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乱而又贴心的阅读

    这一年究竟读了多少书？东欧的，韩国的，英美的，拉美的，起码有六七十部吧。而且小说，散文，诗歌，日记，回忆录等等，什么都有。真是够杂乱的。杂乱的阅读，常常就是随心的阅读，贴心的阅读，也就是卡内蒂所说的那种幸福的阅读。

    阅读有诸多隐秘的动力，比如求知欲，比如孤独感，再比如好奇心。记得前年元旦，我出于好奇捧起了罗琳的长篇小说《偶发空缺》（任战、向丁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读后，一直在想：如果没有哈利·波特系列的极度畅销和巨大成功，那么，她是否会这么写。显然，哈利·波特的成功给了罗琳足够的自信和底气，敢于往狠里写，纵情地写。整部小说，总体上说，写了两组人：一组是成人；另一组是孩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少年。成人沉湎于争斗。孩子同样如此。罗琳似乎对人类或者人类生活彻底绝望。她不相信和谐，不相信对话的可能。她要解构和颠覆小镇所谓的田园牧歌。她写作这部长篇时，似乎极为享受文字，享受各种细节，把文字当作了一道盛宴，以至于完全不顾所谓的分寸和节制。尽管写冲突，写对立，写争斗，但读时又不觉得特别紧张。这主要归功于作者的轻喜剧手法。在这样的轻喜剧中，我们常常能感到一点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她还勇于打破文学禁忌，我指的主要是色情。一直以来，这被当做男性写作的视角和内容。但通过《偶发空缺》，罗琳发起了挑战：女性同样有权利采用这样的视角，书写这样的内容。

    同样是出于好奇心，我读了捷克作家克里玛的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第一部，刘宏译，花城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一位老人眼里的“疯狂”又是怎样的疯狂呢？克里玛曾经历过战争、集中营、解放、教条主义时期、“布拉格之春”、苏联入侵、极权主义统治、“天鹅绒革命”等等，历经人世沧桑，对世界的变幻和人性的莫测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洞察。这种体验和洞察提炼出来，就是一种珍贵的人生智慧、思想结晶和心灵遗产。正如他所说，“有过极限经历的人所看到的世界，和那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所看到的是不同的。罪恶与惩罚，自由与压迫，正义与非正义，爱与恨，复仇与宽恕，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特别是对没有其他生活经历的年轻人来说。一个人往往要花很多年才能懂得，极限经历会将他们引向智慧之路。还有很多人，永远也不会懂”。世界的疯狂常常超乎人们的想象。及时的反思，自省，清理，防止极限、荒谬和罪恶重现，防止悲剧重演，为人心注入更多向善的力量，尤为重要。可悲的是，岁月中，多少罪恶，多少荒谬，多少悲剧，多少极端总在不断地重演。亲历和细节使得此书生动，有力，意味深长，有现场感，分外的丰富。记得一个细节：克里玛曾参加过一次座谈会，座谈会抽象，空洞，没什么意义。可就在这时，有人说道：每天，我的羞耻感都会被唤起。克里玛觉得，正是这一句话让原本毫无意义的座谈会有了价值。类似的细节比比皆是。可以说细节支撑起了整部回忆录。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一章的最后都有一篇主题论述，涉及极限、桎梏、乌托邦、恐怖与恐惧、挥霍的青春、信仰、独裁、忠诚与背叛、自由、命运等等话题，仿佛一种总结，更是一种提升，让平静的叙述有了思想深度和高度。我相信克里玛在书写这部作品时，内心是充满着道义感和责任感的。这种道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许多东欧作家的最感人之处。

