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领军人物”？

    恩师童庆炳教授猝然离世之后，媒体给予他的头衔中出现得最多的是“文坛教父”和“中国文艺学领军人物”，后一个也是北师大官方发布的讣告中正式使用的表述。媒体突出他在培养莫言、余华、刘震云等文坛著名作家方面近乎神奇的贡献，这自有媒体的考虑；而北师大官方的评价着眼于童先生在文艺学学科领域的建树，我觉得是非常准确到位的。

    童先生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杰出的成就和崇高的荣誉，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解读的现象，这种解读本身就有学术价值。到底什么是领军人物？领军人物与“大师”有什么区别？

    在我看来，“学术大师”这个头衔比较侧重一个学者的个人学术成就而不是学科建设，而且其学术成果的评价较少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而“领军人物”侧重在一个学者在学科建设、学术场域建构，尤其是在学术话题设定、学术规则制定、学术成果评价方面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目前比较公认的那些学界大师级人物，如陈寅恪，钱锺书等，特别是钱锺书，很难说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更不要说决定了学术话题的设定、学术规则的制定、学术成果的评价。他们个人学术成就的取得除了天资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时代和家族方面的原因。比如陈寅恪和钱锺书都生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且出身名门望族。他们从小接受过极好的国学训练，青壮年时期又留洋深造，兼擅西学。同时还经过了五四启蒙运动的熏陶，其知识构成和文明品质后人难以企及。童先生与他们不同。他1936年出生在福建连城县一个清贫的农家，童年时期很难说有深厚的家学功底。他的中学与大学都是在解放后读的，革命文化包括苏联革命文学，是其生长的最主要土壤。童先生大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时已经是1958年，之后留校工作，以教书和研究为主，同时也做过不少行政工作。可以说，童先生学术生涯的最关键时期是中国教育环境和学术研究环境并不好的时期，期间他虽因偶然原因躲过了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包括“文革”），而且因为他的勤奋好学而尽力弥补了知识结构方面的缺憾，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先生所受的教育是带有缺憾的。比如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国学训练和西学熏陶。他曾经在做行政工作之余发奋自己研读《红楼梦》并写出高水平的论文《评高鹗续写〈红楼梦〉的功过》，但我们很难说他是一位《红楼梦》研究的大师级人物。他也发表过不少研究西方文论的有见地的文章，但他同样也不是一个西学大师。

    那么，成就了童先生一代文艺学领军人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以为这不仅是一个关乎童老师个人的问题，也是是一个关乎学术史的问题。下面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首先，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童老师真正开始连续、持久、集中的学术研究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个时期的文坛乍暖还寒，延续“文革”文学工具论的“左”倾势力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伤痕累累的文艺学学术场域亟需重建。童老师参与了转型时期文艺学界的“拨乱反正”，是强调文学审美本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这种审美的回归实际上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以否定极“左”政治的方式反映了新时期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政治诉求，其意义已经超出文艺学而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公共性（就像哈贝马斯发现的18世纪西方文学公共领域的意义）。1981年他发表了《评当前文学批评中的“席勒化”倾向》《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等论文，提出“文学审美特征论”，并超越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说，提出文学的本质特征不是形象而是审美。此后，他把这方面的思考汇聚到《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著作之中。在其影响最大的文艺学教材《文学理论教程》中，童先生的审美本质论通过“审美意识形态”的表述继续得到发展和传播。而且由于童先生所在的北师大以及北师大文艺学学科在国内的地位，加上他出色的学术组织能力，他在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场域的建构方面起到了比同时代人更大的作用。

    童先生的学术研究范围广泛，涉及文学基本理论、心理美学、古代文论、文体学、文化诗学、文学创作理论等等方面，由于他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他领衔的这些学术研究领域常常聚集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学者共同参与，形成对于全国文艺学研究的辐射力和引导力，这大约就是领军人物和一般孤军奋战的学者最大的区别所在（顾名思义，领军人物不就是一群人中的领导核心么？）。

    因此在我看来，必须考虑到中国文艺学新时期以来的特殊生态，以及童先生（也包括其他一些与他并肩作战的朋友）在其中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才能对其学术贡献有一个历史性的和语境化的准确理解。

    其次，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编写。如果我们把文艺学视作一个学术场域和学术建制，那么，童先生对于文艺学的另一个巨大贡献，就是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与建材建设。教材本身就在学术场域的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先生个人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学者，著作等身，而且是一个杰出的学术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有极强的学术组织能力，加上宽厚待人，学术界人脉极广。他以宽阔的胸怀把各种各样的人才聚集在自己身边，他带领的北师大文艺学团队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1984年北师大文艺学获批博士点，2000年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他一生撰写和主编的文艺学类教材有18部之多。1983年，他受教育部委托合作编写《高等师范院校文学概论教学大纲》，出版《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1984年，他参与中央组织部组织的自学高考工作，编写出版了《文学概论》。同年，在北京电视台主讲《文学概论》。在所有教材中，以1992年出版的高校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影响为最大、使用人数最多，据称被500多所高校使用。同时，童先生还担任很多体制内的学术职务，参与或主持各种类型的学术评奖活动，他这方面的影响力和积极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第三，作家培养。这两年，童庆炳教授的头衔前常常都要加上“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导师”的称谓。事实上，除了授课，莫言在北师大中文系创作研究生班的毕业论文也是童庆炳指导和修改的。那个班里还有余华、毕淑敏、迟子建等一批知名作家，虽然给他们授课的教师不少，但是他们都自称童庆炳的学生。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童先生身兼理论家和作家，他的很多创作理论（比如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能够找到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契合点，把它们结合起来，而且用作家能够理解的语言讲述出来，这点作家做不到，一般的学者也做不到。因此很受学生的欢迎。这些作家都留下了很多深情的、广泛流传的回忆文章，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总而言之，我以为对童庆炳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荣誉，必须结合多方面的因素加以综合考虑，特别是要把他放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学术生态、学术场域中加以定位。我不认为他的个人学术成就是不可超越的，但我坚信，他对于建构当代中国文艺学场域、维持其良好的生态平衡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