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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6月24日 星期三

    错置的资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秸秆焚烧与社会响应

    杨雯筠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6月24日   13 版)

        2015年3月,一部关于雾霾的纪录片公之于众,引发了一场指尖上的传播风暴。该片将雾霾来源主要归结为城市居民最常接触到的化石燃料——煤和油——的不合理燃烧。然而穹顶之下雾霾的元凶不仅于此,农村地区的秸秆焚烧便是雾霾产生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的秸秆资源占世界秸秆总产量的20%到30%,种类主要有小麦、水稻、玉米、薯类、油料、棉花、甘蔗等,主要分布于东北三省、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和四川等省。近年来,这些地区因农村秸秆焚烧引发的城市环境污染和危害公共安全事件在媒体上屡见不鲜,日益引发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秸秆焚烧在历史上自古有之,是传统社会农村能源循环系统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农家通过燃烧秸秆以取暖做饭,维持生活,人们用“炊烟”“灶烟”“青袅”“鹤烟”“耕烟”“戍烟”“夕烟”等词汇来描述宁静的农村生活;在田间,农人们还焚烧秸秆以驱虫、抗寒,焚烧后产生的草木灰还可以作为肥料还田以肥沃土地。然而,中国近20年的飞速发展,使秸秆的角色发生了质的转变,农村景观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曾经的“炊烟袅袅”被桔杆焚烧时的“浓烟弥漫”替代,秸秆也从“农业资源”变成了“农业垃圾”,而导致这一转变的根源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

     

        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一种社会现象。近二十年来,农用机械、化石燃料、化肥、人工饲料在农村地区普遍使用,农村劳动力外流,务农人口大幅度减少等都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产物。伴随着这些变化而出现的大规模的秸秆焚烧现象应当是城市与农村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

     

        纵观秸秆利用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从节约利用到被取代”的过程,在传统农业社会,秸秆利用是以小农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焚烧秸秆、柴草产生的烟体现了“炊烟三两人家住”的传统农村之面貌,也是文人墨客笔下惯用的乡村意象。南宋词人张孝祥途经茫茫荒野时,有“认炊烟,几家蜗舍”的描写,通过升起的炊烟认出远方夕阳中稀落分布的几处农舍。词人周邦彦由城返乡,当看到“疏林外、一点炊烟”的景象时,激发起内心对于浮生的感叹,遂有“流连处、利名易薄”的情怀。当陆游看到荒野中村庄错落分布,炊烟稀疏燃起时,有“岭谷高低明野火,村墟远近起炊烟”的描写,通过“野火”与“炊烟”体现出荒野与聚落的鲜明对比。明末清初将领阮汉闻用“杀人如草绝炊烟”形容战争的残酷,而炊烟在这里也是人类聚落和个体生命的象征。

     

        “炊烟”反映了秸秆、柴草等农业副产品在化石能源并不普及的传统农村社会里作为主要家用燃料被广泛应用,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由于人口压力增长、工业化程度较低、燃料来源有限,人们对于秸秆资源的态度是“极度节约”倍加珍惜的。传统社会,由于燃料不紧张,秸秆常被遗弃在地里,人们收割时常常用收麦工具,导致秸秆无法完全收割,但不介意。然而,这些收麦工具在近代几乎绝迹,由于人多地少,用手拔麦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燃料紧张,麦秸底部甚至麦根都用作燃料了,更要徒手拔麦才能收尽。“捡遗剩”“搂柴火”在华北的贫户之间十分流行,家中的妇女儿童主要负责拾取和利用秸秆燃料。“有一个与做饭有关的例子,也很能说明中国人的节俭,这就是他们在做饭时都考虑到了如何节省柴火。燃料是很紧缺、稀罕的,一般而言,仅为一些树叶和庄稼的根茎,这些东西的燃烧速度很快,一眨眼就烧完了。为了让食物熟得快,锅底都要做得尽可能的薄,用的时候,必须多加小心。收集这种不可或缺燃料的过程,又构成了一个极端节俭的例子。每个还无力干其他活计的最小的孩子,至少能够去拾柴火。浩浩荡荡的拾柴大军在秋冬季节尤为壮观,漫山遍野,……田里的稻草,则常常是没等到秋风将它们吹起,就早已被某个勤快的拾柴人所‘俘获’了。”这是美国传教士明恩博在《中国人的气质》中所描述的19世纪末中国农村的场景。

     

        建国后近三十年里,由于重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扩大以及一定程度上违背生态规律的农业计划实施,农村中的秸秆资源仍无法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燃料危机”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70年代末至80年代,煤炭、化肥、饲料产业逐步兴盛,进入90年代,农业机械快速推广、交通运输日益便利、城镇化速度加快,“三料”功能基本上被肥料、人工饲料、化石能源所替代,农村中曾经珍贵的秸秆日益成为“无用”的农业垃圾。夏秋抢收、抢种的农忙时节,大量农作物秸秆在田间、路边直接被焚烧。田园诗般的景象被日夜相继、连绵千里地焚烧成片成堆的秸秆所产生的“火龙”取代,“炊烟”失去了曾经美好的意味,变成了灰霾天气的又一诱因。

     

