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的强权政治及其民主困境

   作为现实主义强权政治家的典型代表，俾斯麦的最大功绩是德意志的统一，其最大恶果是对国内自由民主制的打压和对周围国家及地区的残酷侵犯。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政治生涯跟19世纪普鲁士、德意志的现代命运紧密关联，于是我们可以藉由俾斯麦的政治生涯和政治人格，来分析近代德国的强权政治及其民主困境。

    俾斯麦的政治生涯

    1815年，俾斯麦出生于一个容克地主家庭。1890年，他被威廉二世撤职。除去青少年时期外，俾斯麦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准备时期和主政时期。准备时期，也即俾斯麦从初入政界到担任首相的这段时期。在1847年联合议会和1948年革命的这段时期，而立之年的俾斯麦开始进入政坛，先后担任地区议员、联邦议会的普鲁士代表、驻外大使等职务。

    俾斯麦政治生涯的第二阶段，则是他担任普鲁士首相和德意志宰相的时期，从1862年一直持续到1890年。1862年，47岁的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从此开始了普鲁士和德意志的“俾斯麦时代”。俾斯麦在其主政时期主要有两大任务，对内是与议会、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作斗争，对外则是通过各种联盟、对抗甚至战争来跟丹麦、奥地利、法国等势力进行较量。当然，他并未同时树敌太多，而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拉拢打击不同派别。

    如果进一步细分的话，俾斯麦担任宰相时期，又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862-1870年，主要通过跟丹麦、奥地利、法国的三次战争部分统一和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第二时期则是1871年到1890年，主要是维持德国国内秩序和欧洲秩序，俾斯麦在这一时期似乎又是一位维护和平的使者。比如，他通过建立沙皇俄国、奥地利、德意志三者之间的三皇同盟，来抵制始终被视为是德国强敌的法国。同时，他又不时地、犹豫不决地拉动不列颠，以平衡三皇同盟内部的不平衡之处。

    可以说，在俾斯麦的政治生涯中，其根本性的政治志业，就是要摧毁他出生那年建立的、对普鲁士邦国和德意志邦联都极为不利的维也纳体系，从而实现和维护普鲁士主导之德意志的最大利益。他实现了他的志业，也无愧于他的志业。

    俾斯麦的政治人格

    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一文中指出，志业政治家们把政治当成自己的“生命所在”，为了政治而活而不是依赖政治生活。他们的主要特质包括在复杂处境中敢于冒险和把握机运的能力，献身于政治志业的使命感，以及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

    韦伯尽管经常批评俾斯麦给德国造成的危害，但俾斯麦似乎又极像韦伯意义上的志业政治家。对于政治事业的热情献身、敏锐的判断力、灵活的政治手腕等等，俾斯麦无疑都是十分突出的。从一开始，俾斯麦就不想成为一名像“管弦乐队成员”那样的行政官僚，而是努力成为一名“只演奏自己喜欢乐曲”的政治家。无论在何种恶劣处境下，俾斯麦都具有无所畏惧的勇敢和坚毅，他认为，“大危机正是刺激普鲁士成长的恶劣天气，只要我们勇敢地利用不利条件”。

    除了人格特质之外，俾斯麦的政治行动也很符合韦伯对于政治的定义。俾斯麦正是将韦伯所认为的作为权力斗争之政治发挥到了极致，俾斯麦还具有强烈的家长制传统权威和克里斯玛权威，因而他将选举和法律视为实现其强权政治的手段。韦伯指出的现代民主之危险，也在俾斯麦这里得到了实践。因为俾斯麦是玩弄群众心理的专家，善于“利用群众的情绪性而建立专政”。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俾斯麦都善于操纵“心理战”。比如，对于民族主义情绪和战争恐慌的煽动，是他最强有力的武器。他指出，“如果一个民族感到它的荣誉受到了亵渎，那么其荣誉就确实受到了亵渎，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该民族是否实际上受到了亵渎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要让该民族感觉到其荣誉受到了亵渎，俾斯麦正是藉此而树立他在国内的权威，以及发动对他国的战争。

    俾斯麦政治的自由民主困境

    对于韦伯来说，志业政治家必须拥有其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从而对仅仅将政治视为权力斗争的马基雅维利式观点进行限制，但是志业政治家的责任和信念究竟为何，则是一个人的世界观问题。自由民主并不必然是志业政治家的伦理道德所在，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俾斯麦不太像是韦伯所界定的志业政治家。因为他被视为是一个“不讲道德的”的强权政治家，“对于世间的道德力量，他没有丝毫概念”，他将人道主义贬低为无用的“废话”。

    虽然在政治手腕和政治手段上，俾斯麦是不讲道德、不负责任、冷酷无情的强权人物。但他绝非只是追求个人权力的机会主义者，他也有其坚定的责任和信念，尤其是他对国家利益、德意志民族的责任感和对于君主制的顽固信念。正是出于对普鲁士及德意志民族所担负之责任，他同样可以以负有责任的态度去声称：“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就他的君主制信念而言，“俾斯麦身上寄宿着一个中世纪的灵魂”，他具有相对于潮流的独立性和引领性，在自由民主大行其道的欧洲努力维持德国的君主制。俾斯麦甚至根据其君主制信念来制定外交战略，确定联盟和对抗的国外势力。事实上，他的这一外交策略后来被证明是极为错误而失败的。

    可见，俾斯麦所具有的是一个强权政治家的民族主义责任和保守主义信念，而不是韦伯所推崇的自由民主的责任和信念。俾斯麦所面对的问题是，落后于英法美的德国该如何发展，政治经济落后的德国该如何崛起并担负起欧洲及欧洲文明之领导者的角色？俾斯麦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忽视甚至压制自由民主、专注于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强权道路。俾斯麦的一生志业给予德意志民族深刻的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如何评价他的影响不只是德国人的事情。实际上，对于今天的后发大国，俾斯麦和德意志民族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