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智”来对抗和构想“理论”

    读者们拿到的这本书，跟同时由同一家出版社印行的另一本《近思与远虑》一样，都是基于我的某一本旧作修订而成，——而这本书的原型还要更靠近些，出自一本在2001年出版的同名书。

    不过相对而言，这本书的变动反而要更大些，其篇幅也增加得更多些，不光是把《比较的风险》《儒家文化圈中的自然观念》和《倾听德国性灵的震颤》等三篇文章，挪到了其他的文集中去，还更增加了《伯林：跨文化的狐狸》《中国文化与全球化》《北大课堂上的魏斐德》等八篇文章；甚至，还收入了像《把东亚还给东亚历史》这样的、尚未及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因为它在思路上是紧随着《公理与强权》一文的。在这个意义上，更是既可以把它说成“旧作的修订”，又可以把它说成“新编的文集”了。

    读者们肯定还会注意到，和自己惯常的写作积习一样，只要把我的文章按年代来结集，便总要再细分为不同的领域，甚至，就连这些各自不同的领域，由于其论域的发散性，还要在其内部用一个连线来贯串，比如“方法-论争”“传统-现代”“比较-汉学”“当代-文化”“知识-生产”等等，不一而足。

    这看上去，或会显得有些“零散”。不过，我却要为此辩解几句。实际上，如果转念来看，又正因为你对“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都忍不住要关切与操心，你的心智才能稍微表现得完整一些。也正因为这样，孔夫子才会说“君子不器”，而马克思才渴望“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你的关注领域过于偏狭了——更不要敢说“无所不包”了——那么，你就充其量只是一位被肢解的“学术人”，你的心智就已被狭隘的“劳动分工”所框定和异化了，你的精神世界就反而显得更加“零散”了。

    当然话说回来：既然它们是产生自同一副头脑，那么，在这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思维活动中，就仍要暗中贯穿起一根主轴来。——而在这本书里，读者们可以明确看到的，则是这样的一根主轴，它正奋力迎接当时最来势汹汹的挑战，那就是既振振有辞、又莫衷一是的，一股脑从海外涌将过来的各种时髦理论。

    这种曾经鼓噪于一时的、让人一下子摸不着边际的理论，其最为可怕或曰最为可笑的地方，就在于只要任由它去恣意地推导到极端，就足能把一切你以往在本土实践中认定为错误和落后的东西，都在一种既似是而非、又头晕目眩的，简直能让你呕吐出来的模棱语境中，都重新包装成“正确的”和“先进的”。——也就是说，它竟然嘲弄和吊诡地对你说，那只是你自己“有眼无珠”或“有眼不识泰山”罢了……

    当然唯有一条，却从来都是铁定不移的，和绝对不容颠覆的，那就是你至少要相信——而且最好能做到“迷信”——这种理论的话语本身，乃至于前来兜售这种话语的洋泾浜学人，乃至于生产出它的西方学术界，又总是在理论思维的能力上，相对于“欠发达”的国家和文化而言，具有无可争辩、必然如此的“先进性”。

    甚至，更加尖锐的挑战则又在于，就算你已看清了这一切，你也决不能简单地绕开这些理论，如若不然，你就会在知识生产的全球背景下，沦为孤陋寡闻的乡愿或白丁。实际上，早前几代的中国人，包括其中的领袖人物，无论怎么去明里暗里，左支右绌，反复折腾，吃的都是诸如此类的亏。——他们要么就傲慢地反对“经验主义”，要么就厌恶地反对“教条主义”，却想不到真正在骨子里的被动，还在于只能听命于从“欧洲经验”里总结出来的“欧洲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国人的灵魂是否真能得救，还在于是否在“激活传统”的前提下，真正得以做到“理论创新”。

    正因为这样，我在那篇纲领性的《理论与心智》中，早就进行过凄厉而警觉的提示：“其实那帮最跟读与写无缘的懒人，由于缺乏起码的理论检省力，反而更易于陷入思想的牢笼。对于这样的心灵，理论意味着全部的宿命，——偶然间最先遭遇了哪套理论，它就会在心灵深处先入为主，构成其全部文化选择的动机，规定着所有的可能与不可能。所以，我们的心灵从来不是白板，只不过有些尚且渴望重写，有些则顽固地拒绝改动罢了。”

    大致也是在同一个时期，还是为了因应这样的挑战，自己便动念要来创办一套“人文与社会译丛”。而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艰苦而繁难的长期努力，它也和我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样，成长为当今学界数一数二的丛书了。事实上，也只有付出了如此繁重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当年在《总序》中提出的目标——“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

