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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欧似乎根本不相信，在资本主义之外还存在其他发展道路，中国也不被他视为社会主义的延续，整个世界的民族国家走的路都是一条而已，而且是让他深觉危险的死路。事实真是如此吗？中国究竟在走一条什么路？
2015年，英国Polity出版社新推出法国左翼思想家巴迪欧（AlainBadio）和彼得·英格尔曼（PeterEn⁃gelmann）的对话录，名为《哲学与共产主义观念》，德文首版于2012年出版。谈到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到至今仍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中国似乎是这个世界上与“共产主义观念”联系最紧密的大国了。
果然，从第54页开始，巴迪欧就纵论当下中国！当这位法国前卫哲人告诫对话者英格尔曼，你不能带着“一种资本主义”的有色眼镜来观世界之时，他自己却恰恰戴上了这副有色眼镜来看中国，从而把中国纳入了到了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当中。
必须承认，巴迪欧这样的“法左”（即法国激进左派），至少从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开始，就对资本主义不感冒了，他有一套“资本主义有病论”，也对西方民主制度质疑颇深，民主早已非万能良药了。同时，他对中国的误解之深，读后令人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中国得了资本主义通病了吗？
巴迪欧对话“论中国”部分，如此说道（译文皆来自蓝江手笔，下同）：“我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有病。这么小的大陆攫取了如此众多的财富就完全是野蛮之至。这就是有病，病得不轻。最终，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病得越来越厉害，最终在某些我们已经认为会成为强大权力的前提之下，中国变成一个强权国家。因此，我对中国的发展一点兴趣也没有。中国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式的强权核大国，支配世界市场，并掠夺着非洲，中国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随后，它会与富有的中产阶级联盟。那会带来移民——例如，非洲人到中国去。我对于世界上这样一个力图想变成和我们一样的国家不感兴趣。那是彻底的错误。没有理由让所有人变得和我们一模一样。”
“没有理由让所有人变得和我们一模一样”，这里巴迪欧所说的“我们”大概就指欧洲资本主义，欧洲的多元模式（连带着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型）与美国单极资本主义模式仍是不同的。资本主义有病，巴迪欧也许并没有说错，但中国所得的是“同样的病”吗？中国有没有选择任何一种欧洲模式呢？似乎没有任何相似的历史基因会使中欧走向趋同之途。然而，巴迪欧仍按照资本主义那套“发展逻辑”来安排中国道路：原始积累之后的极大发展后，中国势必成为帝国主义式的中国，让自己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市场的，从而最终支配了世界市场。
这种论述显然带着“历史决定论”的影子，按照哲学家波普尔的意见，也许人类无法真正预测到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与此同时，巴迪欧似乎根本不相信，在资本主义之外还存在其他发展道路，中国也不被他视为社会主义的延续，整个世界的民族国家走的路都是一条而已，而且是让他深觉危险的死路。事实真是如此吗？中国究竟在走一条什么路？
最简单地说，其实走的还是一条中、西、马融合之路。表面上来看，上世纪50年代开启的“马”自不必说，起码从80年代初“西”也开始了，90年代中期到现如今“中”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占主流。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中西马的独特合体。不说马克思主义本就来自欧陆，共和国建立之初所采取的政治模式，其实早就吸纳了西方的建制（不信就与清廷制度比较下），而且，儒家传统作为“世故人情”的传统也始终未断（不信就与美国独立个人比比）。即使是目前的社会体制，也是没有脱离中国传统，因为传统通过对人的塑造，早已间接地影响到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建制。这种先行体制仍是“中国的”，这本身毋庸置疑。
所以说，这里的中西马似乎分工明确：儒家塑造人，乃为“中用”，马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居中，西则是“西体”，那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所普遍接受的西方社会体制与生活传统。这也许才是“新三统”，“西体”、“马导”与“中用”！甘阳曾提出“通三统”之说：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传统，以“市场与自由”为核心；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的传统，以追求“平等与正义”为核心；另一个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表现为日常生活所注重的“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然而，我们所说的“西体”的传统似乎还要远得多，中国全面接受西方，起码应该从洋务运动算吧。
最近，李德顺先生又提出有趣的“污染说”：“我们的三大思想资源，现在都有被污染的迹象：弘扬传统文化的事，被一批儒教狂人给弄歪了，搞乱了；学习借鉴西方文明的事，被一些人片面鼓吹极端‘自由主义’并炒作‘公共知识分子’，也弄得形象可疑，名声不好；马克思主义则被那帮用斯大林主义搞政治投机的人弄得面目全非，表现不佳。”这是对当今思想界状态的犀利描述，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思想界所面临的“撕裂格局”。各个圈子的人士由于立场不同，早就不能在同一会场坐下来了，日前，微信圈子里将“异己思想分子”踢出圈子的现象屡屡发生。我们私下开玩笑说，不如办个《中国撕裂网》，网页设计为被撕裂的伤口，各派言论在伤口边缘呈现……但这的确呈现出当下思想界的面貌——不是共识而是撕裂！
二、中国会走向帝国主义扩张吗？
