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版图书他题签最多

    转眼间启功先生逝世十周年了。十年前听到启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正因腰病在广安门住院，没能为启先生送别。我对启先生所知甚浅，一直也没有把这些零碎的记忆形诸文字。

    因为启先生与中华书局的特殊关系，很多同事都与启先生熟悉，甚至很难说谁跟启先生更熟。启先生自1971年起借调中华，参与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在王府井36号与大家朝夕相处多年。80年代，尽管启先生已经回师大，但编辑室内总有同事不断带回关于启先生的各种消息，启先生也对书局的老熟人的各种事情乐于知道，乐于谈说。

    第一次去师大小红楼见启先生，是跟同编辑室的柴剑虹老师一起去的，当时的情景已经全无印象，只记得第一次见就得到了启先生的赠书，是刚出版的人美版《启功书法选》（1985），书角有启先生事先写好的小字签名：“启功求教”，钤有一方白文小印。后来又获得启先生签赠北师大版《启功书法作品选》（1986），还有在香港举行的义卖作品图册，所收皆自作诗词，作品形制一致，印制精美，我一直视为箧中珍藏。

    作为编辑室的小字辈，每次去看启先生，都是叨陪末座，默听静观。起初几年，几乎每次都能看到启先生写字。因为爱好书法，在大学读书时，见过几位省上名家写字，有的下笔迅疾，动作夸张。看启先生写字，运笔极其缓慢，包括略带飞白的出锋竖笔，当时很令我诧异。另外是补笔，通常我们只知道写字不能描，但启先生写字，无论大小，书写过程中，都会随时补笔。甚至重复已写的笔道，无论粗细，每补都精准到位，真令人叹服。那时候写字没现在这样讲究风雅，启先生案头文房非常简单，经常看他用的图章，是一方水晶双面印，启先生说为的是携带方便。更没见过启先生用印规，但印都盖得迅捷精准，甚至随手加盖第二遍，位置毫不移易。盖完印，用一支颓笔在痱子粉罐中一蘸，刷到盖印处，为了不让印泥粘连。那时候启先生精力好，我们求题书签，一般都是当时写就，往往还横竖简繁多写几张备用。偶尔时间凑巧，启先生会在教工食堂请吃饭，有一次记得最真切，是食堂里的一个包间，虽然简陋，但墙上挂着启先生的行书条幅，写的是邵康节那首著名的数字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启先生是为中华版图书题签最多的人，甚至可以说，启先生的题签，是中华版图书装帧风格的标志之一。但跟后来流行的名人题签不同，这些题签基本都不是作者所托，而多是编辑室领导或者责编、美编所求，书上也大多不署题签者，没有借重之意。当年文学室新出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小说选刊”，以及《宋诗钞》《元诗选》《晚晴簃诗汇》《词话丛编》，无一不是启先生所题。我责编的《金文最》《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也都是特地请启先生所题。记得我负责编选的80周年局庆纪念出版物《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题签是启先生当面写的，当时书还在编选过程中，启先生问清楚编选内容，就确定了这个书名。有时候甚至只是选题设想，临时请启先生题写，他也不拒绝。我们文学室策划的“中华文学通览”，是书局比较早的一套系列普及读物，起初丛书名还没确定，正好赶上启先生为其他书题签，当时临时起意，在我们要求下，启先生题了“中华文学长廊”，后来没有用，现在也不知道在架上的哪本书里“雪藏”着了。有时候启先生会品评带去的新书题签，有一次印象很深，启先生大夸赵守俨先生的题签写得好，并说起题签的秘诀，在于第一个字不能轻，最后一个字不能小，足为金针。

    我特别留意过启先生历年为中华版图书的题签，最早一批在70年代初，如繁体竖排版蔡东藩《民国通俗演义》（1973），李贽著作系列的《初潭集》《史纲评要》（1974），高亨《商君书注译》平装本及大字本（1974），以及后来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李太白全集》（1977）、《杜诗详注》（1979）等等，较之晚年的修美瘦硬，更显风姿渊雅。因身体原因，启先生晚年所写题签不多，有些已经笔意全失，仅存其形，看了真令人感伤。来新夏先生曾经提议编印《启功先生题签集》，我想即使不能全面搜集，仅中华版也足以成编，确实是一份厚重的艺术遗产，也是对启先生的一种有意义的纪念。

    那时候的中华员工有启先生墨宝的不在少数，与启先生共过事的老编辑自不待言。我曾在老同事手上见过当年民航班机礼品折扇上启先生写的蝇头小楷。偶尔到同事家串门，也会在客厅书房卧室兼用的居所，看到壁上启先生的条幅或对联，晚生如我的蜗居也常年挂着启先生题《阳春集》诗“新月平林鹊踏枝”。大约是1993年，书局举办“春天书画展”，我受命参与召集，有人提议找启先生征集作品参展。记得还是我跟柴老师一起去的小红楼，启先生非常乐意，拿出一件裱好的作品，让我们带回局里，跟大家的习作一起挂在二楼会议室，全程参加了展览。那天我还斗胆将自己准备参展的习作带去请启先生指教，回想起来真是惭愧，写的是《世说新语·言语篇》里的“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一条，启先生委婉指出了“问”字的草法错误。也许是看着字形近似，启先生回里屋取出一册拓本《壮陶阁帖》，让我带回去练习。只可惜我完全不能领会启先生的深意，几乎没有临习，搁在办公室里，半年后还给了启先生。

    90年代初，有朋友送给我一份张伯英《阅帖杂咏》原稿复印件，不记得在什么场合，跟启先生提起过，启先生早年与张伯英有交往，他特地找出自己手抄的《阅帖杂咏》，由刘石兄带回局里。记得当时曾经复印一份，但一直也没有将启先生过录本与手头的复印稿本对读过。此前曾看过启先生交给《学林漫录》的《坚净居题跋》原稿，是启先生早年用红格纸本誊清的手稿，一笔规整的馆阁小楷，几乎看不到后来健拔的影子，《阅帖杂咏》也是用同样的红格纸本过录，这是老辈学人的基本功。

    启先生常说中华书局是他的“第二个家”，1997年底，中华从王府井大街36号迁到丰台区六里桥新址，启先生得知后，一直想到这个“新家”看看，大约在1999年新年前后，启先生特地来六里桥看望大家，年近九十的启先生在508会议室，大家纷纷前去拜望谈天，合影留念。在那个书局举步维艰的年份，给大家留下了绵长的温情和眷念。

    启先生晚年，大家见到他的机会减少。除了参加启先生学术研讨会，记得还有两次，一次启先生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华书局90周年庆典，一次是我们多位同事都参加的北师大举办的启先生90寿庆，我代表书局发言致贺。最后一次见到启先生，是2003年以后，我和李岩总经理一起到小红楼拜访，启先生身体欠安，正卧床休息，我们只在床边问候后即告辞。

    关于启先生对中华书局的关心，与中华人的交往，种种佳话，流传甚广。启先生自己的日记和口述，也多有记录，无庸辞费。启先生说过，写字是读书人的本分。世人以书法家、大师看待启先生，但我十几年所接触的启先生，就是一个普通而睿智的老者，一个修养深厚的学人，一个对中华书局饱含关切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