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皇的退休生活

    唐朝堪称太上皇的“黄金时代”，一共出了四位太上皇。如果说之前北朝的太上皇均为乱世年代的怪诞产物，那么，唐朝的几位太上皇多为盛世之君，涵盖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大盛世，以及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时代，但围绕着皇权消长的权力斗争之残酷却丝毫不让于动辄刀兵的乱世。只不过，盛世时代的争权模式更隐晦更微妙更具博弈性罢了，皇权只可曲中求，不可直中取。

    在四位太上皇中，除唐顺宗李诵是因病让位儿子宪宗李纯之外，无论是唐高祖李渊，还是父子档唐睿宗李旦和唐玄宗李隆基，退位时多少充满着被迫让位的因素。更为巧合的是，唐代的四位太上皇几乎都是“裸退”型的，最后尽数消失在了唐代的政治生活当中。

    太上皇，不高兴。

    李渊vs李世民

    一手将隋炀帝逼成太上皇的李渊应该没想到，九年后（626年），他也被迫成为了太上皇。

    大唐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玄武门事变爆发，李渊在此时已大权旁落于李世民手中，在诏书中也只能说“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皆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仅仅两个月后，这一新的权力结构就在法统上得到了确认——李世民登基，李渊做了太上皇。对于交班过程，《旧唐书》和《新唐书》压根就没有记载，只有《资治通鉴》语焉不详并且挺假地说了一句“制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弄得好像真的似的。不过，我们基本上可以从政治逻辑上确认，李世民应该是通过暗示或近臣带话，甚至某种暗含威胁的政治交换完成这项太上皇计划的，在保持了父皇的体面和自己的孝道同时，也得偿所愿。

    但是，很难说李渊在这其中就是毫无作用的，这位实力尚存的大唐开国皇帝好歹有大唐重臣裴寂和萧瑀等人的支持，还有李氏宗室和关陇贵族的老班底们，这其中很难说“宁无一个是男儿”，李渊的退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顺应时势和洞察时务的——既然没有胜算，何必逆流而动；再说，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已经没有了建成和元吉两个儿子，又何必冒着失去第三个儿子或者自己的危险去进行一场前途晦暗的宫斗乃至天下大乱呢？

    唐太宗即位没多久，便开始对李渊在位时的大政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李渊颇重李氏宗室，在位时曾大肆封王，甚至一直封到高祖父那一代的远亲，以至于出现了“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的局面，李世民上台仅三个月，除了几个有战功的以外，将已经封郡王的宗室统统降为“县公”，其间有的是杀伐决断，就是看不到半点皇帝对于太上皇的尊重与顾忌。

    对于李渊而言，皇位和皇权既已悉数撒手，自己在位时的大政方针又陆续被推倒重来，在此种处境之下，很难再去苛求这位开国皇帝一定要“放下”，一定要云淡风轻。然而，李渊还是守住了不恋栈的边界，几乎彻底地消失在大唐的政治生活当中。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时势如此，不得已也，但吾国历史上昧于大势者难道还少么？

    不夸张地说，李渊一开始的太上皇生活甚至还远远不如没当过一天皇帝的刘太公，同样是无权无势，但太公至少还保有了刘邦的亲情。即使不考虑彻底剥离父皇政治参与机会的因素——这本也无可厚非——李世民对于李渊也很难说得上有多么孝顺，这从贞观三年的一次搬家可以看出部分端倪。李渊在退位之后，前几年还是一直住在自己的皇宫——太极宫里，而李世民则一直住在李建成当年的东宫里处理朝政；但在贞观三年，李渊突然将太极宫让了出来，自己搬到了李世民当年做亲王时的宫殿。

    对此，《新唐书》的记载非常简要，“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此次搬家的真相却在《资治通鉴》之中穿帮了。贞观六年，御史马周突然上疏唐太宗，说大安宫比起皇宫来说“尚为卑小”，必须大作修整，才能“以称中外之望”，基本已是直接用国内外观瞻来施压唐太宗重视太上皇显然很有问题的居住状况了。马周甚至对此时正在外避暑的太宗直接开炮说：“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催促太宗早日回宫，“以解众惑”，天下哪里有儿子乘凉父亲捱热的道理，就算你是皇帝也不成。

