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衰萎

    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巨匠拉伯雷曾预言：“没有意识的科学，只能是灵魂的毁灭！”实证哲学的奠基人孔德也警告：那将是死人统治活人的局面。在当代，英国神奇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则发表了黑洞辐射的理论。他的环宇畅销书《时间简史》促使世人摆脱法国哲学家米舍亚所称的“俄狄浦斯情结”，所谓“进步的宗教”，或曰统治现代社会的“技术观念学”，一种当前时兴的“科技意识形态”。

    霍金身患脊髓痨关节病。他坐在轮椅上仰视太空，探索能揭开宇宙之谜的钥匙。另一位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翁弗莱（Michel Onfray）也眺望苍穹，写下专著《宇宙》（Cosmos）。翁氏比为残疾所困的霍金幸运得多。他行动自如，能四处串游，应邀在出版社、报馆、电台和电视播映室频频出没，接受对他新书《宇宙》的采访，参与各类讲坛的辩论。虽然面对种种质疑，但翁弗莱畅抒己见，论述宏观宇宙和微观世界，特别涉及到西方文明的衰竭和颓变等诸多问题。

    《宇宙》是翁弗莱一部哲学范畴的三折鸿篇巨制。巴黎弗拉玛里翁出版社今年推出的还只是其中第一卷《大自然》，已有超过五百页之多的规模。这部论著一开头就揭示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直指西方文明的没落。著作出版之时，费加罗报网站“费加罗之声”栏目记者向翁弗莱提出：如今看不见文明的美观了。翁弗莱直言不讳地回答：我们失去了美感。寥寥数语，廓清当今之天下，描绘出文明衰微萧飒的景象。他说：“从维吉尔，直到引擎出世，我们都会对美发出赞叹。自那以后，人类的文明发生衰变。一些人从生到死都生活在混凝土、沥青和二氧化碳里。整日呆在城市里，丧尽清醒意识，变成现代超消费社会生活中的一件产品。”翁弗莱痛感人类脱离了周围环境，尤其是生命赖以存在的大自然。一旦失去了对时序更替的感觉，就不再有人类真正的生活节奏。这是一种决裂：乡村和农民消亡，一切活动皆超脑力化。正如海德格尔所云，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忘记生命，而是忽略了整个宇宙的存在。

    一些媒体将翁弗莱归入“法式新保守阵营”，其中不无贬责，乃至斥其是对“进步”的“反动”。对此，翁弗莱不以为然，声称自己“既不保守，亦不反动”。超级畅销书《法兰西自刎》作者埃里克·泽穆勒对新自由主义得势，导致西方文明毁灭产生悲观。翁弗莱跟他共鸣，尽管在解决办法上存在分歧。记者追问是否应该对“进步”有所保留，他回答：“残酷的现实是，我们的文明在崩溃。它持续了一千五百年，已经够久的了，我哭笑不得。悬崖要崩塌，人们无法阻挡”。

    翁弗莱感到尚无人能恰当衡量这一危殆，唯有坐以待毙。这种分析与一伙“人权贩子”鼓吹的“虚伪进步”截然不同，也跟众多盲目乐天派对未来的展望迥异。在他眼里，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媒体每日传播“福音教化”，这是一种“文化极左”，危害不浅。在他论述弗洛伊德的著作《偶像的黄昏：弗洛伊德的虚构》里，已经触及这一异象，他因此遭到左翼卫道士围攻，被列为异端的极右派邪说。

    翁弗莱谈到，从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把基督教定为国教至今，每一个时代都有诸多障碍在阻遏不同凡响的思维。实际上，文明的时限并不像蝴蝶的存活期那般短暂。摩登时代的瞬间文化不容许人再回溯畴昔，投射未来。目下，无论政坛的宗派，或俗世的平庸，都不会一味守候信仰。客观上，速度令人眼花缭乱，无暇思索，数码的直接性无疑就构成了风险。尼采曾经有言，说警句是要让人反复琢磨的。可是，现今谁还会在推特上深思冥想！

    作为一个法国当今最多产的哲学家，在孤儿院长大的翁弗莱承继《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的使命，要将理智大众化。为此，他于2002年4月在法国西北部的冈城创办了进出自由且免费的“民众大学”，要将辩论从混乱导向明晰，适应更深层的需求。他感到当代人背离了曾给予他们充分自由的文化，热衷解构使自己陷入僵死，最终蜕变为割断、否定历史与现实的结构主义。依翁弗莱之见，奥古斯特·孔德曾经预言人类走出宗教时代，就会迎来实证的哲学纪元，其实不然。当记者问及翁弗莱会怎样跟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谈论西方文明的处境时，他干脆回答：“船在沉没，要保持高雅，站着死去……”

