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与自然选择：迷失在技术与社会重构中的经典理论

    网络时代阅读，碎片化是特征。网络原住民们远离纸媒，对《论借助自然选择方法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种族的物种起源》（Onthe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NaturalSelection,orthe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StruggleforLife）这样标题冗长的经典原著，轻轻飘过是常态。然而，近一个世纪出生的人群，大部分被进化学说感染过，诸如类人猿是我们共同祖先，猴子是人类的表亲等等。只是，大多数年轻人并不了解其出处、演变、争议以及当下重读的深意。

    1859年，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1809～1882）正式提出自然选择概念，系统论述其通过美洲大陆原野考察，花费一生精力整理的生物进化理论假说。原著简称《物种起源》，强调生物进化途径中的自然选择特征。从探索科学的自由理念而言，达尔文无疑是勇士，他惊世骇俗地挑战世俗与权威，推动了现代生物学认知的学术波澜。

    据此，博物学界雄心勃勃，不断建构与完善生物进化学说，但最热衷此说的要数社会学者，他们痴迷“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种族（intheStruggleforLife）”的理论表述，将博物学领域的生物生存推论不断衍生，大大超越科学与技术范畴。

    一般认为，社会进化学说，比生物进化学说更受读者拥戴，传播通行无阻。究其原因，人类不仅有精英阶层占据社会顶层，还有渴望成功的芸芸众生构成底部，在这样的宝塔模型中，社会进化学说满足了各类族群对自身空间定位和未来流动可能提供了想象依据，并在19～20世纪的社会秩序大转型期间推波助澜。就中国来说，流行在20世纪初科学萌芽时期的进化论，其实并非自然科学的先进学说，而是被当时文人过度演绎的社会进化理念。

    150年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依托越来越发达的技术进步，通过讲坛、书籍、报刊、电影等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关注该理论的正反双方，始终争议交锋激烈碰撞。

    了解进化论的波澜史，也是复习当代技术史与社会史。2014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迈克尔·贝希《达尔文的黑匣子：生物化学对进化论的挑战》，可以视作反思生物进化学说，再掀波澜的力作。

    随着现代生物学，尤其是实验生物学的迅速成熟，通过推理、计算与重复等科学手段建立起来的生物学实验数据，不时挑战与质疑来自原野观察的生物进化假说。与达尔文同期的孟德尔以神父之身，罔顾目的论中上帝之神创，其学派终于获得“遗传因子”研究结果，该学派既被进化论者用于补充阐述自身理论，又陷入环境致畸、基因突变等遗传学和自然选择相互背离的证据矛盾。生物从初级到高级单向进化的法则，进化具有唯一性、恒久性的学术模型，从一开始就遭遇难以完美诠释的窘境。

    至于当下，生命科学抵达最新发展前沿，“人工干预”下的DNA信息破解与重组技术、蛋白质信息传导与调控技术、细胞分离纯化与逆向转化技术数据，迫使生物进化学说特别是自然选择理论的普适性大大降低，其在地球生命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定位，恐怕只有阶段性与局部性的关联效应，既无法涵盖过去的全部时空，更无法预测当下与未来的进程。

    比如，经典进化学说中“用进废退”概念，目前面临组织工程学的全面挑战。人工肢体替代了生物肢体的基本功能。完全由细胞构成的人体角膜组织，已经进入临床研究阶段，替代退化的病理性角膜损伤。而更为复杂的人体器官，不仅在外观上，而且生理功能上也有突破性进展。其中，我国科学家在大鼠背部培育的人耳研究成果，就是广为人知的大众新闻。

    进入21世纪，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中，生物由简单、低级，向复杂、高级的定律，其学理基础正在动摇。2005年，韩国科学家黄禹锡首发“孤雌繁殖”人体干细胞株研究成果，招来西方学术共同体对其科学伦理和研究作假的指责。东方干细胞学术地位从此一落千丈，生物医药的产业化革命一夜中止。500天后，美日科学家几乎同时宣布获得ips细胞，将人类成体细胞无性逆转，倒回生命发育过程中的原始多功能干细胞阶段，山中伸弥荣获2008年诺贝尔奖。

    2010年5月，美国科学家克雷格·文特尔（J.CraigVenter）博士将“后基因组时代”的生物技术推进到了历史性的时刻，地球历史上第一个人工合成基因组编码的人造生命细胞Synthia炮制成功。据此，科学界、哲学界对生命创造中长期争论的目的论议题，不得不重新审视。近年来，人工设计的复合生物学，再次与人工智能等芯片技术相结合，预计未来几十年中，随意控制DNA编程、人体器官的决策判断，是一件大概率事件。

