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志毅：在史料学田野上深耕细作

    吕志毅先生是我国方志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上世纪90年代，他撰著的《方志学史》，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著名方志学家、档案学家傅振伦先生誉为“当今修志之要籍”“治史之宝筏”。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畿辅通志〉暨〈河北通志稿〉研究》是他悉心从事方志学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我于方志学是门外汉，但近些年从事清代、民国时期的县制研究，较多地接触和利用了相关的地方志资料，因此便对于方志学研究的学术成果有一种关注。

    对于方志学的学科性质，人们或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界定，而毫无疑问的是，它历来就属于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方志学著作，也属于中国历史学论著的一种重要体裁。一部质量较高的地方志，由于能够全面记述、深度透视一地方的地理、气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俗、方言，因此会被视为一部地方史史著；而与此同时，它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又是一部可资利用的资料集。这样，方志学与史料学就发生了关联。中国历代流传至今以及当代纂修的地方志不下一万种，但质量高下悬殊。有鉴于此，对于纂修质量优、利用价值高的地方志进行研究、评介，就构成了方志学和史料学的一个重要工作。只有通过这种研究和评介，才能使得这些优质方志从“烟海”中脱颖而出，使人们明了它们的特色、价值，以及利用它们来开展各种学术研究。清代康、雍、光三朝所修《畿辅通志》和民国时期进行纂修的《河北通志稿》就属于这种史料价值很高、值得进行专门研究的方志。

    有清一代，曾有十几个省份纂修过通志，但其价值全都难与《畿辅通志》相比肩。“畿辅”在清代指京师和直隶行省，京师地处直隶省之中，两者同属一个地理区域。然而就政治社会层面而言，这一区域的情况十分复杂。京师有内外城之别，内城的核心区域是皇城，皇城的核心区域是宫廷。内城人口主要为满、蒙、汉八旗人户，外城人口则主要是汉人。京师外围是顺天府，辖宛平、大兴两个京县和其他22个州县（置东、西、南、北四路同知分领之）；顺天府四周，则是直隶行省所属的其他政区。在这一差序结构的地域中，行政、司法管辖关系错综复杂。居于内城的宗室、觉罗由宗人府管辖，宫廷内宫女、太监由内务府管辖，其他满、蒙、汉旗人归步兵统领衙门管辖，外城居民则由隶属于都察院的五城兵马司管辖。顺天府的地位也十分特殊。《清史稿·地理志》将顺天府列于直隶省，此仅就地理而言；而就行政系统而言，顺天府首领称府尹而不称知府，正三品（清代各直省知府品秩在乾隆后为从四品），由皇帝特旨简任，而不经吏部提名，同于各省督抚。顺天府各州县的赋税，汇入直隶省奏销，但其各州县官员的任职、监察、考核，则由府尹与直隶总督共同负责；其境内行政、司法，则由顺天府系统负责。《畿辅通志》以这样一个复杂地域和社会政治系统为记述对象，其内容就自然会与其他各省的通志有很大区别。

    从史料学的角度看，《畿辅通志》（及《河北通志稿》）具有这样几个重要价值。其一，记述了华北地区的风土人文，有助于人们了解“燕赵社会文化”。其二，记述了清代庆典、陵寝、行宫等与皇室、朝廷有关的各种“文物制度”。其三，广泛收集、利用各种文献，以直隶省、直隶各州县、长芦盐区、海口关隘等为“个案”，通过“解剖麻雀”的独特方式，综合、立体、多角度地记述了清代职官、刑法、科举、铨选、海防、兵制、赋役、财政、盐法、钱币、仓储、漕运、治河、救恤、学校、祀典等各种制度。吕先生对这样几部方志进行综合研究，精耕细作，对于史料学的建设无疑具有极高价值。

    吕先生对几部《畿辅通志》和《河北通志稿》的研究驾轻就熟，路径清晰。吕著对光绪志的研究最为着力，于各目之下大多勾稽其内容与康、雍二志之异同，分析其得失，此处最能彰显吕先生在方志学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对于志书各目所涉及的制度、文化问题，均梳理其源流演变，如果没有广博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这一点则绝无可能做到。这两方面的例子，书中俯仰皆是，无须赘举。对于志书中某些记述的特殊史料价值，吕著往往予以发掘，这极大地方便了各研究领域的志书利用者。这里仅举一例。中国历代盐法是一个研究难度较高的问题，如能结合某一时代某一盐区的情况加以透视，会有不一般的收获。清代的长芦盐区地处直隶，故雍正、光绪《畿辅通志》和《河北通志稿》均设有盐政（盐法、盐务）一目，其记述、探讨不乏独到、新颖之处。有鉴于此，吕著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指出了这三部志书在辑录资料和撰述方面的特点及高下得失。吕著指出，《光绪志·盐法》有关清代的文字“几乎全为辑录文献而成”，而《通志稿·盐务》系纂稿者自己撰文，“所述之言，必注明文献来源，而无武断之语。正文文字无多，叙事简赅”；又统计指出，后者明代部分“正文近2万字，注释317条，引书300余种次”，清代部分“正文16000字左右，注释凡379条，引书370余种次”。显然，吕著的这种研究是对于历代盐法史料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有些重要问题，四部志书结论不确或语焉不详，吕著还做出了自己的考证。例如，唐代著名书法家苏灵芝书“易州刺史田仁琬德政碑”，价值极高，历代金石家多有著录。碑原立于易县，清乾隆后至民国年间，几经迁移，最后坐落于保定莲池水东楼南侧。对于该碑迁移之原委与周折，各种志书记载不详不一，吕著结合其他文献、碑刻的有关记载详加考证，最终厘清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