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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3月02日 星期三

    树木的影子

    ——读吉狄马加的俄文版诗集《黑色狂想曲》

    亚历山大·库什涅尔/文 刘文飞/译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3月02日   18 版)
    吉狄马加俄文版诗集《黑色狂想曲》书影

        在莫斯科出版了吉狄马加的一本书,它就摆在我面前,书名叫《黑色狂想曲》。白色的护封上配有黑色的图案,这些美妙的线条画出自诗歌作者本人之手,它们与诗作构成呼应,是在用它们线条的语言为诗句伴唱。三位译者不辞辛劳,努力地、贴切地将这些诗作从中文译成俄语,感谢他们的付出!

     

        然而,诗真的可能等值地译成另一种语言吗?这个问题会出现在任何一种语言的诗歌翻译中,呜呼,答案也只有一个:不可能。与音乐、绘画等用世界通用的同一种语言创作的艺术形式不同(我羡慕那些艺术家!),诗歌只用自己的母语说话,而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被复制。任何一个词,在翻译中都必须用一个发音不同的词来替换。让我们设想一下,塞尚或梵高的画作能被另一位画家用其他的色彩来替代吗?单词变了,语音变了,节奏变了,韵脚也变了(如果有韵脚的话)。俄语诗是韵律诗,其杰作多遵循固定的诗歌格律,如抑扬格、扬抑格和抑抑扬格等,更重要的是,它是押韵的!没有韵脚,俄语诗就会黯然失色,气喘吁吁。

     

        但是,译文中还是能留下很多东西。根据一棵树的影子可以判断出它究竟是橡树还是榆树,是槭树还是松树,同样,根据译文也可以感觉到意义和诗歌思维的深度,感觉到情感的真诚、形象系统的鲜明和独特。树影同样会呼吸和移动,同样会激动和安静。我读到了这样一首诗:

     

        你还记得

     

        那条通向吉勒布特的小路吗?

     

        一个流蜜的黄昏

     

        她对我说:

     

        我的绣花针丢了

     

        快来帮我寻找

     

        (我找遍了那条小路)

     

        你还记得

     

        那条通向吉勒布特的小路吗?

     

        一个沉重的黄昏

     

        我对她说:

     

        那深深插在我心上的

     

        不就是你的绣花针吗

     

        (她感动得哭了)

     

        一首出色的诗!它的影子已然如此美妙,那么便可以想象,它的中文原作该是多么地神奇……一位俄语读者在此时可能会想起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离别》一诗:

        把没拔出的针别在绣花布上,突然看见全部的她,他在悄悄地哭泣。

     

        这一点很重要,即在阅读外语诗歌时借助母语诗歌,有时会因为意外的巧合而兴奋不已。不过,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无论在中国、俄罗斯还是在英国,爱都是一样的。一如忧伤、善恶观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渴望,在任何地方也全都相同。这是另一首诗:

     

        ……

     

        总会听见

     

        自己的心跳

     

        空洞

     

        而又陌生

     

        似乎

     

        肉体

     

        并不存在

     

        难道这就是永恒的死亡?!

     

        多好的诗!这很像19世纪杰出俄国诗人费多尔·丘特切夫的诗:

     

        ……

     

        夜空中能听见

     

        蛾子无形的飞舞……

     

        无言的悲伤时分!……

     

        一切在我心中,

     

        我在一切之中!……

     

        丘特切夫的诗也以关于死亡的思考作为结束,面对夜幕他感慨道:

     

        畅饮毁灭吧,与沉睡的世界融为一体!

