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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解放军女护士们从军期间，年龄大都在十七岁至二十六岁之间。从心理上来说正处于思春期，从生活方面来说也有谈婚论嫁的需要。但当时部队有规定，解放军官兵不准和日籍人士谈恋爱。尽管如此，日籍女护士和中国人之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爱情插曲，二森范子和本间雅子都曾有过这方面的体验。
1949年4月22日，即新中国成立之前半年左右，二森范子随部队到达天津休整，和一位名叫刘祖庆的中国护士一起被分配到一户姓陈的人家住宿。五十多岁的男主人是一位儒雅的绅士，日语很好，一问，原来是日语老师。陈家共四口人，主人夫妇之外，还有一子一女。儿子已经在大学当讲师，女儿淑惠长得很漂亮。淑惠常常带二森范子去看电影，影片有《白毛女》等。看到喜儿在山里头发变白那一段，两个人在黑暗中抽泣起来……可是，二森范子是擅自从野战医院跑出来看电影，违反了纪律，因此受到了班长的批评。班长不知道她在电影院里为受苦受难的中国劳动人民流泪，批评她有“小资产阶级思想”。
淑惠喜欢上了这位日籍女护士，总是说：“你要是能当我的嫂子该有多好呀！”陈妈妈也顺着说：“给我当儿媳妇吧。”
二森本人动了心，暗想：“在天津当大学讲师的妻子过一辈子也不错。”
后来二森范子离开陈家、离开天津随军南下，但她一直没有忘记住到陈家的那些日子。她的《与龙之子共生》不仅记述了这件事，还收了和陈母、淑惠等人一起照的照片。
同类爱情故事中最让人扼腕叹息的，是沟胁千年的革命生死恋——
在京都参加桓仁会的活动、采访柳邦男先生之后回到东京没几天，沟胁千年就如约寄来了水口春喜的著作《庞大的幻影——满洲建国大学》。这本书是光阳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的。水口春喜1927年出生在日本四国岛的德岛县，1945年3月考入伪满洲国所谓的最高学府“满洲建国大学”，日本战败后返回日本，加入日本共产党，长期担任日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活动积极，病老之后还担任日共中央委员会顾问。1994年前后他患脑溢血卧床不起，在病床上撰写了《庞大的幻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与以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为首的篡改历史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对抗。沟胁千年在书后的扉页上写道：“被侵略的中国，被殖民地化的朝鲜，加害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的青年学生们对祖国的忧思、理想，以及共有的友情、现实中的苦恼。永远祈求和平！致董炳月先生。”
沟胁千年同时寄来的还有一本淡绿色封面的中文小册子。小册子名为《羊楼洞的白衣战士》，是湖北省蒲圻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编辑的，不是正式出版物，印刷质量粗糙。沟胁千年在随书寄来的信中说：“水口春喜的夫人是和我们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两年前去世了。（《庞大的幻影》是水口）患脑溢血后写的书，他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羊楼洞的白衣战士》是和我们一起工作过的中国同志编辑的，第96页写的是我的事情。”翻到96页，看到的是一篇题为“一位日籍护士的异国恋情”的文章，作者是海英杰。读了之后，才知道隐藏在沟胁千年心中的伤痛……
1951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南军区在现属湖北省蒲圻市的古镇羊楼洞建立了第七预备医院。当年11月，随着解放军统一医院编号，医院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七预备医院”。此时，医院已经收治了近三百名志愿军伤病员。为了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九十多名日籍医护人员也从武汉、广西等地调入该医院。日籍人员中，就有女护士沟胁千年。那一年千年二十二岁，工作认真，长得漂亮，能歌善舞，中国话说得也好。尤其与众不同的是，明知当时的政策不允许解放军官兵与日籍人士结婚，她偏偏爱上了一位中国人，希望嫁给他、留在中国。
事情发生在1953年年初，千年爱上的是医院里一位名叫杜江群的病员。杜江群已经年近三十岁，担任休养连的党支部委员。当时有些伤病员由于各种原因不安心养病，给治疗工作带来一些麻烦。但在杜江群的关心和说服下，都能自觉地与医护人员配合，安心治疗。杜江群在医护人员、伤病员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也赢得了沟胁千年的芳心。杜江群也爱上了千年。但有政策在，他们不敢违反政策、公开谈恋爱，只能偷偷地互相递纸条。羊楼洞风景优美、环境宜人，杜江群常常邀千年、千年同宿舍的中国小护士海英杰以及另一位年轻的男护士陈正雨到河边、马路上去散步。小英杰和陈正雨当时不知道自己成了这对异国恋人的保护伞。
