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经济学”的伦理底蕴

    伦理学是温暖人心的学问。她启人心智，引人向善，追求的目标是人人都生活于繁荣幸福的社会中。繁荣幸福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亚当·斯密在那部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奠基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说：“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呢，或是对社会不利呢？一看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极为明显。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成员最大部分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72页）从亚当·斯密基于良知而来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内容。第一，他在争辩，在批驳。与谁争辩？批驳什么观点？在亚当·斯密时代，英国的社会历史转型正处于关键期。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大批劳动者处于苦不堪言的境地。如何对待这些劳动者？一位几乎和亚当·斯密同时代、名为汤森的人说出了如下的重话：“饥饿可以驯服最凶猛的野兽，它会把礼节和谦恭，恭顺与服从教导给最顽固的人。一般而言，只有饥饿可以激使（穷人）去工作……使用饥饿为驱策手段不仅是和平的、平静的、不断的压力，而且，作为工业及劳动之最自然的动机，它也激使工人尽量发挥能力。” （转引自卡尔·波兰尼：《巨变》，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亚当·斯密与之争辩、进行批驳的观点之刻毒和泯灭人性，让人不寒而栗。与之形成尖锐对立之势的亚当·斯密观点，则是让人感到经济学家的良知在发挥作用。第二，亚当·斯密指证社会生活中的客观事实，社会全体成员赖以活命和从事其他活动的基本前提是劳动者创造的衣食住条件。在文明社会的任何时代，上至高官显贵，中至大款大腕，下至以哭丧医闹为挣饭吃的门道者，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区别，天寒要穿衣，饿了要吃饭，忙活一天之后要有“窝”睡觉。这种活命性条件的出现端赖劳动者终日劳作。第三，亚当·斯密提出“正义”社会即“繁荣幸福”社会的判断标准，只有劳动者生活过得好（即他所说的劳动者“活泼、勤勉和敏捷”）的社会才算是正义即繁荣幸福的社会。基于如上内容得出如下结论不能被认为是唐突之举，亚当·斯密是好人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的后继者们都以他的经济自由主义为旗帜。从萨伊和李嘉图开始，竞相千方百计地为资本家张目，把经济学的论证目标强行扭向有利于资本家一方。这说明，虽然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仍在高高飘扬，但内里的实质性内容已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变化。这种学术视野中的劳动者由“活泼、勤勉和敏捷”的人变成了物，成了与其它生产要素没有本质区别的生产要素。

    到马克思即将登上社会历史舞台的1836年，牛津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铁杆的资本家代言人和典型的大款经济学家西尼尔在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大纲》中说出了如下的话，“经济学家把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说成是成果的共享者的那种通常说法，只是出于杜撰。差不多一切所生产的，首先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英]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45页）。尤其让马克思不能容忍的是，面对日渐严厉的约束资本家恶行的工厂立法活动，曼彻斯特的资本家因对劳动者的刻薄残酷而陷入舆论、道德困境且已回天乏术，这位资本家的铁杆代言人竟然以学术权威身份作掩护，跑到曼彻斯特为其解围。基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罕见地专门设置一节，揭露和批判这位不顾劳动者死活的大款经济学家。

    再到后来，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为资本家张目的心思未变但手法发生了变化，把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挖空心思地打扮为科学，且是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鉴于这种实质未变只是手法发生变化的事实，马克思说，“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话糙理不糙。马克思的批判道出了实情，击中了要害，使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内在本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演化历史被写出来的是异彩纷呈，壮观夺目，群星璀璨，彼竞我逐。这样的例证有很多，通俗普及版，大学教材版，学术研究版，课堂讲演录版，不一而足。但是，从真实历史演变的角度看问题，结果却是与此大相径庭，亚当·斯密的好人经济学蜕变成了相对于劳动者而言要钱不要命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精致版本在西方，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可为例证；粗糙版本在中国，在学术要津不断发声的人中就有代言者。例如，当矿工死于本可避免的井下事故，有一位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却说，此为私营矿主没有经济自由所致（见张维迎：《社会合作的制度基础》，《读书》，2014年第1期。还见笔者的回应文字：《信笔“挥洒”非文章》，《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9期）。既违背学术常识又与客观事实较劲的观点之粗糙，只能用罗宾逊夫人的话形容——“经济学神学”。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学术胆量能吞天的观点竟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实在让人无言以对。由此可见，大款经济学在当代中国已经强势到多么蛮不讲理的程度。

    再回到亚当·斯密的话题上来。他暖人心扉的话语回答了何谓经济正义的问题，但没有提出也没有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说劳动者生活过得好的社会才是正义即繁荣幸福的社会？作为亚当·斯密精神遗产正宗正统继承人的马克思回答了这一问题。“为减轻人类痛苦”而进行的艰难卓绝的求索成果丰硕，后人所见到者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这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就包括劳动伦理思想，特别是劳动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性内容。

    在很长的时间内，谈论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者不乏其人，成果也不断问世，但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地挖掘马克思的劳动伦理思想，特别是这一思想的哲学基础，还是一项有待深入和系统化的工作。在这样的学术情势下我们见到了黄云明博士改写博士论文而成的专著《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哲学研究》。其中的诸多提法让人眼前一亮，由此而展示的内容则使潜在于马克思文献中的劳动伦理思想，特别是这一思想的哲学基础，得到了在当代学术语境中表示存在的机会。从这一角度看问题，黄云明博士的著作既有开拓性质，又有贡献巨大的一面。开拓者，意谓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挖掘劳动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贡献巨大者旨在表明，黄云明的著作告诉世人，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的劳动伦理思想传统确实客观存在，它与仅把劳动者当做生产要素的思想传统尖锐对立且形成双峰并峙之势。正是这一思想传统，才使世代被人看不起却又须臾离不开的劳动者作为人，重新出现于学术视野之中，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体的一面被充分地展现于人们面前。

    如上所说是我念马克思的书四十年、念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书二十年之后的肺腑之言。当然，不能排除人之常情的因素发挥作用，我作为黄云明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由于喜欢论文的选题和内容而说过头话。实际情况何如？真正的判官是读者，他们读过黄云明的书后自会有结论。

    （《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哲学研究》，黄云明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33.00元。本文为该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