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言与恩师闻一多先生

    李嘉言是著名的古典文学家。在楚辞、唐诗、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上颇有建树。他首倡的改编《全唐诗》动议影响深远。他一生研究的门路和方法，深得其恩师闻一多治学三昧。闻先生对李嘉言学术研究和思想品质影响至深。

    1946年闻先生遇害后，李嘉言在纪念闻先生的文章中说：“就我个人说，和闻先生已有15年的师生关系，同他在一个环境内生活，也将近十年。”这是就他与闻先生的接触和受言传身教而说的。若从一个学者从大师受教的几个阶段：素学、清修、升堂、入室看，1941年9月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成立，中国文学部主任闻先生圈定李嘉言为第一批驻所研究人员，召至自己麾下专门从事唐诗研究后，李嘉言发表了一系列有创见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受到闻先生的公开称赞；以及此后李嘉言在《诗经》《楚辞》、汉魏六朝文学、唐诗以及古文论等方面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李嘉言才称得上是闻一多先生的“入室”弟子。

    清华求学

    1932年8月底闻先生初回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时，李嘉言已是国文系三年级学生，选修闻先生诗经、楚辞、唐诗课。闻先生在回到清华的最初几年潜下心来苦读苦研。赵俪生教授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有评述：“真正讲出东西来的，找到了，是闻一多。他拼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在新南院写出来的。他也搞考据、搞训诂，但他比所有的训诂家都高明之处，是他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于是，我们就一下子把闻先生爱上了，大家争着选修或者旁听他的课，闻先生一下子在清华园走红了。”这段话正说明在清华园求学时，李嘉言是如何“一下子把闻先生爱上了”！

    李嘉言来自河南农村，性格沉静而讷于言谈，他秉赋并不特别聪慧；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没有很好的经济来源。他只能靠苦学苦读来安身立命。这一点与闻先生有相似之处。真正做学问的人大抵如此。李嘉言受教于闻先生后的两年中的三、四年级发表论文共十篇，其中有五篇：《诗经》一篇、《楚辞》一篇、“唐诗”三篇，正是在闻先生指导下完成的。李嘉言说过：“我在清华大学相当努力地学习业务，跟着陈寅恪、闻一多老师学‘考证’。”

    做闻先生助教时，他研究唐诗的路子也是按照闻先生研究唐诗的路子进行的。他从研究贾岛入手而研究中晚唐许多诗人，这一想法得到师友，“特别是闻一多先生的大力支持与鼓励。闻先生又屡次给我提供意见。《闻一多全集》中的《贾岛》一文，就是在他阅过我最后一遍稿写成的。今当《贾岛年谱》再版，我不能不补充说明这一经过，借以纪念闻先生”。

    1937年9月底，李嘉言在河南农村接到清华大学电报，克服许多困难借了钱从郑州再由汉口转抵长沙，义无反顾地赴长沙临时大学（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做助教。从中可以见到李嘉言追求真学问的“清华学派”（冯友兰先生语）持之以恒的真精神和他的责任心。这方面他与他的恩师闻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

    李嘉言能受教于闻先生，是李嘉言学术生涯中的大幸！正如李嘉言1934年清华毕业前写的文章里说：“孔坛马帐，既闻道以进修；扬处朱门，时载酒而立雪”“好学耽思，持坟入典。”

    在西南联大

    1938年初，临时大学奉令迁往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很困难的师生270多人组成步行旅行团，绕道湘西经黔滇抵昆明。步行的教师共11人，三校文学院的教师只有清华国文系闻一多、李嘉言等人。

    一路上，27岁的李嘉言负有照料导师闻先生的责任。这就是李嘉言在文章中所说，他与闻先生“在抗战头五年内，有两个时期几乎是形影不离，读书、吃饭，甚至走路都在一起。没有他这五年口头地精神地督促，我未必能这样勤奋地读书”。

    1939年9月起闻先生国内研究休假一年。闻先生离昆明前，李嘉言将《贾岛年谱》第三遍改定稿交闻先生匡审。9月一个月内，李嘉言两次去信给闻先生，汇报了自己研究《离骚》，完成“杂论《离骚》”一文的情况。10月9日，闻先生回信：

    嘉言吾弟 两函并悉来晋后穷一月之力将《离骚》旧稿録成清本 尊著贾谱未及披读故前函未即奉复尚乞谅之今悉 足下亦已撰成杂论离骚一文兴之所至不约而同亦云巧矣 尊稿缮清后即邮下俾得先睹为快

    1940年3月14日，李嘉言第三次给闻先生去信，呈上自己新的研究论文《〈诗经〉“彤管”为红兰说》。

    3月底闻先生给李嘉言回信，首先肯定李嘉言“云兰草泽兰可通称。此点甚重要”。认为兰茅亦可通称。抄录其《离骚正义》手稿大段，引证“管菅同声，管茅同名，彤琼同色”，亦证“彤管”为“红茅”。二位先生研究之契合，又为一例。