    正因为这样，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自己之所以要在这本“旧作”里，收进了一篇近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也正是由于历经了上述的努力，自己才终于能直接着面对西方学术界，而借着对于伯林思想的分析，讲出自家在这方面的更深入思考——“他在自由理念和多元价值之间的那种左右为难、如临如履的平衡，或可以套用一个康德的句式来表达，那就是‘自由无文化则空，文化无自由则盲’。也就是说，一旦多元主义所要求的宽容超出了人性底线，他就会希望借用自由理念来对之进行收束，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去一味苟同文化相对主义；但反过来，一旦人权观念表现为外来的灌输和僵化的教条，特别是表现为单向的话语霸权和干涉特权，他又会希望动用多元价值去牵制这种文化单边主义，而不是非要把某种既定政治哲学体系推向极端和推向荒谬。”这意味着在我看来，即使心怀警惕地去“姑且相信”某些“破碎”的西方理论，也比去笃信乃至迷信某种完整的西方理论要好，它至少向我们敞开了经验的鲜活性、文化的主动性，和传统的可塑性，至少可以让我们保有更加清醒、敞亮和灵动的心智。

    广义而言，本书收入的所有这些文章，无论它们是在处理哪个细部，都是在从各自不同的侧面或角度，来回答或松或紧地围绕这根主轴的问题。而且，又无论从读者的见解看来，笔者对这些问题探入得是深是浅，他们也总能在这番以“心智”来对抗、汲取和构想“理论”的过程中，看出一种向上攀缘的不屈心向。

    还记得，我以前那本同名旧作的《自序》中，这样来表述此种“心向”所希望照顾的侧面：“在无情割裂人格的现代分工中，即使‘做学问’这种职业仍不失其正当性，那也绝不意味着，仅凭皓首穷经般的苦修本身，就能保证生命获得真正的意义，——正相反，倒是那犹疑不定的试笔过程，反而保存了警觉的起跑状态。如果人生原是一种很易掉入深渊的平衡，那么对于选择以学为业的人来说，那平衡便要体现在博古与通今、外域与本土之间，学问与阅历、专攻与通识之间，要体现在理论与心智、推想与感兴之间，独白与对话、辩难与印证之间，要体现在书面与口语、巨制与短篇之间，沉吟与顿悟、凝重与灵动之间……所以我们万不可借着‘敬业’的话头，硬给自己划一小块知识领地，否则这种‘志业’就会沦为求学的’业障’。”

    又是显得太过“繁难”了么？或许也有那么一点。不过，我还是要就此再来分辩几句：如果说，做一个人原本就不容易，那么，做一个当代人便更是困难，而要做一个当代的中国人，因其所处语境的千疮百孔，那就越发显得难上加难；更不要说，还要做个当代中国的思想者，面对着这么极难索解的问题，那就更会是无出其右的难！可即使这样，我还是要坚守在这片充满裂缝的冰面上，哪怕千辛万苦、东倒西歪、踉踉跄跄，哪怕显得呆板、木呐乃至迂腐。无论如何，面对着如此之多的冰面裂纹，我要尽量立稳自己的身形，而决不要做我在《思想的浮冰》中所形容的“为了讨好而不停掉落下去”的海豹，或者我在本书中所形容的“准他说什么就可着劲说什么”的黄狗，——君不见，即使你不去那样自我作践，当今中国乱糟糟的学术界，也已快要沦为这类马戏团或动物园了！

    还有必要复述一遍的是，这本经过了修订的《理论与心智》，和将要和它同时推出的《近思与远虑》，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已经推出的《道术与天下》《审问与明辨》，和它将要推出的《自由与传统》《跨越与回归》，乃至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行将推出的《文化与美学》《反抗与被缚》《比较与考掘》等等，都属于计划中的《执中十书》。而在紧张写作的当下，忍受着如此重大的身体压力，我也唯有乞求天假以年，以完成这个本不算多么“宏大”的计划。

    写到这里，已经来不及介绍下面的内容了。唯一可以向大家预告的是，在今后那些“晚成”的书中，无非是随着年龄、阅历和智慧的增长，和随着浏览、研读与治学范围的扩大，而希望能够逐渐思考得更加周全一些，以便能防范到更多的危机、风险与陷阱，从而无愧于供养着这些思想者的可爱的人民。

    （《理论与心智》，刘东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