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取悦人类

    “她活得很悠闲。独居在这么高的海拔，熊猫给予人一种绝对的孤独感，遗世而独立，几乎是神话。”这是美国生物学家乔治·夏勒在《最后的熊猫》中描述熊猫的一段话。1980年，夏勒以特聘专家的身份，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中国政府合作的“熊猫项目”，在四川山区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熊猫研究。他是第一个在中国进行熊猫研究的西方科学家，也是第一个经中国政府批准进入羌塘无人区开展藏羚羊研究的外国人，曾获得世界自然基金会金质奖章、《美国国家地理》终身成就奖、美国泰勒环境成就奖等重要奖项。《最后的熊猫》就是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回忆和思考。

    不过，夏勒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并不像他描述的熊猫那样诗意和美妙。他是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中国的，彼时的中国刚打开国门不久，对外面的世界既充满好奇，又处处防范和戒备。官僚主义、大锅饭的陋习也让人头疼。比如，当时规定，外国人不能随便外出，外出时至少要有一个中国人陪伴；除了跟熊猫有关的物品，不允许外国科学家搜集任何东西；没完没了地开会，却做不出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决定；领导拍脑袋，让专门看病鸡的兽医来研究熊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WWF“化缘”来的精密仪器长期闲置，无人管理和使用，而工作人员上班时看报喝茶打牌，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等。

    当然，有些误解是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的。作者早晨见人问好，晚上道“晚安”，中国同事却不习惯，嘲笑其莫名其妙；吃饭时，中国同事热情地给他加饭，作者拒绝了两次，还是硬被加了一勺饭到碗里，弄得十分尴尬；西方文化不以表现无知为耻，作者不停地向中国同事胡教授请教博物学方面的问题，胡教授毫无保留地把多年在四川山区搜集的这方面知识与他分享，胡教授自己却不好意思向夏勒了解相关的信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师道尊严，使他羞于开口，等等。

    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导致了双方观念上的巨大差距，以及科研方法上的冲突。作者第一次拜访卧龙的“五一棚”时，要求阅读一个月的全套熊猫研究记录，他想知道工作小组记录了什么样的资料。但工作人员翻了半天，最后拿出一张薄得像卫生纸的文件，令他大失所望。作者参与捕获了雌性熊猫珍珍，并给她戴上了颈圈，然后将其放归自然，通过接受颈圈上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可以及时掌握她的生活信息，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救助措施。但中国同事却把珍珍抓了回来，任其在研究中心“大闹天宫”，让作者非常生气。因为他始终强调的理念是，确保熊猫在野外自由生存，这才是保护大熊猫的正确方法。当熊猫保护区出现竹子开花现象，中国同事出于保护熊猫免遭饥饿因而千方百计将它们捕回研究中心加以看护时，作者却通过野外调查和认真分析，指出竹子开花死亡后，有恢复能力，竹子开花并不是熊猫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夏勒认为，盗猎以及伐木导致大片森林的消失，限制和威胁到熊猫的活动及生存区域，才是危险所在。

    作者以科学家的理性与严谨，用翔实的笔触，记录了他在四川研究大熊猫期间所经历的困惑、喜悦、忧伤乃至愤懑。他讲述的故事其实也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交锋的一个缩影。在这冲突与磨合的进程中，作者也感受到了中国的逐渐进步，从研究中心的中国同事学英语，到熊猫憨憨被杀震惊全国，国家领导人下令彻查，凶手受到法律制裁；从唐家河保护区采取严密措施巡山监护野生动物、防范盗猎，到具有先进科学理念的中国新一代熊猫保护专家的成长；乃至全国14个熊猫保护区的设立，95%的熊猫被纳入保护区范围，作者都作了客观的记述。

    熊猫憨态可掬，人见人爱。作者对它们有不少近距离的接触和观察，有许多细腻生动的描写。在他看来，熊猫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魔力，能打动和改变所有看见它的人。只要有它在场，气氛就焕然一新。但他提醒我们：“熊猫历经演化而生存在今天的世界，并不是为了取悦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