夏日的一天，沟胁千年病倒在床，杜江群特意买了一个西瓜，让海英杰送给千年。西瓜太大了，小英杰搬不动，便让陈正雨帮着搬到宿舍。几位护士边吃边笑，情窦初开的海英杰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后来就和陈正雨主动当起了这对恋人的秘密联络员，为他们传递情书。
不幸的是，杜江群患着严重的肺结核。病情不稳定，常常发烧、吐血。而且，当时在医院放射科担任助手的日本青年森民树在积极追求沟胁千年。杜江群估计自己在人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不愿意耽误千年的青春，便说服千年与森民树结合。但千年不为所动……
1953年年底，医院内的日籍人士陆续返回日本，沟胁千年也被调往襄阳工作。千年离去之后，两个人只能通过书信传递相思之情。杜江群变得情绪低沉，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发烧不止，经常吐血。
1954年初春的一天，一封来自襄阳的信放到了杜江群的床头。杜江群读了信，眼睛发光，坐立不安。
海英杰会意地笑着问：“有什么好消息吗？”
杜江群兴奋地说：“千年要到武汉采购药品，说是顺道来羊楼洞看我们！”
几天之后，千年真的来了。站到杜江群的病床前，她一句话也不说，任凭泪水顺着两颊往下流。
还是杜江群先打破了沉默，说：“你来了！”
千年默默地点了点头，半晌，才勉强露出笑容，问：“你还好吧？”
杜江群说：“好。还好。”
看着这场面，海英杰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转身退到门外……
当天晚上，千年住到海英杰的宿舍里，与海英杰谈到深夜。原来，她想留在中国、留在杜江群身边，而杜江群知道许多日本人都已经回国，千年的母亲和妹妹都在日本期盼着千年，竭力催促她回国。千年伤心至极，泣不成声。怕影响其他人休息，两个人便走到室外。初春的山村之夜，月光洒在地上，远近有稀稀落落的虫声。
海英杰安慰千年，说：“杜叔叔会好的，您不用太担心。”
千年说：“我不在他身边，请你们多关照他吧。”说着又流下眼泪……
当夜千年几乎没有合眼，第二天天没亮就起身赶到四公里外的赵李桥火车站乘火车回襄阳了。
1955年1月17日，由于医院建制的改变，羊楼洞的最后一批伤病员和工作人员迁往蕲州的湖北省第二康复医院。杜江群也和大家一起迁往蕲州，他已经无力行走，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那时候，沟胁千年已经到武汉的东湖疗养院工作，专门来到汉口码头，给杜江群送行。杜江群躺在担架上，千年守在担架旁，无言地紧握着杜江群的手。载着杜江群的轮船远去了，千年依然独自站在码头上，江风扑面而来……
杜江群到了蕲州之后，住在收治重病患者的四病区。海英杰在二病区工作，经常到四区和杜江群聊天，帮他买一些生活用品，尽量使他开心。结核病菌依然在不停地吞噬着杜江群的生命，而千年依然在痴情地等着他。
一天，杜江群把小英杰和陈正雨叫到床前，说：“你们给沟胁千年写封信，就说杜江群已经去世，劝她尽早找个归宿。”但是，小英杰和陈正雨都不愿意写这样的信。
当年夏天，由于中国政府让在华工作的日籍人员回国，千年也回了日本。回国之前，她给杜江群写了一封长信。杜江群看了信沉默不语，海英杰问∶“沟胁还好吧。”杜江群叹息一声，回答道∶“她说她要等，直到我去见马克思。”后来，杜江群得知千年回到日本之后工作方面很顺利，感到欣慰，特意请人在湖南定做了一床银灰色的湘绣被面，题上“献给亲爱的朋友沟胁留念，江群赠，一九五五年八月”。他知道千年喜欢那种银灰色。不久，千年通过一个日本访华团和北京红十字会，给杜江群带来了一幅用丝绸织成的身穿和服的日本少女图。
1956年1月，病入膏肓的杜江群被转往汉口结核病医院救治。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已经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坚持到5月底，杜江群生命垂危。5月29日，他给千年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沟胁！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志！我们真的要告别了。今天我以悲痛的心情，颤抖的手，握着沉重的笔，十分可能是给你写最后一封信。不管如何，总是我临别最后时刻给你留下的亲笔信。
病是垂危了，5月4日我已经被医院隔离起来，离病房很远很远，被单独看护了……我从1月开始大吐血，一直到现在，五个月了，血未停，烧未退，饮食极不好，身体已衰弱得不成样子，情况不仅严重，而且很危险。
你的来信我都收到了，几次都想给你写一点，但是我没有办到，心里感到不安。
现在实在不行了，我脑子很清楚。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几天，但是命运已决定我将和所有的人告别了，也许你在读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悲伤痛苦是不可免的，但是不要过于悲伤，不要过于痛苦，那样会损害自己的。
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坚强起来，勇敢地生活下去。是的，我们相识了，又有了亲密的感情，但是病魔使我们未能达到目的。现实要对我们这样残酷，又有什么办法呢？活下去，生存的愿望和意志，谁也是有的，尤其是在新中国，谁不想看一看美好的未来，谁愿意就这样结束一生？志向未展，事业未成，头发不白，这样结束一生，心永远是不甘的。
亲爱的沟胁！你还年轻，人已经化成灰了，不要再把他放在脑子里，日夜想念、悲伤、痛苦，那样会损害自己。你应该好好地去创造自己的前途和幸福生活，你为了一个死去朋友，而去苦恼一生，是不值得的……
