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与文本评论

    书评（这里主要指文学和文史类书评）是否是一种独立文体，譬如涉及文学作品的书评，跟通常所谓的文学评论是不是一回事？可以说，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也许媒体上还不曾发生这样的争论，但人们对此确有不同认知。实际问题是，报刊编辑对书评的文章体式确有不同选择取向。但总的说，现在国内报刊常见的书评大致是二元共生格局：一种是从传统题跋发展而来的“书话体”，另一种就是注重文本解读的“评论体”。这里明显有着文化传统和不同知识来源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跟书籍有关的文字起初属于目录校雠之学，主要是书志和“读书记”一类，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目的，功夫下在版本目录方面。明清以降，藏书家的题跋形成一种新的文体，如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一类书跋，不光是著录图书、撮其旨要，更注重收藏与流传等内容。像焦竑《澹园集》里的“书后/题跋”，则更多显示一种智性见识。

    从晚明开始，这类书跋已渐渐将目录之学变成具有阅读和欣赏价值的文章。如，钱谦益《初学集》和《有学集》里关于两汉书的两篇题跋就是一个有趣的范本。其前跋记述这套家藏宋版书之由来，以及崇祯十六年鬻之谢三宾（象三）之事。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考证，卖书是为修建绛云楼筹款，钱氏未提这一茬，却描述自己难以割舍的心情，比之李后主去国“挥泪对宫娥”云云。后跋更有戏剧性，顺治十五年钱氏游杭州，地方官员拿来一部宋版书请他鉴别真赝。竟是当年自己手里出去的两汉书，一时看得两眼发直，不由大发感慨。劫火之后其绛云楼藏书已流失殆尽，他说如今吴中所剩数家藏书“不足当吾家一片羽毛”，想起当年谢三宾趁机压价，又以“书生饿眼见钱”之语大加讥讽。像这样的书跋有故事更有一种心情。

    由志目而为题跋，由公共知识领域进入个人叙事，无疑彰显惟书是癖之雅趣，这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但有一个问题：古人著录书籍，即便书目提要一类，也只是有内容概述，很少作条分缕析的评论。那么，这些书志、书跋、书目提要之类，跟我们今天谈论的书评究竟有多大关系呢？应该说，古人的编目叙录也好，记述个人过眼图书也好，其中亦自有价值确立。古代学人对于书籍似乎有一种互为主体的文化自负，犹之“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这种著述态度有其复杂原因，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中国古代真正有批评意义的文字并不很多，主要是诗话词话和金圣叹、毛宗岗一类小说回评，说到书的事情，文章更多着眼于书外，如掌故、趣闻、情致、意境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近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叶德辉《书林清话》二书谈论书事方方面面，在书跋基础上已大大拓宽写作内容，却依然是书外言书。

    其实，正是明清书跋影响了现代产生的“书话体”书评。唐弢先生在孤岛时期开始写作“书话”，后来集成《晦庵书话》一书。他在自序中说：“我写《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又称：“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这里，他提到的“观点”是一个新的因素，观点自然包含面对文本的思考与判断，这是对传统题跋的一大超越。这种颇有书卷气的“书话体”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书评的主要样式，像周作人、郑振铎、阿英、周越然、叶灵凤等都是此中高手。当然，相比另一种“评论体”书评，“书话体”书评在文本分析方面往往难以深入，这是文体的局限。但在许多读者和编辑心目中，“书话体”通常被视为书评正宗，如今像姜德明、董桥、陈子善、小宝、止庵诸君的书评就很受读者和编者喜爱。

    如果说书评应该具有“某种内在的规定性”，笔者认为就当下国内书评状况而言，需要增强的是文本评论因素，简单说就是价值判断、审美判断和情感理解。考虑到当今文化语境和普通读者的知识结构，书评在强调信息性和趣味性的同时，需要更多注重文本解读。譬如，小说家库切（J.M.Coetzee）关于格拉斯（GünterGrass）《蟹行》（Im Krebsgang/Crabwalk）的一篇评论，其中详尽分析作品如何揭示负有“集体罪责”的德国人面对战争苦难的沉重心理，写得非常精彩。他从“古斯特洛夫号事件”的历史背景，几代人命运与性格形成，以及碎片化叙述方式等不同角度解读作者的叙事意图。这样有厚度的评论还只是区区书评？没错，那篇文章就发表在《纽约书评》（TheNewYorkReviewofBooks）。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库切为《纽约书评》写过几十篇类似的评论文章，收在他的评论集《异乡人的国度》（StrangerShores）、《内心活动》（InnerWorkings）那两本书里。这类文本评论自有一种伟大传统，可以追溯到狄德罗的《沙龙随笔》、莱辛的《汉堡剧评》、赫尔德的莎士比亚评论

    ……

    当然，“评论体”书评在中国并非没有传统渊源。古文中“说”之一体就是评论，古人的策论亦从推理和判断中发展了思辨艺术。宋代以后，关于古代经籍的义理之辩堪称显学，其中有些文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直视文本的经学书评。只是那些东西读起来不那么有趣，它们所辨析的对象本身亦远离大众阅读。在文言文时代，直至晚清才有传播学意义上的文本评论（如梁启超、王国维的小说评论）。概而言之，像文学评论这类文本评论，大致受域外影响，乃与新文化相偕而来。

    笔者个人看法，以讨论文本为主的书评，应该是面向一般读书人的专业性评论。譬如文学书评，本质上就应该是文学评论。这里或许有一个概念上的纠缠，时下所谓的“文学评论”，如果不是媒体宣传文字，多半属于晦涩的科研论文，往往由某种学理性的东西替换了文学内涵。就像一些标识文学评论的核心刊物，其实许多文章几乎跟文学评论没有多大关系，那上面刊登的学术论文只是藉作品分析演绎某种学理，基本不涉及审美与情感。这种买椟还珠式的评论如今成了滥俗的学术游戏，甚至可以把一部小说搞成社会学或其他社科学科的概念大全，就像出街女郎缀满了耳坠、鼻环、手镯、丝巾和各种多余的饰物。当然，文学评论要有理论依据，也需要方法，但评论不是为了阐述学院里那些似是而非的学理，是要跟读者讲述作品要义与特点，分析其优长或是缺陷。如果仅仅将论述对象作为精神分析或是后殖民理论的范本，人家还不如直接去读那类教科书。

    定义为文学评论的书评首先要考虑到普通读者的接受意愿，像库切的书评就没有任何专深的理论，甚至很少使用专业术语。说到文章趣味和可读性，“书话体”书评给予我们很多启示，值得“评论体”书评多加学习。但目前的情况是，后者的颓势已十分明显，不但质量上有待提高（国内能写库切评论《蟹行》那种文章的作者好像不多），而且产出数量也少。由于近二十年来国内大学形成一种荒唐的考核机制，现在许多有才华的中青年学者很少涉笔这种不能作为“学术成果”的文学评论，所以相比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这方面退步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