    地球生命演化，即将迎来连上帝也无法识别的无限多样性时代，其参与者不仅是生物、动物的细胞单位，还有资本、精英、权力、利益、公众等非自然单位，生物进化的科学路径，抵达需要各方利益平衡的政治协商阶段，当下炙手可热的话题便含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政经冲突。

    平心而论，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之际，并未将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路径，建构成无懈可击的完美定论。原野观察的欠完整性及其弥补措施，多个独立来源数据的相互印证等基本科学元素，处处呈现在达尔文时代的严谨学术培训和思维素养中，原作者小心翼翼地推论，并谦和地留待后人求证。达尔文严格限定在自然科学领域，探讨其学术假说。

    “我并不否认，通过变异和自然选择产生改良的后代这一理论可能会遭到许多严厉地批驳……，对于这些问题和疑问，我只能归结于地质记录的不完备性远较大多数地质学家所认为的大。”作为传统基督教家庭的世家子弟，达尔文深知其祖父，以及前辈进化论学者拉马克等对离经叛道的痴迷，了解其学说在上帝敬畏和科学探索夹缝中的生存难度。

    《物种起源》毕竟是充满争议而且艰涩难懂的专业论文，别说普通民众，就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非生物医学人士，也难以深刻领会其精髓。所以讨论进化论绕不开与达尔文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生物学家，曾任皇家学会秘书和会长的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Huxley，1825～1895）。

    赫胥黎被冠以“达尔文的坚定追随者”，凭其文学与艺术修养，善于写作大众阅读文本，社会影响力非同一般。他一方面一推崇、普及进化论为己任，同时又充分利用受过正规医学教育，担任海军军医远航澳大利亚田野研究的几十年积累，将《物种起源》的进化学说推论到人类进化领域，《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Evidenceas to Man'sPlaceinNature，1863）和《进化论和伦理学》（EvolutionandEthics，1893），充分表达了其唯物主义的科研精神和学术观点。在19和20世纪，通过赫胥黎再度诠释的进化论学说，深深颠覆了世纪之交的世界观。

    1895～1898年，天津《国闻汇编》刊出严复《天演论》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恰好契合甲午海战惨败，民族危机深重、维新要求高涨的清末大局。此时，达尔文离世15年，赫胥黎离世刚2年，严复介绍进化论可谓先锋，正当其时。

    《天演论》问世之际，也是严复第四次乡试落榜之时。严复作为中国第一批留学欧洲的成年学生，他更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1887年回国后，先在福州马江船政学堂任教习，光绪六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校长）之职。但在科举尚未取消的清末官场，严复终身乡试功名不第，耳顺之年方被授予文科进士以示安抚，终有官场不尽如人意之感。国难当头，国运当兴，国人需要思想理论支撑理想信念。

    严复编著《天演论》，多少有感于社会台阶、藩篱繁复。他仅仅翻译了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导言和前半部分，选择性引入生物进化的概念意象，重在抒发胸中郁闷。结果最终成文的《天演论》，与赫胥黎主旨相距遥远。原作梦想一个更加和谐、仁慈的英格兰，严复则梦想一个强大、尚武的中国社会。后世不妨这样概括，进化论一开始便在中国误入歧途：20世纪初既没有学术性地移植《物种起源》完整原著，也没有系统介绍《进化论与伦理学》的社会进化理念。

    《天演论》引发的反响倒是出乎严复预料。康有为赞其“眼中未见有此等人”，“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胡适日记载，14岁从安徽乡下登上海，入澄衷学堂，买了吴汝纶删节的《天演论》当课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文章，是那个时代的风气。

    从科学的宏观层面而言，相对于当下进化论学说的逐步沦陷，当年进化论的一时风靡，倒是反映了科学环境与科学精神的成熟与成功。虽然在达尔文和赫胥黎的时代，包括21世纪宗教势力集中地区的普通生物学教师，始终面临传播进化论的实际困难，但比较布鲁诺和伽利略的科学研究境遇，19世纪中叶以后的科学研究环境毕竟发生了根本变化，学术思想自由度增加，大大促进了各类学科与学术观点的发展。所以，重审进化论，尤其是重审进化论的中国经历，恐怕比研究进化论本身，更有意味。

    2015年10月，在纪念《科学》杂志100周年的嘉宾演讲中，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简明而有感染力的5分钟脱稿演讲，一扫会议的冗长沉闷与老生常谈。他从科学史和科学文化视角，旁征博引比较古希腊学说和儒学教化，话锋直逼“科学”的发生与发展前提，乃是社会上下对于其卵生概念“自由”的敬畏程度。西方近代、现代科学理论的成功建构过程，离不开对自由人性的宽容程度，达尔文进化论的百年波澜史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