    1940年春夏，闻先生腾出手来认真匡审了李嘉言的《贾岛年谱》第三遍稿，8月底闻先生搬回昆明交给了李嘉言。此时，李嘉言已定为赴川南叙永县“联大叙永分校”的任课教员。在叙永，李嘉言用半年时间，根据闻先生意见，对《贾谱》再作修改，誊清第四遍稿，托“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1941年5月赴叙永分校检查工作之机，将“贾谱”第四遍稿转交在昆明的闻先生。闻先生当又审阅订正后，交《清华学报》，发表于十三卷二期（1941年10月）。《贾岛年谱》篇末，李嘉言“附识：此文承闻先生一多言是正多处，谨此致谢”云。1941年9月初李嘉言返回昆明。这时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刚成立，已就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和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主任的闻先生将李嘉言圈定为第一批驻所研究人员。

    昆明·清华大学

    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

    其实在此三四个月前，闻先生已为李嘉言入所专事唐诗研究做准备了，他是想尽己之力留住人才。起因是李嘉言此时正在叙永分校，6年的老助教，工资150元，仅相当于战前5元。而此时昆明物价飞涨，物价是战前的30倍。学生月膳资需200元。因此李嘉言月工资连吃饭都不够，只能半饥半饱饿着肚子教课、半夜写讲稿做研究！李嘉言此时已有另谋出路的意思。升迁无望，家累又重，孤悬边陲已4年，“诚不知伊于胡底也”。李嘉言除了托罗先生将《贾谱》稿本转交给闻先生外，也谈了个人的困难，拜托罗先生作伐，介绍给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黎锦熙，到西北师院教学，并希望预支旅费。罗先生答应了此事。罗先生回到昆明向闻先生顺便提了此事。

    闻先生爱惜人才，为了留住人才，1941年6月5日上书梅贻琦校长，请求为李嘉言由助教改聘为教员：

    查中国文学系助教李嘉言先生，来校服务六载于今，黾勉在公，辛劳弥著，允宜优礼，用酬贤劳。拟请自民国三十年度起改聘李君任中国文学系教员，是否可行，尚乞鉴裁。

    1941年8月，李嘉言被改聘为教员，月工资170元，还是解决不了肚子问题，更遑论养活家小。

    8月底、9月初，西北师院方面毫无音讯。李嘉言回到昆明，联系了到教育行政部门的职务，薪水较高，又可继续做研究工作。李嘉言有所心动，但于心又不甘：他舍不得离开刚刚恢复的文科所良好的研究环境和追随了九年的闻先生！因此，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闻先生，当即遭到闻先生的斥责和慰勉。李嘉言听从了恩师的劝诫，留在文科所跟随闻先生做唐诗研究。虽然生活仍是那样清苦。好在他是与其他教师和助教们（何善周、季镇淮、范宁等）在楼下吃集体伙，虽然天天是白水芜菁、萝卜、糙米饭，但尚可裹腹。这一群穷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国难当头的窘境中，在穷乡僻壤、文化落后的山沟里，延续着民族的文脉；用瘦弱的身躯担负着民族文化的沉重希望；燃烧着自己身内的膏脂，赓扬着民族精神的薪火！

    闻先生也处在困顿中。教授的薪水虽高，他也难支半月家用。他典当过狐皮大衣，将珍贵的线装书卖给清华图书馆。但他怜才之情，处处可见。这位“不下楼主人”经常在吃饭的时间叫李嘉言上楼边吃边讨论楚辞、唐诗问题（笔者幼时多次耳闻此情景）。毕竟在研究所，只有他们二人研究内容相一致。闻先生为了留住他培养多年的学生，生活上关心、精神上影响、学术研究上倾心扶掖，用心良苦。为此，1941年9月10日又为李嘉言加薪事再次上书梅贻琦校长：

    月涵校长先生道席：敬启者，李嘉言君在校任教六年，备极辛劳，年来于课余从事研究亦颇著成绩，本年已改聘为教员，惟其薪额仅依定章递增至一百七十元，查李君家累颇重，际兹物价高涨势难维持，拟请将其薪额酌予提高以励贤劳。

    不久梅贻琦破格给予李嘉言月薪190元的酬劳。梅贻琦对李嘉言的学术研究成就是了解的，愿意襄助。闻先生在三个月内，为李嘉言的晋级和加薪两次上书梅贻琦，这在闻先生一生行事和其性格中是罕见的。原因只有一个：惜才！爱才！励才！其心可鉴！李嘉言用一生的成就和同样的心，报答他的恩师！

    在文科所，闻先生是最刻苦的。“他读书读得那么起劲，除了吃饭睡觉，整天都在书房里。譬如在昆明司家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时候，一同研究的先生们有六七位，论写读时间之长，谁也赶不上闻先生。他也有那份精力，每天总是天一亮就起床，有时不洗脸就坐到他那书桌前面了。在夜间也常常是他熄灯最迟。就在这样比较之下，我们几个人也不知不觉的多做了许多事。这也是一种习惯，有了这种习惯，‘一日不读书，就觉得不舒服’。‘有时无病也觉得不舒服，原来是今天还没有念书。’闻先生说过的这些话，我现在居然也有时领略到了。”

