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的熊式一

    熊式一（1902—1991）是现代中国杰出的双语作家，一生勤于笔耕，著述宏富，其中最负盛名的作品当属他二战期间在英国创作的英文小说TheBridgeofHeaven（《天桥》）。同时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熊式一在那段时间所做的抗战宣传工作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一

    熊式一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科，毕业之后在国内多所大学任教。1932年底他西渡英伦，准备攻读英国文学博士学位。但到英国后他很快改变了主意，在著名作家萧伯纳等人的鼓励下，他开始尝试用英文进行创作。1934年他完成了一部四幕喜剧La⁃dyPreciousStream（《王宝川》）。该剧改编自京剧《红鬃烈马》，讲的是宰相之女王宝钏和平民薛平贵的爱情故事。剧本完成后，于1934年冬在伦敦小剧院（LittleTheatre）上演，首演即卖座奇佳，轰动英伦。此后一周八场，连演三年逾九百场，玛丽王后携儿媳和孙女（今伊丽莎白女王）亲莅观看，一时盛况空前，好评如潮。此后，欧洲各国也纷纷演出该剧。1935年秋，《王宝川》飞越大西洋，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上演，成为首部在百老汇公演的中国戏。该剧在美的演出亦影响非凡，罗斯福总统夫人亲自接见作者，合影留念。1936年熊式一回国之前，与纽约当地剧院已协商好，打算组织一个“纯中国人但是英文讲得地地道道的好班子”出国演出。1936年底归国之后，熊式一与纽约函电交驰，积极筹划演出事宜。但是，正当他们在为《王宝川》的继续上演而奔走忙碌时，世界局势也在暗流涌动悄然改变，法西斯主义野心家们将枪口瞄向各自的邻国，战争阴云此时已笼罩在全世界的上空。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北方局势凶险，熊式一前往上海。虽然出国演出的事宜已安排妥当，也花费许多精力购置了最精致的戏服，但是“在这种兵荒马乱之时，那不是歌舞升平之秋”（熊式一《八十回忆》）。放下演出等事，熊式一和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士，组织起全国文人战地工作团，努力在后方做各种救济工作。众人公推左右两派均可接受的国母宋庆龄、离日返国的郭沫若和刚刚自英美归来的熊式一三人组成主席团，在上海接待外国新闻记者，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不久，日军开始轰炸京沪后方，上海不宜久居。工作团决议推举宋庆龄前往美国，郭沫若前往德、法，熊式一返回英国开展工作，通过在各处发表文章、讲演以声讨日本侵略者，博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文人战地工作团究其根本是文人自发组织的爱国团体，并无财政来源，因此也无力支付宋、郭、熊三人的出国经费，甚至连船票也只能自付。最后，只有熊式一于1938年成行，赶到了英国，在伦敦“哥兰兹书局”（VictorGollanczLtd）主办的“左翼书社”（LeftBookClub）协助下，到英伦各地进行演讲，同时筹集捐款，用于救济战地灾民。嗣后不久，欧洲二次大战也全面爆发。在丘吉尔上台之前，熊式一曾陪同孙科前往拜见。当时丘吉尔正在乡下院内砌墙，他一边砌墙一边表示只要自己上台，一定支持中国抗日。1940年，丘吉尔上台执政，但为确保英国在远东的利益，避免与日开战，竟答应日方的要求，关闭了滇缅公路。英国驻东京大使与日方签署了《英日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协定包括禁止从中国香港输送军需资材、禁止从缅甸向内地输送军火弹药军需资材等内容。滇缅公路为国际交通要道，在战时几乎是中国国内物资的唯一来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熊式一得到消息后，当即写信指责丘吉尔言而无信，并在报纸上批评英国当局。不久丘吉尔夫人回信：“我很高兴地告诉您，滇缅公路又开放了”。