“中国威胁论”在欧美新闻与学术话语当中甚嚣尘上，但在中国与在西方的语境毕竟不同。英格尔曼再追问巴迪欧：“对于是否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来说，还是有差别，难道不是这样吗？”巴迪欧的回应是：“正是因为有差别，所以这并
不意味着在西方，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标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近些年来，美国人比中国人杀的人更多，例如在伊拉克。所以你不能带着有色眼镜来看问题。帝国主义权力就是那些拥有强大军队的权力。他们公开洗劫非洲——他们是掠夺者——在那些国家里，他们收买了大量的公知。因此，对此一点也不令人惊奇。我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所有这些都并没有指向一个平等的方向，一个共同体的方向。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关乎共产主义的观念。而且，我认为这是有病。”
的确，巴迪欧的两个基本判断还是准确的：其一，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模式，也并没有一个标准，帝国主义便是其中的一种模式（列宁早有论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二，资本主义的病态，就在于并未真正指向所谓”平等的”、“共同体”的方向，所以也就无所谓共产主义理念了，更不能走向马克思所谓“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境地了。然而，他把中国与美国比较（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其潜台词似乎是中国也会走向帝国主义似的，这就严重“高估”中国的发展了，也是从法国遥看“中国帝国”而夸大了我们。这种遥望，就像拿破仑当年所见那头尚未被唤醒的“沉睡的狮子”一样，“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
然而，中国有没有可能走向“大国沙文主义”呢？“和平发展”是否可能呢？从现实国情观之，1992年邓小平的那段话至今毫不过时：“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扩张起码有两种模式，我认为可以称之为——“唐代模式”与“元代模式”。前者是“文化纵横天下”的模式，以开放的胸怀接纳外来者并使其为我所整合，当然也不拒绝小规模的战争（如唐朝击败突厥后又利用突厥经营作为自己边疆的西域地区）。后者则是通过大规模的长年战争而实现的，这种“武力征服天下”模式，尽管在空间上占有了更多的土地，但是在时间上却无法长期延续，因为缺乏文化的“播种生根”。当今的美国似乎是双管齐下，对外不断发动战争而获取政治利益，在文化上更是形成了“巨无霸”，这个我在2005年主编的《文化巨无霸：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中已有论述：为何一个只有三百年文化的国家，却可以造就出全球的“文化霸权主义”？
三、中国民主会在经济发达后来临吗？
英格尔曼的提问还涉及到了政治民主的问题，特别是后发国家的问题。他还问到：“我们是否可以说，对于那些生活在‘新兴’国家中的人们来说，你并不认为那里有什么进步？”这里的“新兴”国家很明显就意指中国。巴迪欧的回答则更不隐晦：“现在，就我所关心的问题而言，进步在未来。我觉得没有理由为中国去争取民主，我对此一点都不关心。当中国足够富足的时候，它会变得民主的，就是这样。这就是资本主义历史本身，但不是我的历史。一旦中国拥有了带有巨大军力的帝国主义式的生产能力时，它或许会与美国进行一场战争，这就是我们当年同德国的战争一样，它最终将会让自身变成一个议会制国家。今天的人类历史太过相似。当你拥有了巨大的武力，拥有了不害怕进行战争的帝国主义式的支配性权力，你就可以建立一个政治体制。事实上，我们所谓的民主制度就是一种治理制度，它就是适应于当代最发达资本主义形式的治理制度。”
“进步在未来”，这没有错，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希望也在未来。但是，巴迪欧的论述却未必适合中国实情。这位法左觉得“没有理由为中国去争取民主”，这本无所谓，民主并不是他者赐予的，而是自己争取的。还有一个判断也是许多人的想法，包括笔者也曾经这么想过，“当中国足够富足的时候，它会变得民主的”，但这是一种被动且失去责任的想法。大概是觉得80后、90后在市场条件下成长起来，他们就会有个体自由的先行观念，等到他们长大再来改变整个中国，民主“自然而然”就降临了。巴迪欧似乎也认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就是经济先行，民主尾随的，其实这是个相互匹配的历史过程，当然还有宗教的减震器在其中起作用。中国也理应如此，虽没有宗教为主的问题，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如若不平衡的话，那便会形成相互掣肘，从更长远的历史阶段来看，二者终将会取得某种平衡的，但是对于民主权利，无论是精英还是民众都还是要积极争取的，市场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需要通过政治革新与思想建设来溶解之。
至于是不是如巴迪欧所预想的那样：在内部，中国的“中产阶级联盟”逐渐扩大、最终建立起“议会制国家”、并出现多种族问题（如非洲移民），似乎从前往后的可能性是递减的；在外部，中国成为具有掠夺性和强军力的强权国家、然后中美之间开战进而进阶为帝国主义化的中国，这似乎都要看国际政治如何博弈、历史如何进展。巴迪欧起码看清了西方民主的本质，民主制无非就是一种治理制度，它是“适应于当代最发达资本主义形式的治理制度”。但言外之意，这套制度究竟是适用于中国呢，还是无法与中国匹配？而巴迪欧所前瞻到的远景却是：当中国拥有“帝国主义式的支配性权力”，就可以建立起这样的政治体制，似乎也只能走这条路。然而，随着国际地缘政治之间的角力，中国尚且没有获得这种支配权，而且中国式的民主该如何建构也在探索之中，巴迪欧大概也该直面“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了吧！
质言之，读了巴迪欧最新对话录《哲学与共产主义观念》“论中国”的部分，对他的观点极不认同。中国的确在走自己的路。这究竟是一条什么路？或许还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路，但无论怎样，都是一条自我探索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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