸事顺遂,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此书出版后自己留存一册,插在书架上,不时会翻阅一下。

     

        书中收录了汪老四十余篇文学随笔,有谈论自己的小说创作,也有评论别人的作品的,还有一些关于戏曲和民间文学的杂谈。此书结集之前,他的小说《晚饭花集》尚出版未久,许多读者从那书里的作品见识到这位新冒出来的老作家,不由拍案叫绝。其实,汪曾祺小说创作始于四十年代(早年出过一本《邂逅集》),那时没有多大影响,八十年代初以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重返文坛,已是年逾六旬,却给人十分强烈的震撼。他那套叙事话语确实很特别,民国旧事,乡间异人,极富个性与温情。那里边没有几十年的憋屈,没有苦大仇深的火气,更没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政策方针。在谈到《受戒》的创作体会时,汪老说道:

     

        “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关于〈受戒〉》)

     

        在《晚饭花集》自序中又说,他的小说跟那种低贱的花草一样“无足珍贵”。他不想走“高大上”一路。出语如此谦逊,内里却有十分坚韧的写作理念。显然,自重返文坛之日,汪曾祺就想着要摆脱流行已久的工具叙事(即便当时名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悲剧”写法,也还纠缠于过时的或是当令的宣传话语)。也许是出于艺术直觉,也许是蓄意而为的叙事策略,他甘愿置身“主流”之外,实在是心里另有标杆。他时常会说到他的老师沈从文,在寂寞中探索中国叙事之路径,试图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感叹道:“沈先生的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来不被理解。”(《沈从文的寂寞》)他当然知道是为什么,这其中的原委若要讲得妥帖,须用曲折的理论语言来表述。其实不说也罢。

     

        汪老不是那种精通文学理论的小说家,但他有极为深厚的艺术修养。他惯常从语言和审美趣味的角度来谈论文学创作。他认为语言是本质的东西,反映着对生活和表达的认识,实际上也是作家的风格与人格(《关于小说语言》)。他从沈从文的带有色彩和声音的文字里,感受到一种“摆脱浮世的营扰”的境界(《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他欣赏林斤澜的“文字游戏”,琢磨着“凭借语言来构思”的妙义,以及语言的陌生化效应,等等(《林斤澜的矮凳桥》)。其实在汪老看来,语言表达趣味各异的存在感。阿城的人物说:“呆在棋里舒服。”汪老说:“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人》)

     

        谈语言,谈风格,谈小说的抒情性,谈传统与风俗,这些都是夫子自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的“文艺思想”要被人关注,直接谈思想就不太明智。那时候“现代派”也被认为是境外势力的别动队,汪老小心翼翼地跟卡夫卡之流作出切割。他不想招谁惹谁。在一次讲演中,有人递条子质疑他为什么写“无主题小说”,他矢口否认自己有这样的作品。他说他的小说都是有主题的,只是主题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不能讲得太死,太实,太窄”(《我是一个中国人》)。书中有一篇短文题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其中特意讲到,“有人说,用习惯的西方文学概念套我是套不上的”。借别人之口申明政治正确,乃将自己归入最稳妥的一拨。有道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躲避意识形态陷阱,逃离有争议地带,躲到一边写自己的人物。可是,将人物还原为人,不能说没有风险。汪老也忍不住要为自己专写旧人旧事作些辩护——“比如,社会主义新人,如果你看到了,可以随心所欲挥洒自如,怎样写都行,可惜在我的生活里接触到这样的人不多”。有些无奈,也很无辜,是大实话。

     

        (《晚翠文谈》汪曾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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