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性格分析报告》中译本之“分析报告”

    就中国学界而言，政治心理学（特别是人格分析）、心理史学基本上是舶来品，国内的研究很薄弱，经典的著述大都译自欧美。罗凤礼、萧延中先生几年前主编出版的“心理传记学译丛”可谓国内心理史学研究的一大壮举，该译丛收入了美国心理学家沃尔特·兰格（Walter C. Langer，1899—1981）的成名作——《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程洪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版）。凑巧的是笔者当时正在研读一份同样关于希特勒人格分析的报告——默里报告，而后者很少为人所知。去年，笔者在闲逛书店时竟然发现了默里报告的中译本——《希特勒性格分析报告》，激动不已，当即买来拜读。不过当笔者一气读完之后，欣喜之情已失，失望之心渐生，忍不住想说几句，以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译著的缺憾

    一、封面欠妥。该书的封面赫然印着“中情局绝密档案之希特勒性格分析报告”，但在该书的书脊及扉页上则仅留下“希特勒性格分析报告”，而将“中情局绝密档案”的字样隐去。稍有相关背景知识的读者必定生疑，二战中服务于美国情报界的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该书译为“战略服务办公室”）成立于1942年7月，1945年9月20日即被杜鲁门总统下令解散。1947年7月，美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新的情报机构——中情局（CIA），并接收了原战略情报局的雇员。所以后者充其量只是中情局的前身之一，在此用“中情局绝密档案”来打广告显然不太严谨。笔者猜测加上这几个字仅仅出于吸引读者眼球的需要，但这纯属画蛇添足。

    二、著者之惑。译著封面赫然印着作者为美国的亨利·A·穆雷，但书的扉页并未给出著者的英文名，想知晓穆雷是“何许人也”殊为不易。其实该书的作者即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亨利·A·默里（Henry A. Murray,1893—1988），人格心理学“需要-压力论”的提出者。对于外国人名，学界一般采用约定俗成的译法， Murray应译为“默里”（或莫里），而非“穆雷”。译为“穆雷”亦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要给出其英文拼写，否则同名同姓的外国人太多，读者如何分辨？

    三、原著来源成谜。既然是译著，那么一定就有原著存在，但笔者翻遍了全书，也未找到关于原著的点滴信息，不得已在此为其说上几句。其实，该译著的原本是一份机密报告——《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格分析及对其未来行为的预测以及现在乃至德国投降后对其处置的建议》（Analysis of the personality of Adolph Hitler with predictions of his future behavior and suggestions for dealing with him now and after Germany’s surrender，简称默里备忘录或默里报告），由时任哈佛大学心理诊疗所主任亨利·默里博士于1943年10月提交给战略情报局。不过默里报告自提交给战略情报局之后就被尘封起来，直到2004年受默里遗孀的委托，该报告才公之于众，其电子版亦在同年发布于康内尔大学图书馆的网页上。据笔者所知，默里报告在公开后并未付梓，自然也就没有此报告的纸质印刷版，所以该译著无法提供原著的任何信息，也不可能提供，但译者至少要对此做些说明才是。

    四、翻译变为编译。该译著的第三章配有7张照片，另有30幅所谓的希特勒绘画作品大致均匀地散布全书，这让该书显得图文并茂，可读性很强。默里报告原来仅有的8张插图全部集中在第三部分即“希特勒人格的详细分析”（即该译著的第三章）中，报告的前6张照片与译著的前6张照片基本一致。原报告的第7张照片（1933年3月，希特勒与兴登堡总统在波茨坦日）与第8张照片（注意希特勒鞠躬的恭顺姿态）则被译著合并为一张（《希特勒性格分析报告》，第122页），笔者猜测这2张照片可能不易搜寻，不得已合二为一，用一张相似的照片来代替。另外译著使用的照片似乎与原报告的照片并非同一版本，更像是采集自相近的历史图片，好在它们并不影响对译著的阅读与理解，我们也不必吹毛求疵。