    《宇宙》共分三卷：《自然》《历史》和《智慧》，北极星指明天地间人生历程。作者的无限宇宙论深深扎根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及其继承者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崇尚自然的唯物主义学说，恰似维吉尔的田园牧歌一般。他拒绝基督教思想，痛恨红衣主教和世上形形色色的豪强。法国电视五台文学专栏主持人弗朗索瓦·布奈尔欣赏翁弗莱要把上帝和弗洛伊德拉下神坛的勇气，称赞《宇宙》是一部“最具个性，最坦诚，最优美的神奇佳作，让人重新审视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返回到维吉尔笔下的自然灵光时代。作者沉迷于黑夜星空遨游，因之梦入高洁的诗境，找回了自己”。

    翁弗莱曾在一所技术初中里教课二十年，凭自身经验提出西方文化出现知识传承危机。他质疑学校里过于重视信息课程，大讲“社会性别论”，而忽视了读、写、算和思考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传授，使孩子们一个个都成了机械型跛脚鸭。更严重的是，学校变成一座选拔富裕家庭子女，“残杀”穷苦儿童，将他们排斥于体制之外的工厂。由于“左派”歧视贫穷民众，自称“左翼”的新闻媒体实际上根本不把卑贱的法国人放在眼里，让他这个农业工人和家庭女仆生下来的“劣种”观之如同身受。翁弗莱对新闻界文化人士充当“唯一思想”的传声筒极为愠怒，抨击他们仅服务于“一小撮社会名流”，跟自己绝对不是一路。对于关注民众疾苦的人，“左派”媒体动辄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以示鄙夷。时髦作家菲利普·索莱尔斯有一天羞辱翁弗莱，给他扣上了一顶“庶民护民官”的帽子，反倒使他欣快，引以为荣。他宣称道：“庶民，就是向欧盟、向媒体支撑的人民运动党、社会党说‘不！’的社会群落。我热爱的正是这样一批民众，从属于左翼社会平等派，故为技术官僚的自由主义报界所不容，但我固守自己的意识。”显而易见，他甘愿当法国文化的非主流派，宁肯不时受到一帮“共和国价值”吹鼓手的无理排斥。

    翁弗莱对追捧萨德侯爵为“自由捍卫者”不敢恭维，认为这是巴黎知识精英们适应消费主义的“智力乱伦”。在他看来，文学不是弗洛伊德所谓的精神宣泄。哲学家们有独立喻世的天职，不可彼此吹捧，虚夸皇帝的新衣。翁弗莱体察到，统治西方千余年的犹太—基督教文明给人们的意识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乃至于使一些人摆脱不开其思想窠臼，影响当代各股思潮，束缚哲学家们的政治分析。在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中，他倾向于1871年主导巴黎公社的普鲁东主义信仰者，强调他们崇奉的哲学并不那么“贫困”。作为一种“自由社会主义”，在理想共产主义“乌托邦”受挫的当代，它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在宇宙中，比起未知，已知无限小。哲学无禁忌，哲学家应是无神论者，摆脱理性的限制求知，冲破既立结构的制度化思维和精神牢笼。

    新近，翁弗莱跳出了法国左翼与右翼的分野，直面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衰落，即当今社会西方文明的崩塌。法国记者吉斯贝尔熟悉翁弗莱的秉性，说道：“别试图将他关进一个笼子里。他如同浴火凤凰般不断从灰烬中复生。”翁弗莱从孩提在孤儿院时就如饥似渴地饱读诗书，从苏格拉底的思想里汲取了无神论灵感。他在《宇宙》中坦言：“我从中懂得了，一个人可以有道德感，而不必当基督徒。”翁弗莱不信天主，憎恶神甫，却尊重基督徒的信仰。他亲近卑贱者，不当众摆姿态，这与一个贫儿受过的苦楚密不可分。自2005年起，他抗拒“左派”虚伪的道德教理，揭露他们鼓吹包容，实际上只包容自己的思想，维护“一言堂”。他尖刻地抨击左派“财神”，伊夫·圣罗兰的“同志”彼埃尔·贝尔热，说：“这位亿万富翁有那喀索斯恋己癖，反复无常，且庸俗不堪，是个十足的贝鲁斯科尼。”至于他这个一度被“文化左派”和“激进左派”一致认同的“世俗化革命者”，今日竟成了法国左右两翼都难以容忍的一种“逆喻”，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唱衰者。