    二

    整个二战期间，熊式一都在欧洲为中国的抗日进行宣传，做了大量工作，其中特别值得一书的是他在国际笔会第十六届年会上的事迹。国际笔会是一个世界性的非政治、非政府的作家组织，目前享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A类团体的地位，于1921年由英国女作家道森司格特发起成立，在多个国家均设有分会。当时成立的初衷是为恢复一战后各民族之间的感情，笔会英文名为PEN，是由三个英语单词Poets（诗人）、Essayists（散文家）、Novelist（小说家）的首字母组成，实际上成员还包括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和编辑。总的来说，在成立之初，这就是一个“不问政治”、颇为风雅的文人团体。每年一度，笔会在不同的国家召开年会，1932年即有中国代表参加该年年会。日本比中国入会时间晚，但是入会后积极运作，东京成功申请得到1940年第十八届年会的主办权，笔会也因为答应了日本的申请，一并将日本纳入国际笔会执行委员会，而中国那时还不是执委会成员。1938年6月26日至30日，国际笔会第十六届年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熊式一以中国代表的身份专程从伦敦前往参加。26日他与当时中华民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梁龙商酌提案，决定不顾笔会“不问政治”的政策，提出声讨日本的议案。下午熊式一将议案交给大会秘书，秘书认为议案措辞过于政治化，恐难以通过，熊式一告诉他，自己相信议案一定可以通过，拒绝改动。26日当天大会执行委员会即接受熊式一的提案，并且决定向大会提议将日本摒出执委会，以中国代之。那届的会议日本没有代表出席，意大利的代表得到消息后集体回国。第二天的报纸上就登出意大利代表退席回国的新闻。28日在会场上，大会秘书宣读了刚刚得自东京的电报：“日本笔会对于邀请笔会于一九四零年往东京开第十八次年会之约，永远取消。”当时全场闻听此讯，“掌声雷动，垂数分钟之久”。30日上午的大会一致通过“严词声讨日本轰炸城市，屠杀城市，毁坏文化”的议案，中国也取代日本成为国际笔会执行委员会成员。熊式一发表演讲（大意）：“中国的作家，在这紧要的关头，向他世界上的兄弟们致意，并感谢他们所表示的好意。笔会所取的‘不问政治’的政策，若行之太过，便近于‘不顾人道’，则我们大可‘不必生存’了。世界上最‘不问政治’的机关，当首推日内瓦的‘国联’，它和英国的‘西冥寺’相同，都是大政治家休眠的地方。我觉得西冥寺还要好得多；因为大政治家，一进了西冥寺，我们便可永远不见不闻他们了。中国作者，若不问政治，今日我不能出席。西班牙不问政治，今日决无代表参加；捷克若不问政治，大家今日决不能在此开会了。”（《笔会十六届万国年会记》，《时事月报》，1938年第19卷第2期）发言完毕，前任笔会主席、英国作家威尔斯首先向熊式一表示祝贺，全场亦爆发出热烈掌声。国际笔会声讨日本，剥夺日本执委会成员身份，虽然只是创造了一种舆论声势，并无太多实际效用，但是在一个素来标榜“不问政治”的国际组织年会中，取得如此结果，熊式一功不可没，而世界上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作家的支持也是值得后人记住的。

    二战中，熊式一不仅向欧洲宣传日本侵略的恶行，还广泛地向中国通报欧洲战场的情况。这一时期他是《大公报》等报纸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定期为相关刊物供稿，撰写了一系列杂文，如《从凡尔赛到轴心》《墨索里尼的没落》《希特勒的封锁政策》《英国人的战争观》《波兰的抗战精神》等。笔者目前搜集到熊氏撰写的与二战直接相关的文章共计17篇，实际数目肯定远较这个数目为多。这些文章从一个身处欧洲的中国人视角出发，介绍欧洲战局，分析欧战形势，向中国传递了很多第一手见闻。如在《欧战观感录——海军及护运》《希特勒的封锁政策》等文中，熊式一对比了英德海军的实力，描述了英国的战时护运及粮食配给政策。《伦敦战时杂记》《在德国军闪电轰袭下的英国妇女》等文则详细介绍了战争中伦敦的防空、交通、教育等内容。而《一个高度文化的民族是不畏轰炸的》、《英国为民主而战》诸篇则运用当时最新的统计数字，预言德国及其同盟国必将失败，中、英等国终将获胜，表达了坚定的必胜信念。