    在佩服唐太宗纳谏胸怀的同时，也可以很明白地看出，除了政治生活的彻底淡出不谈，李渊竟然连最基本的“居家养老”都过得不太如意，大唐的士大夫阶层显然因此对李世民颇有怨言。同样是在移宫的贞观三年，一件可能更让李渊郁闷的事情发生了。李渊在退位之后的一大精神寄托来自于与当年旧臣勋戚的把酒言欢，而其中与他最亲近的就属裴寂了。尽管裴寂在李渊退位后基本上就成为了政治花瓶，但到了贞观三年，唐太宗突然找了一个与妖僧交往的莫名理由将他罢黜遣返回老家。据《资治通鉴》记载，太宗在驳回裴寂留在长安的请求时，竟然还顺带批评了太上皇。话说得相当不厚道：凭你裴寂这样的水平，竟然能做到今日的官位，太上皇当政之时的种种政治乱象，都是你裴寂的责任（“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我不处理你，让你回家就算很不错了。

    太过分了。看到这里，哥们正待拍案而起，才发现胡三省（《资治通鉴》的注释者）几百年前早已义愤填膺过了，“上皇闻帝此言，其心为如何？”稍微有点阴谋论的话，李世民借裴寂批太上皇的这几句话，不也就是说，太上皇当年把大唐搞得一塌糊涂，我也就不和你计较了，让你搬家移宫，有份养老，就算很不错了！

    太上皇此时“其心为如何”，史书中没有提供任何线索。或许就算李渊想了，裴三不在了，老皇宫也不住了，他又能找谁诉说？

    贞观四年，一桩突发的历史大事件似乎让李渊从去年的郁结心情中走了出来，太上皇和皇上的冰冻关系也随之迎来了转机。这一年，大唐在与多年死敌突厥的战争中大获全胜，强大的突厥在唐军的兵势之下土崩瓦解，最后竟然连颉利可汗都被俘送至长安。获悉此事的李渊显然回想起了当年晋阳起兵之初被迫称臣突厥的屈辱往事，心悦诚服地慨叹说：当年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始终未能雪耻；今日我儿子灭了突厥，为我当年的耻辱报了大仇。《资治通鉴》记录了李渊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在家国天下的大格局面前，李渊终于放下了父子心结，当年被逼退位之恨再也不必提起了，儿子，帮他报了国仇。

    接下来的场面与之前父子离心的叙述大相径庭，《资治通鉴》记载：“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父子都喝HIGH了，太上皇弹起了琵琶，皇帝跳起了舞，父慈子孝，一切心结似乎都已烟消云散。

    皇帝与太上皇的关系自此迅速升温，史书中突然也多出了皇帝频频在打猎后“献猎”太上皇的记载。到了贞观六年十月，父子关系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资治通鉴》记载说，出巡归来的唐太宗和长孙皇后到李渊的寝宫送上了很多礼物，其后更是大摆家宴，“夜久乃罢”，最后唐太宗竟然要求亲自为李渊的车驾拉车，李渊觉得不合适，就换成了太子代劳。

    我真的很想以一个极其光明的结尾结束这对父子的故事，但是，最后还有一则故事可能破坏了我善良的计划。贞观九年五月，李渊以七十高龄驾崩，结束了他“低开高走”的九年太上皇生活。一开始，唐太宗表示要以刘邦长陵的高标准为父亲营建“献陵”，但由于工期紧张，在房玄龄的建议下，降低为按照汉光武帝原陵的标准，也就是把九丈的封土改为六丈。这本也引申不出什么，但魏征却揭开了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帝王家事。据《资治通鉴》，李渊驾崩的次年（贞观十年），长孙皇后也去世了，葬于规模比献陵更大的昭陵，悲伤的唐太宗专门在宫中修了座高台以远观。一次唐太宗邀魏征一起登高远观昭陵，结果魏征故意说看不到，唐太宗就指着昭陵的方向告诉魏征，这时魏征相当大胆地刺了一句，“臣以为陛下望献陵”。儿媳妇（皇后）的陵墓修得比公公（太上皇）的更大，魏征又说真话了。