    《费加罗报》网站的“社会之声”栏目报道，“左派阵营”责备翁弗莱成了“左翼的泽穆勒”。泽穆勒去岁在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推出《法兰西自刎》，将法国形容为一个“垂死的”，无可救药的“欧洲病夫”。几个月内，此书售出40余万册，像一块卵石扔进水塘，溅起千层激浪。

    泽穆勒论及乌埃尔贝克今年一月初刚发表的畅销小说《屈从》（Soumission），觉得跟他的《法兰西自刎》触及的是同一个主题，即亨廷顿1990年所提“文明冲突”反映在伊斯兰世界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现实矛盾关系。《屈从》一书展示了主人公眼里2022年的法国前景，其实是作者自己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极度悲观。2002年，在推销其小说《平台》时，乌埃尔贝克曾宣称：“最愚蠢的宗教，毕竟还是伊斯兰教。”可是，十三载后，到2015年，此君突然笔锋一转，预言2022年法国将实现“穆斯林兄弟会”倡导的伊斯兰化。到那时，法兰西自动解体，整个民族皈依伊斯兰教，法国人都欣然接受清真食品，在大街上也不再那么轻浮了。一言蔽之，共和国彻底消亡。

    翁弗莱的“宇宙”之声，泽穆勒的法式“切腹”和乌埃尔贝克“法兰西伊斯兰化”的预言在六角国文坛引起强烈反响。法国《方位》杂志形容它是一股新刮起的“龙卷风”。这一风潮虽然其中气流不同，但汇合成了对“唯一思想”的冲击。法兰西公学教授作家，安东尼·贡巴尼翁著书揭示：“法国乃是反现代化者的摇篮。”不过，目下翁弗莱、泽穆勒和乌埃尔贝克这批“新保守派”与过去的老保守人士有所不同，他们表面构成一道新的“马奇诺防线”，但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不属于同一阵营，甚至在政坛上相互攻讦，却都为西方文明的衰落唱着同一首挽歌安魂。

    翁弗莱、泽穆勒和乌埃勒贝克等人具有忧虑意识，担心科学技术发展会带来社会心理和审美价值异变。可以说，这股意识流冲击的是“进步”思想形态。他们反对将“进步”生搬硬套，不计后果地供奉为一种新的狂热宗教，把“增长”和“发展”作为“教条”。不可否认，这种焦虑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当今很多西方人的心理状态。

    “西方没落论”有其由来。法国文坛的朗星兰波是最早为西方世界唱“安魂曲”的欧洲诗人。1871年，他目睹自己寄予热望的巴黎公社遭法兰西共和国首届总统阿道夫·梯也尔血腥镇压，一腔悲愤地宣称：在“西方沼泽”里，已经“无可希冀，无可期待”。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欧土，到东方寻觅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兰波之后，德国历史主义理论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挺身而起，反驳西方创始的“进步”神话，称之为一种人为的虚伪文化。他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写出《西方的没落》，1933年遭纳粹驱逐辞世。

    安德烈·马尔罗1926年发表的《西方的诱惑》一书，对比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描绘欧洲衰颓，尤其表现在艺术领域里。他提出：“在西方世界的内心，存在着一种无望的冲突”，进而阐述了如下概念：在西方世界里，上帝之死导致了人的精神泯灭。这位法国现代作家写过《征服者》和《人类的境遇》两部关于中国革命的小说。在《西方的诱惑》一书里，他关注中国的命运，感到西方虽然衰萎，却仍保持着对中国人的诱惑，于是用一位渴慕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口吻表达一种疑虑：中国是否会重蹈西方的覆辙？

    “西方没落”，并不是一种新论调，然翁弗莱等一些西方学者们现在聚焦西方文明衰萎这一现象，反映出全球文明发展的新动态。不用说，柏拉图本来的“理想国”有其劣根性，正如宇称并不守恒那样，西方文明往古来今已发生明显衰变。无论从何种角度，这一现象都值得东方人和西方人冷静思索，探寻究竟。且看，龚古尔文学院院士帕特里克·朗勃刚刚专门写了一本描写公元前四世纪中国哲学家庄子的小说《导师》，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