     

        这些诗句与何种哲学或宗教传统相关,并不重要,马加的中文诗或许与儒教和佛教传统相关,丘特切夫的诗或许与帕斯卡尔的哲学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情感的相同,是诗歌动机的相近。

     

        我有时觉得,在所有世纪,在任何时代,过去和现在,地球上其实只活着一位诗人,他的名字或者叫荷马,或者叫奥维德,或者叫杜甫,或者叫歌德,或者叫普希金……荷马并未在三千年前死去,他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因为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刻道别一幕而获得的感动,并不亚于《伊利亚特》的第一批读者。

     

        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相近诗作的例子,比如吉狄马加对生活之自然本原的崇拜,他因自然本原受到文明之排挤而发出的怨诉,就与罗伯特·弗罗斯特很接近。我也可以指出马加与我喜爱的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的相近:我在阅读马加的《记忆中的小火车》时,便想起了拉金那首描写英格兰乡村火车的出色诗作《降临节婚礼》,只不过拉金写的是英格兰乡村的新婚夫妇,而马加写的是乘坐火车去市场的农民,“麻布口袋里的乳猪/发出哼哼的低吟/竹筐里的公鸡/认为它们刚从黑夜/又走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黎明/它们高昂的鸣叫此起彼伏……”

     

        但是,我还是要返回我更为熟悉的俄语诗歌。一位是1961年诞生在大凉山的吉狄马加,他是既放牧又农耕的彝族人民的儿子,一位是彼得堡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他从青年时期起便献身于欧洲文化和普希金传统,受到巴赫和舒伯特的音乐、伦勃朗的绘画和法国印象派的熏陶。在这两位诗人间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当我读到了这样一首描写青海嘉那嘛呢石的诗作:

        它是恒久的纪念之碑

     

        它用无言告诉无言

     

        它让所有的生命相信生命

     

        石头在这里

     

        就是一本奥秘的书

     

        无论是谁打开了首页

     

        都会目睹过去和未来的真相

     

        ……

     

        每一块石头都是一滴泪

     

        在它晶莹的幻影里

     

        苦难变得轻灵,悲伤没有回声

     

        我便立即想起了曼德尔施塔姆,后者曾将他以彼得堡为主题的第一部诗集命名为《石头》,他也曾在诗中将山地小国亚美尼亚称作“石头的国度”、“鸣响的粘土之书”和“书籍的土地”。

     

        当然,我也明白此类比较是假定的、不准确的,但是我觉得,马加本人或许不会反对这些对比,因为他本人也曾献诗给许多诗人,如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西班牙语诗人塞萨尔·巴列霍、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等。在这些向外国诗人致敬的诗作中,献给俄语诗人的诗作似乎独占鳌头。在吉狄马加年少时,当一本薄薄的普希金诗选落到他手上时,他便感觉到了自己的诗歌使命!美国汉学家梅丹理先生在他关于马加的文章中谈到了这一点。而当我读了《献给痛苦的颂歌》:

     

        ……

     

        痛苦,既然已经找到了你

     

        我就不会去计较

     

        最后是荆棘还是鲜花落在自己的头顶

     

        痛苦,我需要你,这不是你的过错

     

        是我独自选择的

     

        之后便想起了普希金的诗句:“我想活下去,为了思考和痛苦。”

     

        吉狄马加有一首诗是献给茨维塔耶娃的,另有一首献给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一准会因此而高兴(我在六十年代曾拜访过阿赫玛托娃)。她曾遭受苏联报刊的无数羞辱和咒骂(仅有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的那份报告便已足够!),因此,她总是对各种夸赞充满感激和兴奋,其中也包括那些崇拜她的年轻诗人发出的夸赞。我记得,我曾当着她的面背诵《没有主人公的长诗》的开头部分(当时这部长诗尚未发表,我读的是手稿),在听我背诵的时候,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脸就像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

     

        我果真能理解吉狄马加诗中的一切吗?我能赞同他诗中所写的一切吗?不,我并不能理解一切,他诗中的某些地方也会使我感到诧异和疑惑。比如,我就很难同意他对文明成就的否定态度,他对遥远过去的无保留崇拜。在他看来,遥远的过去与当下相比仿佛就是黄金世纪。是的,人们在遥远的过去培育荞麦,牧羊捕鱼,但也同样有过战争、火灾、水灾和瘟疫;有过美丽的神话,但也同样有过无数的偏见、死刑、欺骗、族群仇杀和部落敌意……马加钟爱的字眼之一是“祖先”,这个字眼反复出现在许多诗作中,不下20次。诗集中没有一个男孩(也没有一个女孩),而只有一位回忆其童年的作者本人;没有任何一条街道,除了罗马的纳沃纳广场(这位诗人喜爱意大利);没有任何一个房间,任何一副桌椅,也没有沙发和电话……