    闻先生以自己的行动，带引着他的学生们；以他的精神，感召着他的学生们；研究上，坦诚地指导着他的学生们。何善周曾记述：“李慎予（李嘉言字）当时在清华已经八、九年了，闻先生还是经常关心着他的研究工作，给他介绍参考资料，对某一个研究项目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慎予正在研究唐诗，闻先生把自己当年研究的心得都提供给他。他曾说：‘这些东西当年我没功夫写出来了，你们用得着就使用吧！’”

    闻先生的《岑参年谱》手稿，内含更多的资料。李嘉言就是在这里受赐阅，作参考，写成了自己的《岑诗系年》。二人前后都有《〈全唐诗〉校读法》的文章，李嘉言的《〈全唐诗〉校读法绪余》正是在这时期定稿，并经闻先生审阅。[“你父亲始终跟闻一多做研究，写文章篇篇请教闻一多”。（采访余冠英语）]

    在闻先生指导下，文科所的一年中，李嘉言发表论文五篇，完成《岑诗系年》《金碧文论》（收论文23篇）《孟浩然年谱略稿》《武陟方言考》《编年〈长江集〉》等专题研究8部（篇）。李嘉言还起草了《改编全唐诗刍议》（“只作一小部分”——李嘉言在文科所笔记上原话）。刚入文科所的1941年9月22日发表的《唐诗分期与李贺》，深受闻先生赞赏：“李嘉言在《当代评论》第1卷第12、13期上发表的《唐诗分期与李贺》的论文是整个司家营的光荣！”；季镇淮先生也回忆说：“闻先生说：《唐诗分期与李贺》不仅是慎予的光荣，也是整个司家营（文科研究所）的光荣！《唐诗分期与李贺》对唐诗研究提出了新问题，有了新推进。”

    正当李嘉言在闻先生一片赤诚指导下安下心来全身心投入唐诗研究，完成了一系列研究的时候，闻先生不想看到、李嘉言没想到的事情到来了。李嘉言已经不再抱希望的去西北师范学院任教的事情有了眉目。1942年7月4日黎锦熙给罗常培发来电报，西北师范学院破格聘定李嘉言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旅费同时寄出。闻先生得知事情无法更改，甚为痛惜，李嘉言也颇费踌躇。虽升为副教授，月薪一下子从210元提到了300元，终于可以解决养老哺幼的生计问题了，但兰州教学的重担将加重许多。他舍不得离开文科所和闻先生，舍不得丢下已开展的多项唐诗研究！

    惜别·永诀·融合

    1942年7月12日晚，闻先生指示在文科所“主楼下边办了一顿饭，欢送李公”。“李公走，大家都感到可惜，闻先生也不希望他走。闻先生不高兴，说：‘走了可惜了！’李公离开昆明学术上有损失，我们几个助教、半助教、研究生议论说李公走了不合算，失去了学术研究渊流。”（采访季镇淮语）

    慎予走了之后，清华中文系里，青年教师只剩我一个人了。解放以后，李慎予在开封师范学院工作，任中文系主任。慎予、刘绶松夫妇、兹勤（傅懋勉）等人，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先后被“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他们都是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卓有成就的人，死时都才五十多岁；宛如春蚕一样，正好为人民吐丝结茧的时候，却被残暴地掐死了。先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的学生们在二十年后也被封建法西斯的反革命路线摧残致死了，我们活着的人，将含着愤恨，永远地追念他们的。[何善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闻一多纪念文集》256页）]

    闻先生被害的消息，李嘉言在兰州报纸上看到。他无比愤恨和痛苦！在文章里写道：“三十一年我自西南来到西北，从此也就离开了闻先生，没想到那次离别竟成了永诀！闻先生死了，对于国家，对于我个人，都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现在他死了，而且死于非命，这个损失该怎么估计！……现在他死了，而且死于非命，这个损失对于我是无法补偿的！”

    李嘉言是闻一多回清华后到去世前精心培养的学生中，学业最刻苦，研究能力强，研究门路最贴近，性情最相似，相随时间最长，成就也最卓著的一个。闻先生和李嘉言在学术的星空中都过早地殒落了！思之令人凄然！

    两人的死亡，也有相似之处，都是“死于非命”。

    斯人长逝，他们的精神在一起！1960年1月，中华书局要出版闻先生的《唐诗大系》，给李嘉言来信，约请李嘉言为《唐诗大系》写序言。李嘉言2月6日回函欣然同意为《唐诗大系》作序，并建议将闻先生的《全唐诗校读法举例》一文附于书后，自己的《全唐诗校读法》一文加按语作为“代序”。李嘉言在信中说：“这两篇文章有密切的联系。”中华书局在李嘉言的信上批注：“这个意见很好，请即将《全唐诗校读法》加了按语寄下，作为‘代序’。”信中，李嘉言同意了中华书局多次的商请：主持改编《全唐诗》的工作。这一学术工程发轫之初，李嘉言又是把这两篇文章作为改编《全唐诗》研究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这是两人分别18年、闻先生逝世14年后，两位师生、学者精神上的又一次携手合作！他们的精神已经融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