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章开沅先生的会议因缘

    首次与台湾学者正面交锋

    与章开沅教授结缘，乃起于会议。而后三十多年来见面最多的地方，应该也是会议的场合，从美洲、欧洲、亚洲，以迄港、台、武汉。从会议中发展情谊，在学术上后续也有联系。也蒙章先生不嫌弃后辈，让我有不少请益与共襄盛举的机缘。

    这一系列会议的交谊，就某个观点来说，其实也与海峡两岸的学术互动颇为相合。先从纯学术的见面，逐渐有了较深的交谊，最后合作共同推动学术的研究。

    与章先生最早的见面，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的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会。自7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开放大陆的学者与学生到美国研究或学习，各大校园一下子就有好多大陆面孔出现。既然大家都身在美国校园，华人学者、学生之间私下联谊、来往与学术讨论越来越频繁，但是还说不上公众的对话或是在会议上互相切磋。

    1982年4月初在芝加哥举行的亚洲学会年会成为华人学术圈中的盛事。在几个在美华人学者牵线安排下，促成了一场辛亥革命讨论会，邀请海峡两岸学者与著名的美、日学者讨论。这是海峡两岸学者第一次公开的学术对话。两岸的带队者分别是大陆的胡绳以及台湾的秦孝仪。胡、秦两人均曾任官职，这让这场讨论显得特别敏感。当然双方推派的学者都有好几位，真正辛亥革命史的专家，台湾方面主要是张玉法先生，大陆则首推章开沅先生。

    两岸的历史研究中，辛亥革命是有点敏感，但又不是太敏感的主题。当时大陆学界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而台湾一向是将其当作全民革命来看待。这场讨论会不仅是双方陈述对于辛亥革命本质与发展不同的见解，也有着竞争辛亥革命诠释主导权的意味。特别这是场公开的讨论会，让海峡两岸学者正面交锋，所以分外吸引人，美国各地的学者都赶来看热闹。

    讨论会是在各自表述的情况下结束。以热闹居多，实际对话较少。章先生在当时的演讲中，不但台风很好，而且临场有许多机智的用语，冲淡了讨论会中严肃的气氛，深得在场听众的好感。当时我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赶到芝加哥去凑热闹，仅是台下的听众之一，但是对于章先生已留下很深的印象。事隔多年，我与章先生聊到芝加哥这场往事，询问后来与这些学者在台湾相聚是否会有芥蒂。章先生说一点都没有，而且大家以“老战友”互称，尽付笑谈。

    真正与章先生有聊天、同桌共席的机会，则要到1986年10月的亚洲历史学者会议(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那一年的年会在新加坡召开。期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萧启庆教授，特别在中国餐馆设了一桌宴席，邀请海峡两岸的华人学者共餐。大家身在海外，比较没有忌讳，很轻松地聊了很多历史的话题。我记得章先生在会议中发表论文的题目是Dr.Sun Yat-sen and the Conditions of China。章先生问大家，何以通常称呼中山先生为Dr. Sun Yat-sen，这个“Dr.”是指什么？我回答其实这个“Dr.”是指“医生”，而不是“博士”之意，章先生很高兴地说我是正确的。

    印象中较深的是2002年的莱顿会议。2001年我受荷兰的国际亚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之邀，担任欧洲汉学讲座教授(European Chair of Chi⁃nese Studies)。除了要在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授课外，还有召开国际会议的任务。于是我决定在2002年6月举办主题为“基督教在华的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An Evalua⁃tion in Modern Perspective)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扩大会议的参与性，除美国学者邀请三位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多请一位学者。美国为裴士丹(Daniel Bays)、鲁珍晞(Jessie G.Lutz)、鄢华扬 (Robert Enten⁃mann)。台湾方面是郭德士(JohnE.Geddes)，加拿大是沈清松，英国是狄德满(R.G.Tiedemann)，德国的柯兰霓(Claudiavon Collani)，香港是梁洁芬，荷兰则有许理和(Erik Zurch⁃er)、甘德柏(Arnulf Camps)两位。