    除去杂文之外，作为一名剧作家，出于一腔爱国之忱，熊式一1939年还创作了英文剧本TheProfessorFromPeking（《大学教授》）。《大学教授》共三幕，从五四运动一直写到抗战爆发前夕，将中国那一时期的社会动荡、国际国内政治的明争暗斗，做了细腻入微的描写。在后记中，作者写道：“在我这部《大学教授》的剧本之中，取景于杀人如麻的中日战争前夕的南京一幕之后面，我又加了几行开战之后的一鳞半爪，我恐怕有人要说这是画蛇添足，反减低了戏剧的高潮；但是宁可如此，我要大家听一听日本军阀对世界人民祈祷和平的反应是什么！”诚然，在最后一幕的结尾，该剧的艺术性确实有所降低：主人公张教授在南京的寓所遭到日军轰炸，儿女劝他速速离开，张教授答道：“我怎么能离开这呢？我留在此地并非为了房子和财产——这些在我们最后回来时都是可以再建，再赚的——我留下是想与成千上万不能离开的人共命运！”接着又叮嘱儿女要尽职尽责，对当护士的女儿说道：“代表这次野蛮侵略中的数百万的受害者，我请求你，请求所有医护人员，请求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医生，护士，尽你们的全力救治负伤的士兵和绝望的难民，他们现在一无所有，只有寄在你们身上的希望！”，对当兵的儿子说道：“还有你，我的儿子，亚洲的未来在你们的肩头，要勇敢，孩子，但同时也要切记小心谨慎！保护我们的人民，保护国内对我们怀有信心的外国朋友！愿我们最终获得和平！”这些话具有很强的爱国性质，但伤于直白，有点类似宣传口号，由剧中人说出来比较生硬。熊式一此处宁愿牺牲艺术上的完美，也要赋笔直写，足见其爱国情怀。《大学教授》剧本出版之后，亦得到批评界的称赞。可惜的是，不久英国政府即下令疏散妇孺，戏院门可罗雀，该剧只在英国摩尔温山举行的世界性文艺戏剧节上演，未能在伦敦及欧洲其它大城市与观众见面，因此影响力远不如《王宝川》。但是仅仅两三年之后，熊式一的另一作品又即问世，并且很快便被译为多国文字，风行欧洲，这部作品就是他创作生涯中继《王宝川》之后的又一巅峰——英文小说TheBridgeofHeaven（《天桥》）。

    三

    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赠给熊式一三首诗，其中一首绝句广为流传：

    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

    其中的“林熊”分别指林语堂与熊式一，两人用英语写作，在西方均十分有名，孰优孰劣，正如初唐四杰中卢照邻与王勃一样高下难分。林语堂以小说MomentinPeking（《京华烟云》）知名，但是作为江西人的陈寅恪不太了解“北都旧俗”，所以说，还是“爱听天桥话故乡”。其中的“天桥”指的就是熊式一的名作TheBridgeofHeaven。上世纪初，西方读者对中国认识少之又少，市面上描写中国的书，也多数荒谬不堪，把中国说得稀奇古怪，将中国人描写得愚昧无知，大谈特谈缠足、鸦片、纳妾等内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熊式一“决定了要写一本以历史事实，社会背景为重的小说，把中国人表现得入情入理，大家都是完完全全有理性的动物，虽然其中有智有愚，有贤有不肖的，这也和世界各国的人一样”（《天桥》香港版序）。这就是《天桥》的缘起，创作过程自1939年开始，期间因为战争，屡有耽搁，直至1942年才全部完成。

    《天桥》这部小说内容丰富，结构宏大，情节始于清朝光绪五年，结束于1912年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间跨度超过三十年。小说叙述了主人公李大同在江西乡间成长、到南昌城教会学校求学、与青梅竹马的女友私奔、参与维新、加入兴中会、发起武昌起义、最终归隐故乡的故事。整部书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至第八章，讲述李大同的童年及少年求学时期，地点在江西乡下和南昌城；第二部分为第九章至尾声，亦是八章，是李大同北上维新、南下起义的成年时期，故事发生在北京、上海、香港、武昌等地。全书通过李大同的人生经历，生动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巨变和进步青年的奋斗历程，为西方读者和后人了解那一时期中国的社会风貌、文化习俗提供了十分感性的资料。《天桥》虽是用英语写作的小说，但书中内容具有浓郁的中国色彩，中医、诗词、地方风俗、民间谚语均有所涉及。每章的回目也都是现成的中国成语。如第二章回目为：“River coursesbend and change, Earthquakeshavemountainrange.Manisbutafeeble creature,Yetno powercanchangehisnature.（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第五章回目：“Thepros⁃perityorthe adversityofana⁃tionistheresponsibilityofeverysoulofthecountry.（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第九章回目：“Eatingplain food, drinking water, andbending my arm for pillow,Ican still find happiness in suchsurroundings. Wealth and honouracquired not by the right wayare as void to me as floatingclouds.（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用英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是此书的一大特点。

