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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8月12日 星期三

    我之戏曲史“孽缘”

    刘祯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8月12日   19 版)

        戏曲的魔力在于,圈外人很难理解爱好者的那种倾情投入,那种热,甚至如醉如痴,忘乎世界。对圈外人,这种热和烧可能是问题所在,人们难解何以对数百年前戏曲这样的“遗形物”还那么深恋。这其中,既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吸附力、魅力,它所具有的创新力,也说明这种文化所具有的某种麻醉功效,是一个多元体、复杂的现象。戏曲是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要义所不可或缺的,它也是最接地气的元素。所以,从事戏曲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非常多,也非常棘手。是的,我们也曾是少年,从少年走过,尽管走近戏曲、学习戏曲史、从事戏曲研究三十多年,与戏曲确实不仅是缘,不仅是投入,还交织着其他种种,也可以说是一种孽缘。

        1980年上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还稳坐专业之首,当学习到元明清文学尤其是读王实甫杂剧《西厢记》,不仅为其优美的曲辞和浪漫旖旎的爱情所着迷,本意以此为突破弥补和提升自己古典文学基础,不意考研被录取,从此与戏曲结缘。其时扬州师院中文系(今扬州大学文学院)名声赫赫,不仅有古典文学博士点,而且有词曲学、敦煌学大师任中敏(二北、半塘)先生。导师徐沁君先生是曲学和戏曲校勘专家。1989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师从刘念兹研究员攻读“戏曲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学位,选择的学位论文题目是“目连戏研究”,于1991年毕业留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迄今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业已工作24个春秋。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作为国家之研究院,它对戏曲之研究是全方位的,就个人研究专业看,主要还是戏曲史,这是本人受业的专业方向。

        这三十年来戏曲学的建设和发展非常显著,就本人之戏曲史研究有如下两点切身体会,经历了两次深刻的变化,造就了今日戏曲史之理解和观念。

        文学与民间。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和欣赏戏曲,文学的戏曲是戏曲的语言载体,也是戏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项重要艺术指标,甚至是重视案头创作者唯一的追求。最初的民间戏曲所重视和着意的是表演,语言是思想、情感交流的载体,但还谈不上文学。戏曲经过了一个由民间到文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戏曲表演艺术提高的过程,也是戏曲文学性不断强化的过程。鉴于历史载体的局限性,行为表演难以被记录(昆曲发展阶段有身段谱、曲谱传承,当代经历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录音录像技术),而语言载体的文字文本得以较完整保留,文学性便被文人进一步强调,文学性成为对戏曲判断的主要指标。戏曲发展这样一种历史交织和扭结,其结果是文人的思想、观念和理解替代了历史和民间本来,我们与历史上文人的传脉进一步发扬和高蹈了这一“再读”,虽然不再讨论关汉卿之“可上可下”,但《西厢记》与《琵琶记》之优劣依然争论不休,汤、沈之争也依然困惑着我们,我们描述和谱写的“中国戏曲史”渊源有自,进入戏曲史目录尤其是作为经典作品的几无例外地来自文人士夫,而文学价值和文学性则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重新还原、认识传统的时期,在经历1949年后民营剧团国有化后,民间戏剧、民间戏剧传统得以被发掘和传承,正是民间戏剧和戏曲传统的这一启封,使得戏曲界对戏曲的发生发展和基本面貌的认识经历着重要改变,这种认识的真正回归是一种理性的成长,也是对以往研究史的一种反思,从而使民间戏剧与中国戏曲史的关系和意义成为实际和根本,而不再是被“悬置”和“空心化”的名实不符。尤其是八十年代末开始接触目连戏、傩戏、民间戏剧、仪式戏剧,对本人戏曲史观念影响最大。

        艺术(表演)与文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研究的这些年,也是一个从案头文本走向熟悉场上表演的过程,是一个从只是读者走向还是观众的过程。虽然也不乏王国维这样的大家,对戏曲史研究贡献甚巨,但其本人也并不涉足剧场。步入剧场,能够坐足那二小时是件不容易的事。1996年文化部艺术局在郑州举办晋、豫、陕三省“金三角”戏曲会演,本人第一次被文化部邀请作为专家参加评审工作,集中看了十几台戏。感觉自己与戏曲经历着一种蜕变,也是数年累积在发生的质变。当你沉浸于剧场、留恋于舞台时,戏曲于你的意义就与前不同了,包括你的研究、研究的视角和理念。

        戏曲呈越来越专业化趋势,这符合对艺术精致追求的要求,但无疑也会影响或损害艺术体的有机和完整。戏曲创作如此,戏曲史研究亦复如此。戏曲专业化不断加强,“净化”戏曲,某种程度上也是戏曲狭隘化的自逼。戏曲是一种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最初还与宗教祭祀活动难解难分。但在戏曲愈益精致化进程中,高蹈文学性、艺术性,只看重审美性,导致戏曲与观众的渐行渐远。在研究领域亦复如此,似乎戏曲史研究只限于文学和历史、文本和文献,忘了戏曲的复合性、群众性和多样性,以至于要突破和超越这种界限,需要有相当的勇气和认识高度,这是怎样造成的呢?

        这些年本人的戏曲研究比较杂,相信这也是其他许多学者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也是时代使然,戏曲学使然。三十年是一季,一个历史短周期,对本人而言则是学术生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而这部《戏曲历史与审美变迁》则比较纯粹,集中在有关戏曲历史与审美变迁这一领域。从拓展到文学艺术之外的戏曲文化,复而论文集的编选和题名,又是一个“狭隘化”的过程,但相信这样的“狭隘化”也是一种自寻和归一,有疆界进而才能够透过疆界放眼更远更阔。

        希望这不仅是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纪念而能兼具“他者”的点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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