    但是邀请大陆学者就有些犹豫。当然是先考虑章先生，可是章先生事情一向很多，又年纪稍长。没想到章先生能够拨冗与会。我记得在会场看到章先生时，热烈握手之际，竟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此次会议，裴士丹、鲁珍晞、郭德士都是夫妇同来，大家同行多年，现能够远在欧洲相聚，分外感到亲切。荷兰本是一个以运河出名的国家，我还记得章先生很有雅兴地搭载了一条船游河。下船后，很高兴地向与会的学者分享他的游河之乐。印象中章教授在会议完后，即搭乘贯穿欧洲的高速子弹列车，前往巴黎。

    近十年来与章先生的会议之缘较少。但与章先生的联系竟很奇妙地藉由内子宜涯接续。内子服务的中原大学，与华中师大有密切的交流，几乎每年有荆楚文化研习营。由于内子曾经担任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6年，每年都担任领队，带领中原师生前往华师。也几乎每一次章先生都会出面接待，也经常收到章先生转来的新著。虽然好几年没见，但捧读新书，知道章先生仍然笔耕不辍，照拂学界，非常感佩。

    教会史研究最佳人选

     我与章先生在学术上的交往，主要是因为基督教在华史的研究。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投入教会史的研究。就当年来说，这领域还是相当荒芜的园地。没有多久，听说章先生与香港的朋友开始推动中国教会大学的研究，我还感到很疑惑。长期以来，基督教会都被描述为是和洋枪大炮一起进入中国的，不但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而且还利用教会学校来进行文化侵略。所以对于章先生推动教会大学的研究感到非常好奇，也觉得这是谈何容易的一件事。

    尤其让我纳闷的地方，是研究基督教史要先对基督教有所认识。在教会史上，有些地方是比较难从书写上看出内涵。因为基督教所传递的是“爱”，而这种“爱”需要感受，如果没有进入基督教的氛围，单凭文字是不容易了解到这种感情的。那章先生进行和推动教会大学研究，到底是何动机？

    后来才逐渐知道，章先生曾经在当年十三所基督教教会大学之一的金陵大学历史系就读过，而他受业于教会史中有着鼎鼎大名的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教授，那自然是研究教会大学最好的人选。能有身历其境的经验，这已经远远超越一般学者在文字上的专研。章先生身处教会大学的校园，自然感受到教会大学在华提振教育的努力与苦心，回首更能看到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贡献。所以他的研究展示出来的，不只是一位教会大学的受惠者，也是一位见证人，更是一位研究的学者。今天大陆许多从事教会史研究的人，纸上谈兵者很多，就是缺少了这种身历情境的机缘，不能展现教会史研究的深度。

    推动学术研究绝非是一蹴而就的。华师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方面召开学术会议，另一方面成立研究中心，筚路蓝缕地提倡教会史的研究。今天有轰轰烈烈的成就，绝非幸致。华师先成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在研究推动上，更正式成立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2014年已升级为基金会），成为今天研究基督教史的重镇，在史料收集与人才造就上，都不是大陆其他大学所能比拟的。现在隔年举办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青年学者论坛，就是一个训练年轻学者研究基督教在华史最好的奠基之处。很多参加过的年轻人都以参加过这论坛自豪。而他们也是教会史研究的种子，相信会在各地开花结果。其实这样培育教会史的研究人才，才是最实在的工作。

    自从章先生成立东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每年都会邀请学界的知名人士前来举办高规格学术讲座。其中第一场的鲁珍晞教授，更是研究教会大学史最著名的学者。章先生还特别将这些邀请来的学者的讲稿整理出来，出版《求索东西：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讲座文集（2002—2009）》，以嘉惠学界。这也是推广学术研究实实在在的地方。

    我有幸成为研究中心发展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当华师要成立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以及成立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的前后，承办人曾经多次与我联络。我非常高兴，为他们出主意，提供一些海外相关的信息。

    大约在十多年前，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刚成立的时候，我决定将手边的一部分书籍赠与这个中心。有一次因为赠书数量太大，被扣在武汉的机场。检查单位不相信是赠书，坚持要报关打税。几经协调，最后要赠书者列出书单，附上每本书的价格，开具赠书证明。当时章先生特别发来一封抱歉的信函，嘱我勉为其难，解决这一琐碎的后续事项。这是当年赠书的一段插曲，如今风气开通，书籍与史料取用容易。而华师教会史的藏书不知凡几，愿意赠书的人也大有人在，相信没有多少人记得曾经有这段故事，更鲜知当年章先生与华师同仁在创立过程中的辛苦。

