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的难言之隐在何处？

    已经作古的黄裳又遭人拖出来说说是非，这本来有悖传统恕道，但再一想，若把他看作有了建树的历史人物，且事关当下风气，倒也不妨说说的。瞬间一反一正，我这点儿感慨变化乃起因于两篇争论文章，即肖跃华先生的《黄裳卖藏品实有难言之隐》和陈歆耕先生的《人格‘攻击’与人格批评》，（依次载《中华读书报》今年七月一日、六月三日。）黄裳“斥卖”张充和所赠书法珍品，他生前就为此和韩石山爆发过笔战，成一时谈资。黄裳走了，韩的相关四篇文章编入近期出版的新书《让我们一起谦卑服善》，于是陈歆耕旧事重提，以此倡言，学界、文坛不可缺失“人格批评”；肖文则来辩解，“斥卖”属事出有因。黄裳在《珠还记幸》（修订版）前言中就解释过：“一九九八年家人重病，我素无积蓄，一时慌急无计，只好斥卖书物，急迫中就手边所存斥去，不遑细阅。”尽管理由不很充足，却也勉强可以交代，博几分同情谅解。这回原指望肖文道出更为充分的理由，能为老先生彻底释咎。不然，他说：“先生也不是‘因生活所迫’，而是另有‘难言之隐’，并承认，黄裳可能碍于面子，可能有些内疚而原因又不便实说，他只好用‘家人重病’来搪塞了。”可是文章全篇，对何种隐情竟未及一词。原先尚可勉强交代的缘由被推倒，又给黄裳添了一宗谎言搪塞罪名，非但不能减轻“斥卖”之过，反而人格“瑕疵”有加，如此适得其反的效果，非肖先生为文时所料吧。

    大道理没有人公然反对的，如肖文认同的“缺少足够事实依据的人格‘攻击’不可有，但对无良文人、艺术家的人格批评却也不能缺席。否则，就会把这个‘坛’那个‘圈’弄得乌烟瘴气。”我对肖文主张的，“深知没有对传统文化的特殊感情，没有对学者文人的特别敬重，没有物质上精神上甚至体力上的特有投入，这些名家手泽是不会这么容易‘搜罗’到的。”亦无从异议。正如肖文道理归道理，还是与陈文产生分歧，我对肖文亦未敢是从，因为一说到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仁智差异就显露了。譬如他这段话：

    先生不是“神”，他和许多常人一样也有毛病。比如卖掉寄托友情的书法没说真话，与书友淘旧书时耍点小聪明，好打笔仗不肯认错，“拼命要钱”预支版税稿费，据说文化大革命中还写过检举揭发材料，等等。我想，如果先生没有这些缺点，他的形象反而不会这般骨感丰满。

    形象的丰满未必这么简单的优点加缺点，何况列数的种种缺点，在读书人颇为忌讳嫌弃的。再如这一句：

    其（黄裳）庋藏之丰、知识之渊，同代文人中大概只有郑振铎、傅惜华等少数人士可以与之比肩。

    郑、傅以外，大有为数不算少的一群，有阿英（钱杏邨），有晦庵（唐弢），有李一氓，有曹聚仁，有……

    我是喜欢读黄裳和舒芜文章的，那文字的老到、明于叙事、精于说理，均叫人佩服。可惜两位的为人皆有不足，较之黄裳的瑕疵，舒芜够得上节操之亏。（亦事出有因，事情还有个并非一言能蔽之的过程，只是后果严重得惊人。）然而，纵然舒芜不是没有一丝委屈，终究事实不无出入，但舒芜心存愧疚，故未予强辩，因此后人的非议多少略有折减。黄裳反之，多方解释，更迁怒批评者，语多讥刺，失却长者肚量，结果给自己扩大了负面。聪明如黄裳，也脱不开当局者之谜误。我读黄裳著作有几处自己学力不逮的疑问，曾想请教老先生。虽说素昧平生，但书友中不乏与他过从甚密的人，拜谒路径是有的。我因“斥卖”这一点点成见而作罢，现在后悔气量太小。老先生还是很有学问的，其它也有贡献，瑕不掩瑜。

    陈歆耕文章我读的不多，寓目的几篇似意在用力匡正时弊，净化他恼怒的“乌烟瘴气”。读韩石山文字多些，韩先生尤嫉恶如仇，或许有过，但拳拳之心不难感受到。读陈歆耕此文，最好置于当下文化风气的大环境，他已挑明的：在大环境下，“很多媒体，把老先生吹得与‘神’一般白璧无瑕。”肖文特意提及“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列举大串名家，或与会，或致贺，渲染黄裳了得，陈歆耕岂不愈加感到奉神之嫌？至少肖文无助乌烟瘴气的净化，还可能挫伤匡正时弊的锐气，当然陈歆耕先生不见得脆弱至此。

    令人欣慰的是，肖文虽意见与人相左，却言词平和，并无当下争论文章常见的刻薄、挖苦，伤及感情，所以笔者有兴致加入讨论，恳请肖先生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