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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6月24日 星期三

    《黄溍评传》:奇正互用之师

    成玮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6月24日   24 版)
    《黄溍评传》,慈波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定价42.00元

        今日治中国古代文史之学者,恐怕大抵有种感觉:常规性选题已然开掘殆尽,欲更鞭辟入里,不得不穷探力索,寻求切入研究对象的新角度。“怎么做”相对于“做什么”的重要性,空前突显出来。然而“黄溍评传”这题目,或可算作一个小小的例外。作为元代在道、学、政、文等方面皆有所表现、“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士人,黄溍所获关注,远不足以同其成就、地位相称。有关论述寥寥,对他个人的整体研究,更是未之前闻。慈波先生有见于是,费数年之功成此一编,通论其人,倘以兵事为喻,允属堂堂正正之师,看似不预刻下学术潮流,却是这一特定论题所亟须的。

     

        书凡十章:第一章梳理黄溍家世渊源,第二章勾勒其师友网络,第三章叙述其宦海生涯,用三章的篇幅,交代了传主生平;之后七章,分从政治关怀、儒学素养、佛教观念、道家思想、艺论书画、文学批评、诗文创作等领域,全面总结黄氏的文化贡献,结构布局乃评传之正体。本书各部分取材丰赡、持论得体,读者览卷即知,毋庸详述。其宏观视野的运用与细部论析的深入,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部评传焦点虽在黄溍一人,但时时把他置于较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加以定位。如介绍其从学经历,指出南宋以降士阶层分化,大量士人流向社会中下层,文化散在民间,地方性色彩日益浓重,黄溍的成长与此走势正相同步;阐说其儒学成就,指出元代儒者之特长,不在理论内容推陈出新,而在将理论导入各种学术、实践领域,实现思想的学术化、生活形态化,因此评价元儒包括黄溍,便须另换一套衡量标准,始得其平,凡此都为准确理解传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助力。又如讨论“文气说”,则在孟子、曹丕、韩愈、苏辙一系脉络内比勘异同,指出“在黄溍的话语体系中,文气的地位有所下移,它似有指向于具体而微的文章气脉的意味,而缺乏形而上的理论内涵”。进而统观黄氏所搭建的“学—志—气—文”四层结构,复上溯至南宋魏了翁,同时不忘点出魏氏尚未对四者“进行细致层级化论说”,及至黄溍为之厘定次第,“学”居其首,下贯入“文”,这才“突出了性理之学对于文辞的决定性意义”。讨论文类划分意识,则把黄溍载道之文、纪事之文的二分法,同南宋真德秀辞命、议论、叙事、诗赋的四分法相较。后者“已有化繁为简、提纲挈领之意”,开黄氏之先声,惜乎其四大文类概念不处于同一逻辑层次,不若黄溍“在理论上更能自洽”。闳通与深微,可谓兼而有之。在某些时刻,对于传主个体的考察,又能反过来纠正原有的宏观印象。如学界提及元代中后期浙东士人文学趋向,惯以“由理入文”概括,认为文掩过了理,而黄溍师生理、文并举,奉为轨则,恰是一例重要的反证。这最能彰显人物个案研究,对宏观结论所起的基础支撑功能。

     

        著者论析之深入,观乎上文,尝脔已可知味。实则此一特点,乃是通贯全书、且体现于多个层面的。首先,文献发掘与估定多所发明。如黄溍乡试经疑和试策文字,今人编校《全元文》《黄溍全集》皆失载,著者据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元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补出并作细密解读,对把握传主思想面貌极有裨益。黄氏《日损斋笔记》一卷,收入《四库全书》,著者究其版本源流,断定“四库本”实较精善。通行本《金华黄先生文集》四十三卷,前三卷向被视为黄溍进士及第前之作,著者大体承认此说,而又从中甄辨出少许混入的后来诗文,足当心细如发之誉。

     

        其次,史实考订多所推进。对黄溍的研究,迄今不数数见,故其生平许多细节,犹在若明若晦之间。著者钩沉索隐,有不少新发现。如黄氏六度参与科举衡文之役,各次时、地,史无明言,本书逐一考出,传主文化活动的重要构成之一,从此全幅呈露。

     

        最后,现象认识多所更新。如黄溍壮岁应举,其弟子宋濂《行状》谓系县令迫致,后人递相祖述,仿佛黄氏入仕纯出于不得已。本书则据传主本人及师友诗文,详论其赴考之前,早年任教职,复由儒充吏,直至漫游湖州的过程,对他时有所待的心态进行“深描”。这令人意识到,黄溍的仕隐态度充满张力,并不似往常所以为的那样简单。

     

        博观与精思固然难能,不过,衡以评传通行体例,毕竟仍属题中可有之义。《孙子兵法·势》篇有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以正为主而外,更以奇为辅,使得这部著作有时又跳脱了评传所具的通论性质,展现出专题研究的魅力。如黄溍诗文疏离时事,政治态度暧昧,今人对此不乏讥弹,本书却专辟一章,谈他的政治关怀。关于黄溍诗,元代以来直接评论无多,他的诗史位置也难确指。著者择取代表性的诗歌选本十四种,自元人顾瑛所编《草堂雅集》至清人宋景星等所编《元诗别裁集》,统计选入传主之作数量及体裁分布,断言他在元诗史上“已属于必须论列的对象”。兵法所标举的“奇正相生”,也是本书最显著的方法特色。

     

        读罢掩卷,若说有何不满足的地方,应该是著者为文整饬有余,灵动则似稍逊。如历数黄溍任宁海县丞、诸暨州判期间善政,泰半直钞宋濂《行状》(第三章第二节)。其实《行状》所述,颇富于情节性,假使用语体文改写,甚或略加点染,想会更添风致。当然,对于一部学术性评传来说,这可能是个分外的苛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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