    李隆基vs李亨

    像李隆基这样的一代雄主，无论作为他的父亲，还是继承人，都很难说是什么幸事。对于肃宗李亨而言，太子时代的经历比噩梦也好不了多少，战战兢兢地过着随时可能大祸临头的日子。事实上，李亨之前的太子李瑛就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陷害，与两个弟弟同时被杀。一日杀三子，这就是李隆基，他不会对任何一个皇权挑战者手下留情，这似乎也是千古一帝们的共同禀赋，汉武帝唐太宗清太祖清圣祖概莫如外。

    像李亨这样在恐惧与阴郁中成长起来的太子，很难指望他还会讲什么父子人伦，这本就是太上皇自己造下的孽。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李隆基逃出长安途经马嵬驿时，发生了著名的“马嵬之变”，玄宗绝境之中只得赐死杨玉环。李亨在马嵬之变中的作用非常可疑，尽管在史书中查无实据，但我们很有理由将他视为幕后操纵者之一。仅隔一个月（756年七月），此前已与父皇分道扬镳的李亨便在灵武自行宣布登基，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当天，就派使者赴四川向“新任”太上皇通报。

    无从得知李隆基在获悉“被太上皇”之后的反应，正史中的记载似乎被阉了几道，唯一可见的记录是李隆基很识时务地转任太上皇，在诏书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待克服两京，朕当怡神姑射，偃息大庭。”可以反过来理解，皇帝若不能从安禄山手中收复京城，就不能说他很够格，太上皇就未必要安于养老了。

    有一个很唏嘘的小插曲。四十四年前，中书舍人贾曾为睿宗作传位册文；四十四年后，为玄宗做传位册文的则是同为中书舍人的贾曾之子贾至。玄宗此时不胜感叹地对贾至说：“二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实为难事。”贾至俯伏殿前，泣不成声。

    不过，李亨运气着实不错，登基次年（757年），就将之前看似亡国在即的战局完全扭转了过来，这年九月，郭子仪便已收复了长安和洛阳。李亨随即派人到四川迎太上皇回长安，此时的李亨多半是踌躇满志，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当年那个令他高山仰止的父皇，您丢掉的京城，儿子帮您拿回来了。

    这年十二月，父子在咸阳劫后重逢。《资治通鉴》对重逢描写得格外煽情：李隆基看见儿子后就抱着他痛哭，李亨则是抱着父皇的腿，哭得不能自已（“上皇降楼，抚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李隆基此时也兑现了当年的诺言，拿着一件黄袍，亲自要为儿子穿上，李亨当时的反应是边磕头边拒绝，表示自己要做回太子，还政父皇。搞了一辈子政治且也和自己父亲玩过这一套的唐玄宗当然不会当真，对李亨说：“天数、人心皆归于汝”，朕只要能安享晚年，就算你孝顺了。太上皇此时显然话中有话，李亨自然也就表决心接受了。

    快到长安，父子情更是奔泻得一发不可收拾：李隆基进膳，李亨先尝；李隆基坐车，李亨亲自驾车。此情此景之下，太上皇发出感叹：我做了五十年皇帝，没觉得怎么风光；今天做了天子的父亲，才觉得风光无限啊。李隆基这话，听一半就够了，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李隆基应是心灰意冷，对皇权再无奢望，只求风光安逸地度过晚年；但在另一方面，他这些略显夸张的表态显然都是说给皇帝听的，极力显示自己对太上皇之位的喜爱与享受，让儿子安心，免生猜忌之心。