     

        我把我的诗写在天空和大地之间,那是因为,只能在这辽阔的天宇,我才能书写这样的诗句。

     

        这句诗写得极好,但是事实上有可能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写诗吗?我猜想,吉狄马加是坐在室内的书桌旁写诗的。“我喜欢躺在绿色的小径,或在鲜花盛开的牧场入睡……”这两句我也十分喜欢,但我敢肯定,马加通常是睡在自家的床上的。躺在小径和牧场是可以的,但在那些地方入睡却很困难,因为那些地方有蚂蚁在爬,有黄蜂在飞,它们会蜇人的。

     

        而令这位诗人感到恐惧的城市,其实也是必不可少的,是十分壮观的。罗马,威尼斯,巴黎,阿姆斯特丹,彼得堡……吉狄马加如果来到彼得堡,我一定会领他在全城看看,让他看一看涅瓦河、莫伊卡、丰坦卡、宫殿和尖顶、桥梁和教堂、涅瓦大街和参政院广场……多么漂亮啊,那些小巷和胡同、公园和花园、花岗岩和大理石的建筑立面,帝国风格、巴洛克、20世纪初的现代派……样式统一的新住宅楼也必不可少。人们总得要有安身之处,更不用说是在彼得堡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

     

        马加不喜欢摩天大楼:“这高耸云端的摩天大楼/这是钢筋和水泥的奇迹/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未从它那里/体味过来自心灵深处的温暖……”我也不喜欢摩天大楼,可是它们必不可少,只不过高楼大厦应该建在郊外。

     

        写到这里,我在想,我对诗人马加的理解或许不正确?我或许有什么没发现?因为我读的是译诗,我看到的不是树木,而是树木的影子。

     

        就整体而言,我对中国诗歌又有多少了解呢?在北京的时候,我与中国诗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他们人数很多,情绪热烈地谈论诗歌,他们手里都捧着文飞教授翻译的我的诗集,可我却从未读过他们的诗!

     

        吉狄马加的《黑色狂想曲》是献给他的民族——彝族的,献给彝族宁静的乡村生活。彝族人民置身于大自然,四周有高山和牧场,蝴蝶和蜻蜓……他为他的民族担忧,怕他的民族像美洲的印第安人一样受到排挤和压迫:“巨大的城市吞噬一切,/在摩天大楼的顶端看不清印第安的帐篷……”我理解这样的担忧,这样的痛苦。

     

        不过,难道能够如此咬文嚼字地阅读诗作吗?要知道这是诗歌啊,这里不需要学术性的理解。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诗写得越偶然,便越真实。”吉狄马加在《诗歌的起源》一诗中这样写到诗的真实:

     

        它是词语的另一种历险和坠落。还有:

        ……它不喜欢在逻辑的家园里散步,……

     

        这只是一个“在悬崖旁”神奇“冒险”的例子:“……因为我们不如羔羊。”多么绝妙的一句,而且不需要去逐字逐句地理解它,只需要对这行诗微笑一下,谦逊地赞同它。

     

        当我在这位中国诗人的诗集中读到这些诗句,我仿佛觉得自己懂得中文,觉得自己与马加在用同一种语言说话,不是俄语,也不是汉语,而是一种全人类的语言。不曾有过巴别塔的故事,《圣经》中我们那些遥远的“祖先”(我也用起了这个字眼)不曾有过建造巴别塔的荒谬念头,这只是彼得·勃鲁盖尔那场可怕梦境中的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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