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回忆

    今年是我插队四十周年。我17岁半插队，现在刚刚迈入58岁的门槛。

    我1973年秋毕业于河南新县县一中。1974年4月27日到该县八里公社的胡冲茶场插队，1976年6月离开，在广阔天地呆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是一个小茶场，男女知青大部分来自县第一高中，二十几个人，男女比例大致相同。我与男知青陈平、王国光、张保国、胡大明、陈展旗等交往较多，与已故的邢建民是篮球场上对手，陈展旗的床则永远洁净无暇，每天出工前都把自己浑身上下收拾得水光滑溜，对我影响很大。我至今还算整洁的仪容，大概来源于此。

    女知青中，我与肖俊、戚卫平、肖邹英、扶玲玲接触多些，但也限于男女授受不亲的范围。女同学们的身材挺拔苗条，如花似玉，但我都熟视无睹，迎面走来大都坦然正视，心静如水。我想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有毛泽东年轻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在此，心想应该像许云峰、江姐、邢燕子、张勇等一干英雄那样过一种理想的精神生活，男女私情早已排斥干净；二是七十年代是禁欲的年代，这致使男孩子性心理一般都发育成熟得较晚，我20岁以前之所以对女生敬而远之，或许是上述原因所致。

    我在胡冲茶场插队的经历颇不愉快。因为父母是信阳市下放干部，在本地没有人脉，1975年初他们又从新县一中抽回参与组建开封师院信阳分院（也就是以后信阳当地的最高学府信阳师范学院），这样更成为一只孤雁，受尽当地农村干部欺负和冷眼。另外，我在茶场的表现一直不积极也不落后，平平淡淡，既不是学生干部，也不是先进分子。好在人缘还好，能团结几个同学，却又被茶场干部怀疑是知青干坏事的后台老练主谋。例如，一位胡姓副场长（高个，头发硬直，脸色阴沉）始终对我持这种怀疑心理。在胡冲茶场，我是知青群体的边缘性人物，但难出风头的处境也有好处，就是促使我利用工休时间勤奋读书。我那时候读书很多很杂，文学作品，历史读物，报刊杂志，有些是从家里拿来，有些借自同学藏书，也算丰富。在新县第一高中，我的语文一直比较突出，当时语文老师杨瑞先先生对我颇为欣赏，常将我的作文拿到课堂上宣讲，鼓励了我后来的文学梦。

    但我在茶场也领略到人间的些许温暖。陈平、国光喜读书，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保国与我一向私谊甚好，谈得来，也常相互照应。1976年春开始第一批知青招工，女生干部戚卫平发现招工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这在我意料之中），特意冒险偷偷告知实情。在寂寞荒芜年代，这种同学真情令人感动。我那时热衷给县广播站写稿，还被采用过多篇，像路遥小说《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一样，人生为之改变。县委宣传部干事杨文谋先生发现我还有点文才，于是把我、国光以及别的茶场的一位女生抽到宣传部给《河南日报》写通讯稿，从采访写作到完成有三个月的时间，题目是《他们还在继续战斗》。内容是记述各次战争中掉队、回乡的老红军们，怎样不忘革命理想，还在农村大干苦干的故事。茶场领导当然不会把我列入招工名单，但杨文谋干事还记得我，他给八里公社直接打电话，要我去县政府办公室做秘书，同时协助他进行宣传报道。未想几个月后，那个胡大副场长竟放下架子，夹着一把雨伞，风尘仆仆跑到县政府找我，居然央求帮他们批点化肥。我当时可能表情冷漠，不够热情，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今天想来应该笑脸相迎为好，因为毕竟在人家屋檐下呆过两年，哪个人没有难处呢？

    几十年来，我对杨文谋先生一直心存感激之心。他在我人生困厄时期的慷慨提携，使我领悟到生活并不都是阴沉灰暗，友善帮助仍然没有完全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