    但更令人困惑的是该书凭空增加了30幅希特勒的绘画，而原报告中一幅此类画作也没有。姑且不论这些所谓的希特勒画作是否真实可信，在译著中擅自增加插图的做法就不太合适，况且这30幅画作能否体现原报告的主旨也值得商榷。虽然默里在报告中指出“希特勒一向喜欢描绘被毁的神殿（正如他一向喜欢凝神注视敌人居住的城市被毁坏一样），他也同样喜欢描绘恢弘的城堡（就好像他十分沉醉于为第三帝国设计建筑一样）。……在他的天性之中，有一种深切而有力的创造性的人格特征（但很遗憾，他缺乏必要的天赋）。”（《希特勒性格分析报告》，第13页）想必是译者或出版商希望借助这些画作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希特勒的人格与心理，殊不知这种对原作随意增删的做法不但破坏了原文及其结构，且易误导读者，让人误认为这些画作是默里搜集的。所以知情的读者不禁要问，该书到底是忠于原著的“翻译”还是基于原著的“编译”呢？

    五、译文令人失望。该译著对全书的一个关键词——Personality的翻译就非常混乱，一会儿译为性格，一会儿译为人格。该书的书名译为《希特勒性格分析报告》，但在目录页中则是“性格”与“人格”交替出现；译本的第一句是“提供一份阿道夫·希特勒的性格分析”，接下来的第二段就改称“对希特勒的人格做出恰当的解释……”，类似的情况在书中比比皆是。Personality一词在心理学中一般译为“人格”，笔者也认为把personality译为“性格”殊为不妥，而该书对Personality一词的翻译如此随意，实在不应该。

    另一处错误的翻译是将madonna误译为“麦当娜”。“他选择麦当娜和孩子的画像来装饰他的房间”，“当时房间内的壁炉架上方有麦当娜和孩子的画像”（《希特勒性格分析报告》，第79页），麦当娜是谁？笔者百思不得其解。这2句的原文分别是：“his selection of pictures of Madonna and Child to decorate his rooms”，“Corner of big room at Berchtesgaden Painting of Madonna & Child over mantel”。显然，译者不明白madonna一词的真正含义，将“圣母玛利亚与圣子像”错译为“麦当娜和孩子的画像”，真是离谱啊。

    再如，将“E.S.Ideocentricity”一词译为“自我、社会、思想意识中心”（《希特勒性格分析报告》，第15页）也明显不妥，将具有主从关系的三个词不加区别，并列译出有损原意。这是默里为描述2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意识幻想之中的希特勒而“生造”的一个词。默里认为在希特勒的意识中，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city,用E代表）排在第一，社会中心主义（sociocentricity,用S代表）排在第二，所以笔者认为将其译为“自我-社会的意识中心主义”更贴切些儿。

    译者及出版社能将默里报告翻译出版，本是一件劳苦功高的好事，值得称道；但这么珍贵的一份文献被译得如此随意，出版得如此草率，实在令人遗憾。

二、如何阅读这本书

    尽管《希特勒性格分析报告》的翻译有不少缺憾，但该书值得认真一读，笔者以为若从如下几点入手，阅读这本书依然会很有收获，并能领略心理传记的魅力。

    第一、要了解默里报告的篇章结构。由于该译著的原稿是一份提交给美国战时情报机关的机密报告，并非出于学术目的或为一般读者而写，所以其篇章结构显得很松散、怪异。除了前言，默里报告的正文分为六部分。译著的第一章“分析报告择要概览”即原报告的第一部分（Condensed Review of the Entire Memorandum）。译著第二章“希特勒其人——案例史笔记”是原报告的第二部分（Hitler the Man-Notes for a Case History），该章是哈佛大学的弗农（W.H.D.Vernon）在默里的指导下完成的一篇学术论文。译著第三章“希特勒性格详细分析报告”是原报告的第三部分（Detailed Analysis of Hitler’s Personality(Written especially for psychologists and psychiatrists))，括号内的提示指出这部分是“特意为心理学家与精神病专家而作”。因为第一章第一节是“希特勒人格的简要分析”，所以第三章就成为第一章第一节的详细版。默里报告的第四部分“对希特勒今后行为的预测”（Predictions of Hitler’s Behavior in the Coming Future）、第五部分“当前及德国投降后关于处理希特勒的建议”（Sugges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Hitler, Now and After Germany’s Surrender）与第六部分“处理德国的建议”（Sugges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Germany）都只有标题，并无正文，仅注明分别见第一部分的B、C、D节，亦即译著第一章的第二、三、四节。为何后三部分没有正文，原报告并未解释。笔者猜测是时间紧迫，匆忙交稿所致。该译著对后三部分只字未提，虽然不影响全书的阅读，但从忠于原作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不太规范。