    二十多年前，鉴于早期在采购与收藏图书方面都很不容易，我在海外各地旅行时，也会为华师教会史的藏书留意，选购一些值得珍藏的典籍。特别是我在莱顿大学时，还特别将汉学院图书馆有关明清教会史的古籍抄本全部复印了一套。这些是莱顿汉学院辛辛苦苦从世界各地收集来进行研究的，也因此造就出许多研究早期耶稣会的著名学者，如许理和(Erik Zurcher)、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等人。可惜今天在华师并没有学者研究16、17世纪耶稣会的汉学，这批珍藏还等待他日有人来加以利用。

    挖掘史实深处的智慧

    1997年至1998年，我在耶鲁大学进行一年的研究，印象中章先生夫妇也在那儿。有时在档案馆参阅史料后，傍晚会一起用餐。

    在耶鲁大学最后一次一起用餐，是我在结束研究前。除章教授夫妇外，孙康宜教授带了女儿前来，康正果教授夫妇、郭经纬牧师夫妇，以及我们一家四口。郭经纬牧师与章先生年纪相近，两人聊到50年代时，还一起唱起当年抗美援朝的歌曲。一眨眼二十多年过去，大家早已散聚四方，而郭牧师也已归回天家。

    章先生在华师超过半个世纪，我先后也不过前去访问三次。忘了第一次访问的时间。只记得那时我到上海进行教会史的研究，先后在复旦大学、上海图书馆、青年会全国总会图书馆、上海档案馆等地阅读史料。当时心血来潮，决定飞一趟武汉看望章先生，也想参观一下这个尚未到访过的革命起源地。

    章先生在历史事实与学术研究上，都有他坚持的一面，例如在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解释上，他是毫无妥协的余地。他并不是只凭满腔热血在那儿喊爱国口号的人，也不是单单鼓励大家投入这个课题的研究。他是身体力行地带头来研究，从耶鲁大学神学院的档案馆爬梳传教士史料开始，就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其实章先生开始进行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收集时，已经有些年纪，但是为了民族的尊严、公民的职责与历史学者的职责（章先生自己用语），在七十多岁时还是努力收集各种史实与证据，用清楚的文字与图案将这段历史呈现出来，使之成为斥责日本军国主义谰言的明证。《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一书，就是章先生心血的结晶与贡献。这样的精神是今天研究抗日的学者最应该学习的地方。

    同时，章先生也将事理分得很清楚。所以要研究“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用以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虽然有这段日本侵华的历史，章先生还深入地进行了研究，但并不影响他与日本学者的论交。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能够与日本学者亲密地来往，更显示出他没有沦为激烈的反日，反而藉着学术的交往建立中日之间的友情。

    最后，我要引两段章先生的文字，一方面显示他的胸襟卓见，另一方面作为与大家共勉的地方。在他的《寻梦无痕：史学的远航》(2011年)书中提到，有感于现今治学者功利主义太重，或过于急切迎合社会时尚，著述遂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沽名钓誉之工具。“应知历史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之载体，而且是人类集体智慧之宝藏。我们需要着重发掘者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实之深处的智慧。”大哉斯言。现今多少历史学家追逐潮流，寻找热门题目，盲目套用各种理论，就是为了功利与虚誉。如果历史仅是求真，结果未必有益于人类社会。章先生能够着重人类智慧之发掘，可以说是超越历史，或是说真正看到历史的价值。

    另一处章先生提到：“学风应为世风的先导，学风为社会良心之最后寄托；如果世风坏而学风未坏，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如果学风随世风而俱坏，这个社会就无可救药了，此之谓哀莫大于心死。”这段话真是深获我心。过去我常谓，学术界为社会之大脑，欲救这个社会，必先拯救学术界，也就是说需要改善学风。今日学界中人常常无法自持，受到政治与利益的诱惑，真有章先生所说“学风随世风而俱坏”的危险。今特藉章先生的箴言与大家共勉，戮力来改善学风。

    （谨以此文祝贺章开沅教授九十大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