最近我又请了一个老朋友——王立富同志代我给你买点纪念品寄来，他去北京，据来信说，已买了一个扣花和一个象牙雕刻，什么样子，我不一定看得到，不过他早晚会给你寄来的，我先告诉你，你注意查收。
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亲爱的朋友！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们不能再见了，亲爱的朋友！别了吧……
祝你保重！
江群留言
5.29
五天之后的6月3日上午，杜江群离开人世。弥留之际，他用微弱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不要通知日本朋友……不，不，快通知日本朋友，说我不行了……”这位中国军人对沟胁千年的感情充满矛盾——希望她寻找自己的归宿，又希望她等待自己。
那天在天山庄，沟胁千年穿的是一件杏黄色上衣。看来她一直喜欢亮丽、明快的颜色。实际上，一般日本人比较低调，很少穿那种颜色鲜亮得有些刺眼的衣服。
5月末我从东京返回北京之后，为了确认一些事情给家住京都的沟胁千年写信，她给我回了一封四页纸的信，还寄来了天津地方报纸的几份复印件。报纸是八年前的，登载的是原天津机械局党校校长王家騄在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前夕撰写的介绍沟胁千年与杜江群爱情故事的文章。王家騄1952年在羊楼洞养病时与杜江群相识，是这场异国生死恋的见证人之一。他和当年的小护士海英杰一样，被沟胁千年和杜江群的故事深深感动，几十年之后依然无法忘却。
根据王家騄的文章，杜江群出生在鄂西北郧阳山区的贫困农民家庭，靠在襄阳做事的叔父的资助到城里读书，抗战胜利后考进了武汉农学院，在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参加革命军队，投身民主革命运动，多次遇险，经受了严峻考验。沟胁千年得到杜江群的死讯痛哭不已，后来也没有结婚。她一直珍藏着杜江群赠送的湘绣被面，1986年初夏，王家騄的妻子陶桂芳女士去日本，顺便探望刚刚取得联系的沟胁千年，看到那床湘绣被面挂在沟胁的房间里。杜江群去世三十多年后的1987年9月，沟胁千年也在相隔三十多年之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她来到汉口的扁担山墓地，寻找杜江群的墓，但没有找到。第二年春天，有关部门在扁担山墓地为杜江群重修了墓，沟胁千年专程从日本赶来，把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和杜江群的遗像一起放在碑穴中。
沟胁千年在给我的信中讲述了她的历史。“二战”末期，穷途末路的日本军国政府进行最后的挣扎，发布了旨在将日本全体国民推进战争的《国民总动员法》《学徒动员法》等战时法令。1945年3月，刚从学校毕业的沟胁千年就和同班的另外三位同学被作为“女子挺身队”队员送到“满洲国”本溪湖的钢铁公司就职。但四个月后日本战败，“满洲国”解体，苏军、国民党军、八路军你来我往，局面混乱。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当地的日本人建立了自治组织“日本人居留民会”。某一天，八路军（当时称东北民主联军）方面传来“征用××岁至××岁男子×名、女子×名”的通知，但当时日本人大都急于回日本，不愿意被征用，于是适龄男女们便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命运。沟胁千年抽的是二号，参军当了护士，从东北一路南行，直到广西的南宁。
沟胁千年1955年回国之后很快取得了日本的护士资格证书，在“全日本民主医疗联合会”的京都上贺茂诊疗所工作，并在那里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这个医疗联合会，本来就是为了救助日本的贫苦百姓组织的，许多因为反对美军在朝鲜半岛的战争而被开除公职的日本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都参加进来了。他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
沟胁千年在给我的信中又谈及杜江群，说：“我曾经对杜江群同志的人格怀着尊敬和憧憬之情。他心胸开阔，幽默开朗，知识丰富，对谁都是那样诚实、亲切。无论是哪个女孩子，都有憧憬男性的年龄。我想我对他的感情是由憧憬而变为‘爱’，”她在信的最后部分说，“我对杜江群同志的思念一如从前。我曾经和他约定三件事：1.一定成为共产党员；2.永远置身于日本民众之中；3.一定回到中国。”
解放军老战士杜江群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他的异国恋人、他的“同志”依然这样怀念他，他九泉之下也应该感到欣慰了。
由于当时的环境所囿，沟胁千年与杜江群不曾一起生活，甚至不曾单独散过步，不曾有过一次单独的长谈，而她对他却是如此忠贞不渝。这显然已经不是纯粹的男女之情。意味深长的是，在一张送给杜江群的照片的背面，沟胁的题词是“赠给杜江群叔叔”。这张照片也许是在杜江群去世之后回到沟胁千年手里的。对于沟胁千年来说，杜江群既是一位男性，也是青春和理想的象征。她一生都在痴恋着自己的青春和理想。
（本文摘自《寻访“日本老八路”》，董炳月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12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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