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沟胁女士的来信,她的中国恋人杜江群本姓“庹”(与“妥”同音),名“邨堡”,“杜江群”是他参加解放军之后随军下江南时取的笔名,包含着“下江南”“群像”的意思。这个笔名流露出杜江群的诗人气质,事实上他也确实写诗。沟胁寄来的资料中有他的一首《怀念——献给沟胁同志》,长达一百一十九行,诗歌结尾处写着“1953.10.28,于羊楼洞医院杜邨堡赠”。从这首诗看,杜江群豪情满怀,对季节有敏锐的感受力。
杜江群1956年6月3日病逝,恰巧在这一天,沟胁千年从京都给他寄去了一封信、一张穿和服的照片。汉口结核病医院的几位护理过杜江群的护士接到信和照片,只好上交医院党委。党委讨论之后决定暂时保存,以后找机会交还沟胁。“文革”开始后党委受冲击,党委书记曾一度冒险将信和照片装在大衣口袋里,随身保管。后来医院从汉口搬到武昌,信和照片也没有丢失。1987年信和照片被交还到沟胁手里的时候,是和便笺纸一起装在医院的药品袋里。那已经是信和照片寄到中国三十余年之后,那位伟大的党委书记也已离开人世。
2003年4月,沟胁女士给我寄来了一大包旧信,配合我撰写《寻访“日本老八路”》中的沟胁一章。信封是杏黄色的,内衬是防水的泡沫塑料。那明快的杏黄色使我想起在京都见到沟胁时她穿的杏黄色上衣。旧信共二十一封,其中杜江群的十一封(一封为病重时护士代写),杜江群妹妹庹友生的七封,杜江群友人的三封。沟胁女士在给我的信中说,那些信是她的“宝贝”、是她“一生的伤痛”,她年纪大了,即将离开京都回九州岛天草的故乡养老。她的信任让我感动,但那些信太珍贵了。所以,我留了复印件,用双挂号把信寄回去了。她还说她京都的事情全部交给一位名叫欧阳蔚怡的中国女士(好像是在日本留学)处理,但我后来没与欧阳联系过。
我以为沟胁女士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远离城市的喧嚣、在天草安静地养老,渐渐把她忘记了。天草是个偏远、流传着许多传说的岛屿,适合沟胁女士安度晚年。2001年初夏我曾偕妻子去那里旅游,还在开往天草的渡轮上拍了几张晚霞辉映的照片,晚霞下面就是天草。日前,本书责任编辑郝建良兄告诉我网上有沟胁女士去世的报道,我大吃一惊。急忙上网一查,方知沟胁女士已经在2012年去世,遵照她的遗愿,2014年她的骨灰被送到武汉安葬在杜江群的墓穴里。
这叫作“生未同衾死同穴”!
1945年3月,十六岁的沟胁千年孤身一人来到“满洲国”,六十九年的沧桑巨变之后,她又以这种悲壮的方式回到中国,把骨灰埋入中国的土地。她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对死亡应当没有恐惧,因为她渴望在天国与分别五十六年的杜江群重逢、永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