    《天桥》人物众多，勤奋好学的李大同，仗义憨直的丁龢笙，温柔贤惠的吴莲芬，博学多才、思想开明的李刚等人物都塑造得十分形象，许多细节让人难忘。比如，勤奋刻苦的李大同求学时期，为多念一点书，常常晚上去操场在月光下读书。长大后为报答教育自己的叔叔李刚，李大同赚到钱后马上为叔叔买了一套《白香山诗选》，他十几年未回故乡，忙上忙下，忙得把命都快丢掉，但这本书却一直带在身边，保存完好。再比如，李大同的养父李明是标准的守财奴，掌家后操办弟弟李刚的婚礼，每道菜都做得精打细算：“李刚一定是多喝了两杯水酒，不知怎么，居然说起醉话来了。他说他哥哥比老爷浪费得厉害！大家问他怎见得。他说父亲当家，红烧肉虽是一味荤菜，它里面总要放一点萝卜。今天哥哥当家，红烧萝卜虽然是一味素菜，它里面居然也放一点肥肉骨头皮起来了！”在李家老太爷出丧那天，李明宴请村邻吃酒席，其中的“红烧鸡”远近闻名，成了大家的谈资：“他们说，大家都知道，鸡有五德，但是在李家吃的鸡，至少还要加一德：‘年高有德’”。在沉稳的叙述中不失幽默，保持了熊氏一贯的风格。《天桥》不止虚构的人物活灵活现，许多真实的历史人物在书中也纷纷登场，如康有为、光绪帝、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等，经作者的笔触点染，也很具神韵。李大同与这些人物或合作或对抗，让小说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和历史质感。熔裁巧妙，将小说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相结合，这是《天桥》的另一特点。

    《天桥》完成后，英国著名诗人梅斯菲尔德（JohnMasefield）为之写了代序诗。整部作品于1943年由伦敦彼得大卫斯书局（PeterDaviesLtd）出版，一问世就大受欢迎，“当月就销售一空，不得不同月再加印，同年就重印了四五次，第二年又重印了四次，最终重印了十次之多”（《天桥》台湾版序）；此后又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欧洲出版。这部诞生在战火中的小说，为西方读者了解真实的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英国大作家威尔斯（H.G.Wells）读后写道：“我觉得熊式一的《天桥》是一本比任何关于目前中国趋势的论著式报告更启发的小说，从前他写了《王宝川》使全伦敦的人士为之一快。但是这本书却是绝不相同的一种戏剧，是一幅完整的、动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图画，描述了一个大国的革命过程。”（威尔斯《近年回忆录》［AContemporaryMemoir］）

    四

    二战结束之后，熊式一在剑桥大学教授元曲，后应林语堂邀请任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学，50年代返回中国香港创办清华书院，60年代中期受聘于夏威夷大学，曾短期担任该校客座教授。80年代初从清华书院退休后，熊式一常年在香港、台湾居住，备受当地文艺界礼遇。自50年代开始，他将自己早年的英文作品亲自翻译为中文，在港台地区发行。相比之下，作为饮誉海外的一代文人，熊式一的名字在大陆却不见经传，《天桥》的简体中文版和英文版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才由外研社出版，与内地读者见面。至于他的生平，二战前后的经历、创作，作品的影响，为国家所做贡献更是鲜为人知。近年来，我国极为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在全球各地兴办孔子学院，力争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其实，早在数十年前，这方面已经有了很成功的案例。在振笔直遂地画竹之前先有成竹在胸，好好研究前人成功的经验，这显然更有利于我们文化传播工作的展开。而值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厘清历史，介绍先贤事迹，让读者切实体会到一代文人典范的学识修养、爱国情怀，这也是本文的目的。

    （作者单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