    比起《我的疯狂世纪》，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疑问集》，万楚拉的《无常的夏天》，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地平线》《缓刑》等等显然属于轻巧的作品。轻巧，却并不低微；轻巧，自有轻巧的魅力。《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陈黎、张芬龄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6月出版）让人懂得，激情对于诗人的重要。《疑问集》（陈黎、张芬龄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1月出版）则以发问的形式，展现出好奇、想象与诗意共同孕育的奇特果实。《暗店街》《地平线》《缓刑》似乎在演绎一种模糊美学，那其实更加贴近世界的本色。而《无常的夏天》简直就是一场语言的魔术，从小镇的单调和平淡中变幻出那么多的幽默、情趣和韵味。我因此愿意将捷克作家万楚拉称作语言魔术师。难怪就连向来傲慢的昆德拉青年时代都曾对他推崇备至呢。

    有些书需要在恰当的时机读，就像荷兰作家维尔林哈的小说《美丽的年轻女子》（李梅译，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及罗马尼亚作家拉扎雷斯库的小说《麻木》（林亭、周关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两部作品都涉及衰老主题。人生自然的现象，谁也无法回避，因而具有普遍意义。《美丽的年轻女子》将爱情、婚姻、夫妻关系、衰老心理和生理、婚外恋等混合于一体，不时地加入情爱场景，节奏快捷，篇幅短小，是一部特别好看的小说。《麻木》主要写了两个人物：埃弗盖尼和瓦莱莉娅。中年男子埃弗盖尼决定要写一本书，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体现人生价值。退休教师瓦莱莉娅积极参与老年合唱团等活动，想以此来保持活力，抗衡孤独。但他们俩都开始面临衰老的威胁。麻木恰恰就是衰老最初的症状。埃弗盖尼和瓦莱莉娅的困惑，是自身的困惑，与生存紧密相关。具体而言，他们都需要找到某种自己坚信的生存意义。埃弗盖尼期望通过出版一本书来解决这一问题，可对此他内心又并不特别坚定，因而最终也就陷于失败和沮丧；瓦莱莉娅倒是充满了激情，却实实在在地遭遇了病痛，只能在清醒和糊涂之间一步步走向生命的尽头。显然，埃弗盖尼是一个正在进入麻木的人，而瓦莱莉娅是一个已经进入麻木的人。他们都想通过艺术与麻木苦苦地斗争，但艺术并不能解决一切，而生存中永远都有比艺术更为要紧的事情。已过知天命之年，读到《美丽的年轻女子》和《麻木》，内心自然会生出无限感慨。

    读外国文学常常有种新鲜感，而读中国文学则更会有亲切感。当我读到东西的《篡改的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时就倍感亲切。东西是我喜欢的作家，机智，深刻，富有灵气。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他的小说。他始终以自己独有的从容姿态写小说，不慌不忙，不骄不躁。他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以及这部《篡改的命》都是中国文坛难得的杰作。说到小说，我一直在寻找那种既好看又有意味的作品，《后悔录》和《篡改的命》就满足了我的这种阅读期待。东西是讲故事的高手，无论多么荒诞，多么离奇，多么不可思议，他都讲得合情合理，这显然是需要想象力的。而在小说创作中，想象力就是创造力的最好体现。当然也需要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后悔录》和《篡改的命》中都有无数细节，像黑色幽默，会叫人发笑，但读完全书，你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了，唯有哭的冲动。我相信，东西对人性充满了悲观和绝望。东西富有理解力和洞察力，又有生活积累，对中国现实有着深刻的了解。可以说，《篡改的命》将中国现实中个人的命运写到了极致。若无对中国现实的深刻了解，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对城乡差别的刻骨记忆，若无长期的积累、观察和领悟，必要的写作才华，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小说涉及的话题丰富，结构精巧，逻辑严密，大量细节令人难忘，写得特别狠，特别绝，惟其如此，才能反映中国复杂的现实。而语言常常是轻盈的，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还用了不少流行词语，甚至网络词语。想象力，现实感，虚和实的巧妙结合，使得一部实质沉重的小说变得特别好看，可读。什么是中国现实？什么是中国真实？那么，就读《篡改的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