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书闲话

    一

    赵翼这个名字如今被人提及，主要是因其史学家身份，所著《廿二史劄记》《陔余丛考》等，都是治史者必读之书。作为清代诗人，赵翼不能跟王士禛、朱彝尊一类人物比肩，但也算颇有特色的一家，他主张“性灵”，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右三大家”。这部《瓯北集》大率汇集其一生创作，收诗四千八百余首，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写得如此之多，或亦无暇细琢，学不来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不过，杜诗也有一千四百余首，何况人家只活到五十八岁，赵氏却有八十五岁高寿。其实高产诗人亦不乏佳者，南宋陆游更有九千首诗。问题似不在数量多少，好坏自须从作品本身来说。

    平心而论，赵翼的诗通常显得直白，缺少某种蕴藉。“晴冲尘沙雨冲潦，经年两走长安道”，这是送别的调调；“中年渐爱逢场戏，此地聊堪对酒歌”，这是同人雅集的嘲唱；“白杨衰草黯孤坟，犹号前朝旧寝园”，这是凭吊怀古之思。赵氏做诗有点像时下玩微信。譬如湖堤散步，即口占眼前之景：“野色青于染，春流滑似膏。封鏖千树亚，浪卷半湖高。”就差将照片发到群里了。所谓“性灵”，不妨说就是心性活泛而敏感，随时都有一些小感触，些许小事便能触发滔滔诗情。家居无事，偶有所得，亦辄然赋诗；“日用而不知，凡事轻心掉。闲中试静观，无一非奇妙……此皆在眼前，格物有不到。一物一太极，谁能遍探奥。”古往今来，生老病死，天地万物，皆在吟咏之中。自然，朋友纳妾更要晒诗祝贺：“风情临老尚儿嬉，买得婵娟鬓已丝。”

    “兴观群怨”的诗学传统到赵翼他们这儿显得老套了，从晚明公安三袁倡导“性灵”开始，心性随缘的近俗态度渐成时尚。这是颠覆义理的时代，自须摆脱唐人宋人的诗理与修辞。这就不难理解，学问丰赡的赵翼做诗何以造语浅近。“撑肠五千卷，纵目廿二史”（《放歌》），故纸堆里都是当代史，雄迈之中不惮几许俗意。所以，“梨花体”与“羊羔体”破空而来，韩寒和郭敬明联袂穿越。赵翼心仪的诗人是白居易，因为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他在《泊舟琵琶亭作》一诗中写道：“香山四十六七岁，正是左迁江州日。我今亦以镌秩过，计年亦是四十七……”以白氏自况甚有逼格，不过这诗读来有些快板书的味道了。

    前人评价赵翼诗，有“好见才”“好论驳”“好诙笑”之说（《瓯北诗钞》祝德麟序），自是洞中肯綮。不过，作为史学家和官员的诗人，这些并非仅仅出于情趣之好尚，他需要借助“他者”之存在表现自己的才学和诙谐。在一组描述民生疾苦的绝句中，他写道：“晓市声喧似涌涛，争营口食罄钱刀。共言米价如梯级，一步升来一步高。”（《米贵》）聆听窗外市井纷扰之际，嘲讽世态之笔付以津津乐道之情态描述，不啻是叙说众口铄金的街坊舆情。

    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批评明代李梦阳等人论诗全凭耳食之论，如杜甫“全乎学力”云云，有谓“思力所到，即其才分所到”，这是注重气脉的说法。可是赵翼自己诗里差的就是这个，总是显得“才分”跟不上“思力”。

    不过，赵翼诗作中却有脍炙人口的佳句，后人文章里引用率极高。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元遗山集》）；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二联都以议论见长。

    （《瓯北集》（全二册）[清]赵翼著，李学颖、曹光甫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二

    三十年前游走京师，在西坝河林斤澜府上认识几位北京作家，其中就有汪曾祺先生。当时与黄育海策划出版作家谈创作丛书，便向汪老约了这部书稿。编稿，出书，诸事顺遂，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此书出版后自己留存一册，插在书架上，不时会翻阅一下。

    书中收录了汪老四十余篇文学随笔，有谈论自己的小说创作，也有评论别人的作品的，还有一些关于戏曲和民间文学的杂谈。此书结集之前，他的小说《晚饭花集》尚出版未久，许多读者从那书里的作品见识到这位新冒出来的老作家，不由拍案叫绝。其实，汪曾祺小说创作始于四十年代（早年出过一本《邂逅集》），那时没有多大影响，八十年代初以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重返文坛，已是年逾六旬，却给人十分强烈的震撼。他那套叙事话语确实很特别，民国旧事，乡间异人，极富个性与温情。那里边没有几十年的憋屈，没有苦大仇深的火气，更没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政策方针。在谈到《受戒》的创作体会时，汪老说道：

    “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关于〈受戒〉》）

    在《晚饭花集》自序中又说，他的小说跟那种低贱的花草一样“无足珍贵”。他不想走“高大上”一路。出语如此谦逊，内里却有十分坚韧的写作理念。显然，自重返文坛之日，汪曾祺就想着要摆脱流行已久的工具叙事（即便当时名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悲剧”写法，也还纠缠于过时的或是当令的宣传话语）。也许是出于艺术直觉，也许是蓄意而为的叙事策略，他甘愿置身“主流”之外，实在是心里另有标杆。他时常会说到他的老师沈从文，在寂寞中探索中国叙事之路径，试图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感叹道：“沈先生的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来不被理解。”（《沈从文的寂寞》）他当然知道是为什么，这其中的原委若要讲得妥帖，须用曲折的理论语言来表述。其实不说也罢。

    汪老不是那种精通文学理论的小说家，但他有极为深厚的艺术修养。他惯常从语言和审美趣味的角度来谈论文学创作。他认为语言是本质的东西，反映着对生活和表达的认识，实际上也是作家的风格与人格（《关于小说语言》）。他从沈从文的带有色彩和声音的文字里，感受到一种“摆脱浮世的营扰”的境界（《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他欣赏林斤澜的“文字游戏”，琢磨着“凭借语言来构思”的妙义，以及语言的陌生化效应，等等（《林斤澜的矮凳桥》）。其实在汪老看来，语言表达趣味各异的存在感。阿城的人物说：“呆在棋里舒服。”汪老说：“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人》）

    谈语言，谈风格，谈小说的抒情性，谈传统与风俗，这些都是夫子自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的“文艺思想”要被人关注，直接谈思想就不太明智。那时候“现代派”也被认为是境外势力的别动队，汪老小心翼翼地跟卡夫卡之流作出切割。他不想招谁惹谁。在一次讲演中，有人递条子质疑他为什么写“无主题小说”，他矢口否认自己有这样的作品。他说他的小说都是有主题的，只是主题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不能讲得太死，太实，太窄”（《我是一个中国人》）。书中有一篇短文题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其中特意讲到，“有人说，用习惯的西方文学概念套我是套不上的”。借别人之口申明政治正确，乃将自己归入最稳妥的一拨。有道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躲避意识形态陷阱，逃离有争议地带，躲到一边写自己的人物。可是，将人物还原为人，不能说没有风险。汪老也忍不住要为自己专写旧人旧事作些辩护——“比如，社会主义新人，如果你看到了，可以随心所欲挥洒自如，怎样写都行，可惜在我的生活里接触到这样的人不多”。有些无奈，也很无辜，是大实话。

    （《晚翠文谈》汪曾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