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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7月08日 星期三

    中华文化的自信

    ——《中外文化交流史》再版序

    吴志攀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7月08日   18 版)
    何芳川

        一

        何芳川老校长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将要再版了。这部大书,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的心血结晶,或者可以说,这部书是他的生命与思想、他的人格与才华的延续。只要书还有人读,学人的精魂就不散。

        这些年来,我常常把两册书放在案头。疲惫的时候、焦虑的时候,捧起来翻一翻,思绪飘远,脑筋一下子就放松了。读读历史,尤其读读文化史,会让人(尤其我们这些在大学里教书、写书的人)明白:人当然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化,但人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文化所化之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我们应该“有所为”,努力在历史上留下印记,为人类文明向着光明的一面发展而奋斗,但与此同时,也应清楚自己的局限,古往今来,能超越自己所处时代的人能有几个?个体的命运与文化的命运比起来,实在太渺小了。许多的苦苦挣扎,在后人看来(假如有幸被后人记起、看到的话),都不过是因为缺乏自知之明。所以,谦卑地面对历史,保持平和清净的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或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人生态度。

        每次捧起这部书,我也总会想起何校长的音容笑貌。他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很多想写的文章,每次听他聊起来,我都感到振奋。他的家学渊源和人生阅历,不是我们能比的。年轻的学人,或许“有字书”能读得更多,但论读“无字书”,很难再有人超过他了。他的视野开阔,心态开放,才气纵横又为人谦和,最适合做学术事业的领袖。《中外文化交流史》正是他计划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可书差不多编完,将要交付出版的时候,他却倒下了。后来书出版了,我们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每个人的发言都带着感情,还有人流了泪。

        何校长编《中外文化交流史》,还是向他的老师周一良先生的致敬之举。周先生晚年也曾主编过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影响较大。马克垚、郝斌、林被甸三位老师曾经联名在《世界历史》上发过一篇评介文章,其中就提到过这前后两部交流史之间的关系。周先生的那一部,是“我国第一部按国别、地区反映中国与外部世界两千年文化交流的大型综合性著作,也是一项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学术成果”,而过了20年,何校长再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把这个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集合起来,体现了北大史学的薪火相传。

        想想周一良先生的人生,再想想何校长的一生,会发现很多惊人的相似:出身世家、少年成名、才华过人、半生坎坷……我没有机会拜见周先生,但读过《毕竟是书生》,也听过北大老人们讲的故事。我想,他们师生俩、两代北大史学家,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真能反映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的学问与精神,应该被继承下来。

        二

        为了写这篇再版序,我花了几周时间,重读了全书。书成于众人之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前些年,北大还出了好几套类似的大书、好书,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华文明史》和马克垚先生主编的《世界文明史》,还有规模更宏大的,比如汤一介先生主持的“《儒藏》工程”。这些书,厚重、扎实、大气,体现了北大文科治学的风格。我还记得这些书最初立项时的一些情形。何校长主管文科的时候,提出要“开大船”,当时有的人不理解,后来我曾写过文章谈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必要的。何校长退了之后,我当过一段时间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深知自己对学术的理解达不到何校长的高度,于是萧规曹随,老老实按何校长的思路做事情,尽自己的努力支持学者们写大书、出精品。但凡有学者提出了好的想法,或者写出了一部好书,我都愿意用最大的热情去给予鼓励。我觉得,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早一点做,比晚一点做要好,能团结多位北大文科学者一起做事情非常不容易,我们要珍惜时机。

        书虽然是十多位学者合著的,有的地方“形散”,但这次重读,我觉得全书的“神”是聚在一点的——这本书的“神”,就是中华文化的自信。

        中华文化遭遇过多次危机,最严重的当然是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危机。近代以来,西方崛起,中外文化交流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中国人挨打、挨骂,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然后出来了很多极端的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文化上不自信,认为非得把旧的文化连根铲除才有可能“脱胎换骨”。可失掉了自信力,却只能加剧中国的危机,“全盘西化”救不了中国。只有自尊、自爱、自信,才能自主、自觉地开展对外交流,才能真正学到外国文化中的好东西。如果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不爱惜自己的历史与传统,那么所谓中外文化交流就很可能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文化殖民,中华文化就没有“返本开新”、“旧邦新命”的机会,这不仅对中国人来说是悲剧,对整个人类文明而言都是悲剧。

        联想起最近所读的孙机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以及几年前北大出版社所出版的那套介绍中国风雅文化的《幽雅阅读丛书》(我曾有幸写过序),从这些书中,我深受启发。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我们的文化开放、包容,有极其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调适能力,中国过去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后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文化是活着的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不是摆出来给人看稀奇的。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方块字,我们的孩子牙牙学语时,家长便教他们背唐诗和宋词,我们与古人之间的心灵是相通的。无论居殿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我们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信条,无论贫富,我们都崇尚仁义。中国的文化既是历史,又是中国人当下每天的生活。任何财富与权力、任何科技与宗教都难以将她撼动。我们做人要谦虚,但对自己的文化必须有自信,“吾心信其成,则无坚不摧;吾心信其不成,则反掌折枝之易亦不能”,假如我们中国人自轻自贱,那中华民族怎么可能“走向复兴”?更进一步说,蒋廷黻就曾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识是极浓厚的,而种族观念比较淡泊,假如我们不认同、不热爱、不传承中华文化,那我们民族可能连基本的生存和延续都会成为问题!

        三

        读《中外文化交流史》还须明白,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文明,并没有高下之分,彼此平等,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在漫长的交流过程中,总体上看融合发展是主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应该看不起谁。习近平主席去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讲,提出了“新文明观”,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文明的交流互鉴,并认为这是文明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这也为我们理解和解释人类文明史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则。

        过去有学者说文化之间没有“中西”之别,只有“古今”之分,这我也不是太能够同意。中华文化或者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会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的未来不是与西方同化,我们要学习,但也要超越。

        谈文化自信,当然必须警惕虚骄自大,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与“天朝上国”的盲目、封闭有直接关系。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和融合愈加紧密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更需要在与西方文明以及世界其他各个文明的接触、对比、交流中坚定自己的信心,必须学习借鉴世界上其他一切文明的有益成果,取长补短、洋为中用。

        今天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我想,假如何校长还在,在再版的时候,他肯定会增加一些相关的篇幅。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能够把历史的智慧用起来,让文化的力量来支撑经济的发展,值得赞赏。假如今天的中国人能继承当初玄奘西游的精神、鉴真东渡的精神,能把丝绸之路上那种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精神发扬光大,那中国的未来必定是辉煌灿烂的。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东亚大陆的中心,也与所谓的“内亚”密切相连,在整个欧亚大陆的东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也有着海洋的元素,丝绸之路既有大陆的,也有海洋的。如今,中国正在更加深入地融入到浩瀚大洋,未来的中国将不仅是大陆上的经济与文化中心,还将是海洋交流的中心。这种“中心”与霸权无关,与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以及殖民主义心态无关,而是如盛唐时代的长安一般,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向往,为世界上各种文化提供交流的平台。因为我们崇尚的价值,可以用费孝通先生的名句来表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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