        每年,从国家到地方的政府部门都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秸秆禁烧工作,然而,政府当前的管控措施主要是禁止燃烧,然而不烧,农民也没有其他的处理办法,并且由于奖惩机制和环保法律不建全,行政手段禁烧的效果并不理想,这种困难的产生正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对立的结果。从农民的角度看,秸秆焚烧并非单纯缘于环保意识的薄弱,相反选择焚烧而非回收体现了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通常情况下,农民焚烧秸秆的原因包括几点:农时紧、机械收割成本高、煤和天然气普及、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的劳动力缺乏等。不可否认,化石燃料的普及、化肥和饲料产业的发展解决了农村的“燃料危机”和农业增产需求,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但各种“进步”却导致秸秆资源大量剩余,田地里的秸秆无人收割,最终只能通过焚烧处理,这种“进步”的背后是以环境作为代价。尽管农民是焚烧秸秆的主体,但其引起的环境污染已不仅仅局限于农村范围,秸秆燃烧问题逐渐成为城市化过程中城乡之间的矛盾所在。

     

        当今,秸秆焚烧问题日益被社会各界所关注和讨论。一方面政府借助现代科技可以对秸秆焚烧火点进行卫星监控,时时掌握火情,采取禁烧措施,公众也能够通过网络了解监控数据以及政府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传媒技术也将这一问题置于公共领域,引发社会各界对于如何禁烧、如何利用秸秆资源的讨论。市民、专家、干部、企业与农民通过公共媒体平台形成多方对话,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与乡村、传统农业与先进科技、行政命令与市场也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些市民除了抱怨秸秆焚烧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之外,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看法,建议农民把秸秆运出来,或者将秸秆综合利用,比如造纸、造人工板,生产乙醇;还有市民呼吁政府加大对秸秆焚烧的支持力度,给农民以财政补贴,鼓励农民秸秆还田,或建设一批中小型无害化处理秸秆的工厂、发电厂,统一对秸秆进行收购。尽管很多想法对于农村的实际情况而言,并不容易实现,但是却反映了城市对于农村问题的关注以及城乡之间的联系因秸秆问题日益密切。还有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从历史上对于焚烧秸秆的合理性予以解释,供政府决策参考。他们认为烧秸秆是农民过上了好日子的“后遗症”,解决方式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强制禁烧,还需要借助社会团体、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力量,通过适量的秸秆还田、秸秆造纸、秸秆板材、秸秆发电、饲料加工等多种方式综合利用,总而言之,“疏优于堵”。

     

        早在1987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和有关企业采用先进或者适用技术,对农作物秸秆、落叶、杂草进行综合利用,开发利用沼气等生物质资源。这条法律不仅仅适用于农村,更应当放之于工业技术更先进的城市。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农村的秸秆问题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同时也需要技术的疏解,城市正是新的能源利用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场所。目前市场上很多企业的秸秆利用思路依旧借鉴传统的利用模式,但借助现代的工业技术予以实现,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农村与城市通过能源利用技术的结合。

     

        科研机构对于秸秆还田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科研工作者通过实地研究,开发了多种秸秆利用模式,如秸秆——纸纤维;秸秆——颗料饲料——出口;秸秆——秸秆微贮;秸秆——秸秆青贮等产业链条,如养殖——沼气——肥料——种植。一些企业利用秸秆可燃的特性,通过一定技术改造,克服低燃值性,制成清洁能源,如秸秆煤、沼气和生物质油;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也通过与企业合作,组织农家将秸秆贩运给处理厂,并将秸秆还田、打捆、青储等机具纳入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范围,鼓励农民自主购买农机。不可忽视的是,农民自身也在寻求秸秆资源循环利用的途径,正如波普金在《小农的理性》(The ra⁃tional peasant)一书中写道的:“外部的刺激会引发农民内在的改革动机。”一些地方的农民专门收购秸秆打包卖给造纸厂、发电厂或当作饲料卖给农户;还有的农民在科研机构的支持下,在自家大棚建立起秸秆生物反应堆种植蔬菜,或者在自家建造取暖“地窑”,通过焚烧秸秆供暖。

     

        尽管部分秸秆利用技术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也有一些技术被证实在农村地区缺乏可行性。例如,秸秆制煤在近几年的市场上经历了狂热、反思、再回归的过程,主要原因是秸秆制煤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技术并不成熟,燃值也不理想,随后,虽然技术不断成熟,但是由于投资大、技术含量高,很多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很难形成规模效应,终至破产。所以秸秆煤虽然有较高的环保价值,但目前很难在市场上与煤炭竞争。

     

        从传媒角度来说,近些年在网络、电视等公共舆论平台上,社会各界都对农村的秸秆焚烧问题广泛关注和讨论,大众开始参与到过去单一由政府主导的公共事件中,这样的改变是以城市化为导向的现代技术发展所引起的,由此,解决秸秆焚烧问题的思路开始回归到城市,能源利用技术逐渐走进公众视野;在法益视角下,秸秆焚烧问题实质上是农民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公众环境利益之间的博弈;科技角度上看,很多能源技术创新借鉴了传统利用思路,是经过公众讨论、批评、验证得出的科技成果,目的在于修复农村能源利用链条和新陈代谢的断裂,而这种修复也是城市化过程中对于环境质量的诉求。

     

        作为当代社会“错置的资源”,秸秆焚烧问题的本质是农村能源循环链的断裂,而受限于技术不成熟、社会参与度不高等因素,秸秆利用至今还未能实现全国性推广和普及,焚烧现象依旧普遍。当今,仅仅依靠政府强制性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老路子已经行不通了,随着雾霾和空气污染问题的日益升温,传媒公共舆论平台的作用愈加明显,间接的带动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积极配合,最终也必将促进能源利用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当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相得益彰的时候,“炊烟”依旧是美好的意象,最后借用陆游的一首诗来表达此愿景:“西村林外起炊烟,南浦桥边系钓船。乐岁家家俱自得,桃源未必是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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