    第二、要与兰格成名作对照阅读。1943年10月，在默里向战略情报局提交报告的同时，沃尔特·兰格也提交了一份报告——《阿道夫·希特勒的心理分析：其生活与传奇》（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Adolph Hitler: his life and legend）。兰格报告的封面印着“合作者：哈佛大学心理诊疗所的亨利·A.默里教授、社会研究新校的欧内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博士与纽约心理分析研究所的伯特伦·卢因（Bertram D. Lewin）博士”。这表明默里在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之际，还参加了兰格的研究计划。但兰格在1972年出版其著作时隐去了默里等三位合作者的姓名与就职单位，只是在序言中模糊地提到“我邀请了三位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学家参与这项合作计划……这些合作的成果主要限于第五部分（“对希特勒心理的分析与重构”），以及第六部分（“对希特勒未来行动的预测”）。”（《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第10页。）所以外界很少有人知晓默里与兰格合作研究的这段往事。由于默里报告与兰格报告在研究目的、所用资料、研究方法及结论方面有诸多的一致，而且默里报告还比兰格报告多出一个“政策建议”部分（即如何处置希特勒与如何对待德国民众），所以有学者认为兰格报告是基于默里对希特勒的早期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默里报告与兰格报告还是有不小的区别，兰格更多地将希特勒作为一个神经症患者来研究，而默里除了关注希特勒的个人心理之外，还为美国决策者的战时及战后对德政策出谋划策。不论是他俩合作完成还是各自独立完成此项研究，对读者而言，将这两部译作拿来对照着阅读将是最好的选择。

    第三、要从心理史学（或心理传记学）的发展历程评价该书。直到近期，国内外各类教科书对心理史学发展历程的标准化论述依然是：心理史学肇始于弗洛依德的《列奥那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1910年），兴盛于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1902-1994)的《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学与历史学的研究》（1958年），它们几乎不提1940年代默里、兰格等人对心理史学的开拓性贡献。

    笔者以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这两份报告的解密时间太晚，导致其在学界的知名度太低。兰格报告于1968年解密，4年后兰格将其修订出版，更名为《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并由其兄长、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威廉·兰格（William L.Langer）作序。威廉·兰格称：“这项对希特勒的心理研究是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它不是把现代心理学的发现运用到遥远的历史人物上，而是把这些发现用于一个依然十分活跃，并忙于制造历史的人身上。……在历史研究中，它是块标志着崭新而又多元的方向的里程碑。”（《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序第2—3页）兰格及其著作就此一举成名。而与兰格报告系出同门的默里报告在战后一直尘封于纽约海德公园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的总统秘书文件之中，虽然在1970年代初有几位学者发现了它，但并未公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默里报告。于是造成了目前心理史学界的这个局面：埃里克森声名显赫、兰格稍有耳闻、默里则默默无闻。兰格的成名作现已收入了国内的“心理传记学译丛”，默里报告也已翻译出版，该是国内学界重写心理史学的历史的时侯了。

三、多余的话

    坦率地说，在笔者近年来读过的一些译著中，本书的翻译还不算太差。当前此类任性的译著并不少见，究其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点：其一是国内学术生态的失衡。目前的中国学界早已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美国学界的那个口号——“不发表毋宁死”被国内学人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拼论文、争项目、编专著、抢译作的学术运作大潮中，浮躁的学风造就了学术生态的失衡，学术精品的缺失也就司空见惯了。其二是目前的翻译运作机制不太健康。早年的外译精品多由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们亲自动手，反复推敲，慢工出细活。现如今的译著则先由书商或专家们承包下来，然后层层转包给研究生、本科生乃至圈外人士去译，译者队伍良莠不齐，专业与非专业人士一起操刀，众手成书，在原著的理解、译文风格乃至规范方面都无法统一，误读误译频现。其三是一些出版社利字当头，罔顾学术。当下的出版界给人一种“明人好刻书而书亡”之感，为博眼球而徒增噱头，为促销量而随意增删，编辑校对又不认真，只重码洋而不顾质量。其四是国内学术批评的羸弱。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中，学术批评是一种强大的学术监督与学界自我净化机制。但在当下的国内学术环境中，学者们大都“井水不犯河水”，不敢或不愿做严肃的学术批评，给别人的著述挑刺非但遭人厌烦，而且是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但愿国内学界和出版界的新常态能够快点来临，野蛮生长的学术和出版该降降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