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原则，一种态度

    20世纪80年代末出国之后，最初两年在芝加哥大学，之后就来到美国中部的科罗拉多大学。科罗拉多是高原，著名的落基山就从这里出发，一直蔓延到加拿大境内。二十多年来，尽管我还到过斯德哥尔摩大学（瑞典）、卑诗大学（温哥华）、城市大学、科技大学（香港）、中央大学、东海大学（台湾）等处漂泊与“客座”，但立足点是在落基山下的科罗拉多大原野。也可以说，我的第一人生，立足之所是东方的福建与北京，而第二人生的立足之所则是西方的科罗拉多州。所以，我的书名叫做《科罗拉多答客问》。在中国人的记忆里，“科罗拉多”这一名字并不陌生，因为这之前的一九一一年，当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时，孙中山先生就在科罗拉多的第一城市丹佛；在30年代，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闻一多与梁实秋也在科罗拉多的Sprins小城里读书深造过。

    我的《科罗拉多答客问》（广东人民出版社）选择的是近年来我的访谈录，其形式大体上都是媒体的编者出题让我回答，所以这书也可以叫做“科罗拉多答卷”。这种形式虽然没有小品文那种结构与文采，但仍然有思想，我本就是一个思想者，想表述的是思想，文采等倒在其次。虽然是答卷，但我还是郑重地对待，不管向我提问的报刊是什么级别（因受禅宗“不二法门”的影响，我没有分别的意识），我都一律视为来自故乡故国的提问，都一律给予充分尊重，都一律报予一个原则，一种态度。

    所谓一个原则，就是“讲真话”的原则。有人说，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不错。但我要说，真话虽不一定是真理，但它是通向真理的前提。真话总是不断地向真理靠近，假话则离真理愈来愈远。我读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著作《俄罗斯的灵魂》，感受甚深。他反省俄国知识分子，缺少西方骑士传统，（只有东正教传统），因此总是追求“神圣”而不追求“正直”。其实，中国也是如此，总想当“圣人”、“圣贤”，但往往缺少做人起码的诚实与正直。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伪道德，正是觉得“神圣”的要求太高，很难企及，结果就硬撑门面，就伪装伪善，这反而造成“虚假”、“虚伪”的恶习。而“虚伪”恰恰是对人性破坏最烈、腐蚀最大的毒剂。别尔嘉耶夫这一根本性的反省，给我们的启迪是，与其唱“圣贤”的高调，不如做“平常人”，即做一个正直之人，一个耿介之士，以说真话为人生第一要义。何况，说真话才是对提问者的尊重。尊重提问者，最重要的是不欺骗提问者。这个意思用更简明的话语表述，便是：给予“真”，便是报以“善”。

    除了守持“讲真话”的心灵原则之外，我的答卷还守持一种立身态度，这就是“独立不移”的态度。我出国没有别的动机，只是为了“自救”，具体地说，是为了救治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良心，以及自己的执迷，自己的种种妄念。在自救中，我选择一种立身态度，就是“独立不移”的态度。我所以喜欢禅宗，乃是我认为它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学说，而是一种立身态度。慧能与基督最大的区别在于，基督着眼于救世，慧能则着眼于自救。这位“禅宗六祖”告诉我们，佛不在山林里，不在寺庙里，佛就在自己身上。当然，魔鬼与地狱也在自己身上。因此，重要的是自己的选择与觉悟。包括自由，也是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自由就在自己的手中才有真自由，老是等待他者（包括上帝与政府）给予外部绝对自由条件就永远得不到自由。二十多年来，我和挚友高行健共同作了一种努力：在“印度禅”（如来禅）变成“中国禅”（祖师禅）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禅引向全世界，让它变成“世界禅”。这就是在当下物质主义泛滥、俗气潮流覆盖一切的时候，另找一种精神出路与思维方式。这一努力，必须用很大的篇幅才能说清，这里我只想说，我们的努力有一个基本出发点，这就是紧紧抓住禅的超功利、超派别、超二极对立的态度，相信心灵状态可以决定一切，相信自己独立不移的态度乃是自立自渡自救的第一法门。所以我一再声明，我的独立不移乃是独立不媚，既不媚左也不媚右，既不媚上也不媚下，既不媚俗也不媚雅，既不媚东也不媚西，既不媚古也不媚今，以中道眼睛看世界，以价值中立的平常人态度做人做事。基于这个态度，我在接受采访时，总是说自己的话，总是发放个人的声音。不在乎他人的评语，只重自己真实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