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事业”如何造就了美国

    “死亡”，这两个字眼虽然沉重，却是我们每个人不可避免的归宿。历史学家，既然以探寻人类的过往经历为己任，自然也应把“死亡”纳入研究范围。美国史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经典著作《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就透过与死亡相关的活动与叙事，重新探讨了充满杀戮和苦难的内战何以对美国历史影响至深。

    正如福斯特在此书的序言中所述，“美国人不得不确定（找出、发明、创造）处理超过50万死难者的方式与机制：他们的死亡，遗骸与逝去。他们完成这一任务的方式重塑了他们的个体生命与死亡，同时也重塑了他们的国家与文化。关于死亡的工作，是内战时期的美国最基本，也是最艰巨的事业”。（第9页）“死亡”不仅有关亡者，更是生者的“事业”。在福斯特的笔下，内战及其所造成巨大规模的死亡，在19世纪的美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对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之后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受难的国度》全书主体共分八章，涵盖了“死亡”及其后果的方方面面：从战场上的杀戮，到对亡者的埋葬；从19世纪的“善终”观念，到社会组织的善后实践，从个体对于亲人阵亡的悼念，到国家对于无数难者身份的确认和纪念。死亡之于内战如此重要，以至于“死亡本身成为了战争的目标，成为了战争这台工业化机器的产物。更崇高或更荣耀的目标并不存在”。（第199页）但是充斥着利益、权力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生者世界，却不愿死者安息。“‘死难者’没有了目的动机，没有了政治主张，他们任由幸存者处置。他们一度充任了南北持续敌对情绪的寄存处。但是到了19世纪末。他们已成为了一项有利于南北联合的国家纪念工程之载体。”（第263页）的确，死亡的发生只是一瞬，但是死亡的“事业”却是永恒。对于这一点，中国人定然是感触尤深。

    关于死亡在美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福斯特既不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关注者。关于死亡问题的专题研究，至少可以追溯至文化史家加里·拉德曼（GaryLaderman）在1996年出版的著作《神圣的遗存：美国人对死亡的态度，1799-1883》。按照拉德曼的观点，“从19世纪初到内战爆发，其间的历史展现出了对于死亡的场所和阐释的激烈争斗：北方的新教徒试图在大众文化中确立对于死亡涵义的共识，却遭遇到了挫折”。（TheSacredRemains：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Death，1799-1883， New Heaven and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0-11）进入21世纪，美国史学界关于“死亡”问题的著述增多。其中，2010年出版的《新世界的死亡：跨文化的遭遇，1492-1800》，就基本延续了《神圣的遗存》的视角，关注于“死亡”观念在殡葬形式上的体现。不过，作者将分析重点放在了经由“死亡”所展现的文化碰撞上；“在塑造印第安人、非洲人、欧洲人在美洲的文化碰撞的过程上，‘死亡’发挥了关键作用”。（ErikR．Seeman， Death in the NewWorld：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1492-1800，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0，p.10）今年刚刚出版的《工人阶级的死与亡，1865-1920》则聚焦于内战后劳工的死亡问题，“死亡的种种仪式，反映了工人共同体如何表达他们对于家庭、共同体、阶级和协商的社会关系的观念——普通人如何阐释他们在工业共和国中所扮演的角色”。（Michael K. Rose⁃now，Death and Dying in theWorkingClass，1865-1920，Urba⁃na，ChicagoandSpringfield：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p.6）不过就笔者所见，关于美国历史上“死亡”问题最出色的著述，仍属《这受难的国度》。为什么说它是最出色的？因为福斯特的思考不止步于“死亡”本身，而是将之放归宏大历史背景中，并由此通向更为深刻的思考。这一点是上述著作所难以企及的。透过内战中的“死亡”现象，福斯特所想要解答的问题是：美国何以通过一场死伤惨重的内战，走向团结和强大？答案就在于死亡的“事业”之中。“关于国家主义的论争引发了这场战争；国家的力量已赢得了这场战争；战争的需求扩张了这个民族国家，使之获得新的力量，令它承担起了新的职责。而这一发生了剧变的国家之团结与职责，都同它的‘内战死难者’密切相关”。（第262页）

    当我们从美国学界的研究转回到国内学界的讨论时，不难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类似问题。在近现代史上某些同样规模巨大且影响深远的“死亡”事件，在近年引发了主题迭变的论战。虽然笔者的专业并非中国史，但是由于这些争论激烈且延绵，故也有所耳闻。就我所知，这些讨论的中心议题，或曰热点问题，似乎多是具体的死亡人数以及披着“罪责”外衣的价值判断问题。相较于美国学界的思考，我们的这种探讨似乎流于表面。对于人口数目及其身份的确认，代表了修史者对于每一个逝去者的基本尊重。但是，在冰冷的统计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逝去和曾经幸福家庭的生离死别。他们的感受和记忆，凝固在私人文件和口述材料中，代表“客观事实”之外的另一重真相。不过，正如上文所言，如果福斯特的笔触仅限于此的话，《这受难的国度》也不堪经典盛名。

    笔者个人则对于下列问题更为关心：第一，从这些“死亡事件”的形成中，我们是否能够发现特定时期的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从当时政府和民间对于“死亡事件”的对策、评论和检讨中，我们能否由历史的“切片”中观察到动态变化？第二，众所周知，公共记忆的形成大多受到权力的干预乃至支配，那么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不同来源的历史书写又在其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搞清这些问题，才能在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的同时，不让亡者在书中再度枉死。历史学家求索的真相，不应仅限于时人所见所闻。否则，科学家研制出时光机器之日，就是历史学家全体下岗之时。专业史家之所以“专业”，就在他们能够由“后见之明”发现文本和事件背后的流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