    李隆基回长安后很知趣地将皇宫让了出来，住回当年做太子时住的兴庆宫。平心而论，李隆基的太上皇生活正如他当初设想的那样，不问朝政但却怡然自得。因为兴庆宫毗邻街市，太上皇还经常可以与民同乐，每当他在临街的场庆楼上出现之时，总会有长安父老顶礼膜拜高呼万岁，李隆基因此还经常吩咐宫人在楼下当街设宴款待父老。不仅如此，太上皇还经常邀请当年的旧臣近臣到宫中设宴款待，把酒言欢，重温开元遗事。

    最让李隆基晚年大慰的有两件事。一是有很多最信赖亲近的人随侍左右：最亲的太监高力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女儿玉真公主、宫女如仙媛，还有那些奉他为祖师爷的梨园弟子；二是天伦之乐，尽管与儿子关系微妙，但用赵翼的话来说是“一堂有五天子”，儿子肃宗，孙子代宗，曾孙德宗，重孙顺宗，五世同堂，无论在民间还是皇家，这都是人间至乐。

    如果故事在此收尾，李隆基的太上皇生活将堪称完美。然而，过了两年多的好日子之后，大太监李辅国的出现让这一切戛然而止。

    李辅国是肃宗最器重的大太监，权倾朝野，但偏偏老资格的高力士和陈玄礼完全不鸟他。怀恨在心的李辅国于是就跑到肃宗那告黑状：太上皇住在兴庆宫，整日与外面大臣交往甚欢，尤其是高力士和陈玄礼这两人，他们很可能在密谋推翻陛下。现在我们当年那些跟随陛下灵武起兵的将士们，都觉得很不安。

    据《资治通鉴》的说法，肃宗听后大哭，表示绝不相信太上皇有异心。李辅国此时使出了历史上的又一经典桥段，对肃宗说：太上皇固然不会，但他身边那些小人就很难说了，“陛下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这就和港片里的那句名言一样好笑：“我虽然不想杀你，但我不能保证我的枪不走火。”

    接下去，李辅国看肃宗没有明确反对，就直接兵谏了，760年七月，李辅国矫诏以肃宗的名义邀请太上皇到西内游玩，然后带领着五百刀斧手在路上包围玄宗一行，说皇帝认为兴庆宫太潮湿，派他来帮太上皇搬家，太上皇当时吓得差点从马上摔下。

    尽管暗战不断，但如这样赤裸裸的兵谏，在中国太上皇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资治通鉴》在这一段还是给李隆基留了不少面子，说什么五百刀斧手之后被皇威震慑住，收起兵器没敢胡来，李辅国也气焰大减。但我只想强调一下结果，李隆基最终还是搬了家，临走前甩下一句漂亮话：我早就想搬了，只不过皇帝一直不愿意，现在正好遂了我的愿。

    《资治通鉴》给李亨留的面子更大，一是说李亨对这次兵谏不知情，李辅国是“矫诏”——永恒的理由，坏事都是别人干的；二是说肃宗后来迫于所谓灵武起兵的众将压力，勉强同意了太上皇搬家。你信么？反正我是不信。对此，李隆基对高力士说的最有说服力：“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看清楚了吧，是“惑”，不“矫”。

    对李隆基打击最大的是，被迫迁居后，他晚年最亲近的那几个人——高力士、陈玄礼和玉真公主等也都被扫荡一空，高力士还惨遭流放，这一次，可就连“矫诏”的理由都没有了。之后，李亨又重新选了一百多个宫人放在太上皇身边监视，太上皇已成孤家寡人。

    在太上皇最后两年的生活中，可能是李亨心中有愧，“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然而，李隆基已是万念俱灰，先是断了荤腥，只进素食，后来干脆宣布“辟谷”，身体每况愈下。

    据《明皇杂录》的说法，李隆基的最后岁月，常轻吟据说是李白所作的《傀儡》一诗：“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还是用一个深入人心的说法作结尾吧，这配得上玄宗的一生。根据《长恨歌》的叙述，带着对杨玉环深深的怀念，762年四月，太上皇在孤寂中死去，享年七十八。

    又十三天，唐肃宗李亨驾崩。

    （本文摘自《此史有关风与月》，张明扬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