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互联网，坚持读纸书

    忙忙碌碌的2015年，我依旧陷溺红尘难以自拔，但科学阅读也一如既往地持续着。以下选择我阅读中相对比较有心得的书籍数种，略陈管见。

    《科学圣徒——J.D.贝尔纳传》，［英］安德鲁·布朗著，潜伟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

    传主集科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情圣、科学学奠基人等多种身份于一身，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有“科学圣徒”之誉。那个时代英国知识青年的时髦是同情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贝尔纳经常应邀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旅行和访问，不过当时中国方面主要将他视为一位科学家，对他的期望也主要是在科学方面。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贝尔纳、李约瑟这样“左倾”的科学家，总是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受到特殊欢迎。因此，尽管贝尔纳及其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学著作在中国享有很高声誉，但我们在评价这些著作时，必须注意到，在当时的思想习惯中，科学技术基本上没有“阶级性”，没有意识形态属性，但是“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却肯定会被认为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不会翻译丹皮尔的《科学史》，但完全可以接受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因为正如本书作者布朗在所言，贝尔纳的政治信仰“被塑造成了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并且相信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

    《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英］亨利·吉编，穆蕴秋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

    这是一本出人意表的小说集——原来“世界顶级科学杂志”Na⁃ture还一直刊登科幻小说啊！2005年，“欧洲科幻学会”将“最佳科幻出版刊物”奖项颁给了Nature杂志！一本“世界顶级科学杂志”，怎会获颁“科幻出版刊物”奖项？在那些对Nature顶礼膜拜的人看来，这难道不是对Nature杂志的蓄意侮辱吗？Nature杂志难道会去领取这样荒谬的奖项吗？但事实是，Nature杂志坦然领取了上述奖项。

    从1999年起，Nature新辟了一个名为“未来（Futures）”的栏目，专门刊登“完全原创”、“长度在850～950个单词之间的优秀科幻作品”，该栏目持续至今。专栏开设一周年的时候，就有7篇作品入选美国《年度最佳科幻集》，而老牌科幻杂志《阿西莫夫科幻杂志》和《奇幻与科幻》这年入选的分别只有2篇和4篇。2006年Nature杂志更是有10篇作品入选年度最佳。

    这部短篇小说选集，就是上面这个专栏的产物。附带说一句，《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II的中文版权也已被买下，仍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违童之愿：冷战时期美国儿童医学实验秘史》，［美］艾伦·M·霍恩布鲁姆等著，丁立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1月第一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法西斯利用战俘所做的臭名昭著的“人体科学实验”，都是毫无疑问的战争罪行，纽伦堡审判谴责并惩处了德国法西斯医学专家的这些罪行。日本法西斯“731部队”所做的类似行为，也遭到世人普遍的厌恶和声讨。

    所以，当我们从《违童之愿》中看到，美国竟早就在它本土实施了类似的实验，而且实验对象竟是它的本国公民时，不能不感到非常意外。更加令人震惊的是，美国的研究者们“纷纷扎到孤儿院、医院、收治‘低能儿’的公立机构去寻找实验对象”，而且这种行动竟早在冷战之前的194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在时间上倒是和德、日法西斯的“人体科学实验”不相上下。

    如果这类侵犯人权的“人体科学实验”，其成果真的可以帮助救治更多的病人，那么这类实验有没有正当性？仍然没有。因为无论目标何等崇高伟大，都不能提供不择手段实现该目标的正当理由。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凡是主张为了实现伟大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人，结果都是先造成了罪恶，却从未实现那些目标。如果有一种目标只能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才能实现，这种目标还可能是正当的吗？

    《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英］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著，杨朗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2月第一版

    所谓“第一次性革命”这样的说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视为一种修辞手段。因为社会、思想、文化等等，都是极为复杂的，在时间上并不存在“革命成功”的清晰界限。例如，1600年~1800年间，西方世界的成年人获得了支配其身体的自由，婚外性行为不再成为非法，社会不再能够依靠强制力迫使人们遵守违背他们意愿的道德；如果认为“第一次性革命”到1800年基本成功，那又如何解释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后出现的潮流呢？作者自己也说：“如今许多历史学家都同意此种维多利亚时代严格约束性自由与抑制各种感官享受的朝纲一直延续至1901年——事实上，作为西方性文化的典型特征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所以，在性观念问题上，“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是长期共存的，而一场又一场的“性革命”，很可能并未持续地将人类社会推向开放和宽容的新高度，情形更像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

    《博物学文化与编史》，刘华杰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

    刘华杰教授近年大力提倡博物学传统的复活和振兴，成绩斐然，冷落已久的博物学居然重新进入大众视野。本书是作者主编的《博物学文化丛书》已出品种中最具学术价值的一本，书中包括“博物学论纲”“博物学编史纲领”等纲领性的历史文献，富有思想性、创新性和启发意义。本书在理论上所开拓的学术道路，是一条不乏野草闲花的阳关大道。

    《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马化腾等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

    “互联网＋”最近成为极热的热词，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有多种解释版本，比如官方版、马化腾版、阿里版、李彦宏版、雷军版，文字各有异同，意思大同小异。用我自己理解的大白话来说，其实就是：互联网技术的洪水冲决以往各种准入限制，各行各业大洗牌，最终达到打破垄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新局面。

    在本书中，当今互联网企业的弄潮巨头之一马化腾和他的部下、谋士、同行、友人及“文学侍从之臣”们，踌躇满志地将工业、农业、金融、交通、能源、建筑、零售、物流、社区尽数纳入准备征服的视野，“万里车书一混同”的豪情壮志跃然纸上。

    但是，只要社会资源处于短缺状态，“筛选”就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不断地让一部分人出局，我们的社会资源才够在剩下的人群中分配。而现代大学教育就是被选中的相对最公平、最人道的筛选方式。所以只要我们还需要现代教育的筛选功能，“互联网＋”攻城略地的兵锋就会在大学校门口停下来，大学校园就是互联网海陵王面临的采石战场。我甚至怀疑，马化腾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因此在《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所列举的准备“征服”的领域中，根本没有大学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