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忘却的科尔奈与“巴山轮会议”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巴山轮会议”召开30周年。

    1985年中国在经历了六年的改革开放后，已基本完成了“联产承包”等性质的农村经济改革，农业生产欣欣向荣，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济改革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引入，我国也出现了银行信贷失控、投资和消费过热、物价上涨超过两位数，迫切需要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解决新形势下政府计划与商品经济关系的改革难题。在这种背景下，1985年9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邀请了国内外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联合在中国举办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会议主要在长江“巴山号”游轮举行，后称“巴山轮会议”。

    会议重点讨论了宏观管理的理论和国际经验，从概念上厘清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的目标和宏观调控的手段等，为中国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方向性的建议。参会的东西方经济学家高度评价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功，必将对世界经济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宝贵的经验。他们反复强调，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要吸取西方的种种经验教训，不应照抄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要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

    当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接见了七位经济学家以及陪同的中方人员，会见时间长达两个小时。“巴山轮会议”对此后的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在“巴山轮会议”上就指出，这么多经济思想不一致的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做出了相同的诊断，因此建议中国政府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吴敬琏后来评论说，正是“巴山轮会议”上的一致诊断，使国务院坚定了实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决心。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1988年6月中央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闯关”决定，1992年党的十四大及后来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都参考了科尔奈提出的2B模式和与会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巴山轮会议”对推进中国改革的进程功不可没。复旦大学张军评价说：“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也很少有一个学术会议像巴山轮会议对政策的影响那么大。”会议的参加者张卓元还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它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取向，对中国，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一次带有启蒙性质的会议。”

    值得指出的是，转轨经济学的鼻祖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不仅应邀参加了“巴山轮会议”，而且在会议上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巴山轮会议”之前，当中国的改革正在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探路时，1980年科尔奈出版了奠定他著名经济学家地位的《短缺经济学》。这本书对计划经济传统体制及“市场社会主义”的深刻分析，引起了世界经济学界的震动。“巴山轮会议”期间，已无人不知科尔奈的大名。在这次会议上，科尔奈又向会议提交了长篇论文《宏观政策的改革：匈牙利的经验》，“这让我有机会就中国的改革前途发表自己的观点”，事后科尔奈在他的思想传记《思想的力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中详细地回忆了这次会议。由于匈牙利在改革前也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经济改革与中国的改革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人们遇到的所有现象，人们所关心和担忧的所有事情都是似曾相识的”，中国当时面临的困难，也是匈牙利曾经遇到过的，因此，科尔奈的思想和看法自然会引起中国同行的特别重视。

    科尔奈在准备会议的论文时，就努力从各种可能的渠道获取关于中国形势的消息，这对于弄清楚中国与匈牙利改革之路的异同点尤为重要。他很清楚，这次中国之行，中国人最想从他这里听到的是，他们能从匈牙利的改革中学习什么——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哪些问题需要避免。科尔奈认为，当时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改革。他在《思想的力量》中回忆说：“中方在向我们描述这一阶段改革情况时，始终强调这些改革都是符合共产党路线的，然而事实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已经完全放弃了人民公社的伟大创举。在农业领域，一项农民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农民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耕作模式已经重新确立起来。食物的短缺被充裕所代替。中国在农业改革方面比匈牙利进行得更加彻底，充满活力的中国农村与死气沉沉、效率低下、不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苏联国有农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农业成功后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将改革推进到经济的其他领域。”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的目标模式，科尔奈在会议的专题发言中提出了系统的看法，他把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协调机制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协调机制，一类是市场协调机制。市场协调机制可分为2A模式和2B模式，2A模式是没有控制的市场协调，2B模式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协调。与会专家同意科尔奈提出的2B模式作为改革的目标。根据东欧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科尔奈认为，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应该具有较多的渐进性，运行机制的改革应较多地考虑“一揽子”方式。他反对把匈牙利模式作为中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但匈牙利模式仍是中国实现目标模式的一个必经阶段。科尔奈认为，当时“中国取消指令性经济将标志着改革进程向前迈进一大步。这是一个积极的经验，我当然要向中国的领导层强调了这一点。此外，我还要强调这一步骤所隐藏的麻烦和风险：匈牙利改革的前后不一致、软预算约束和价格扭曲”。科尔奈指出了“这种跳跃式增长隐含的风险，即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危险和一些经济部门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他提醒中国同行们注意，中国思想和文化中和谐的重要性”，“建议用和谐式增长取代跳跃式和强制性的增长”，不能过多地进行行政干预。他自信地认为“只有东欧的经济学家才真正理解中国人当时的思想境界”。

    巴山轮会议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于1986年把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引进国内，立刻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掀起了“科尔奈热”，他提出的“短缺经济”、“扩张冲动”、“父爱主义”、“投资饥渴”、“软预算约束”等概念成为研究者耳熟能详的词儿。事实上，这本书也是“巴山轮会议”重要的参考文献，为中国改革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料。令科尔奈感动的是，当他几年后再次造访中国时，不时有大学教师、市长和企业经理们过来对他说“我是您的学生”；“我知道自己在中国有着可以信赖的真正的朋友，他们关心我的命运，在意我的言论，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真正的朋友；我也关心他们的命运，在意他们的言论。”

    “巴山轮会议”的影响已经留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中，短缺现象在中国经济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已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充足和过剩，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科尔奈是何许人也，《短缺经济学》是何方圣书，巴山轮也早已退出滔滔长江。“巴山轮会议”之所以开得好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无论是外国的经济学家，还是中国的决策者和研究者都很务实，前者要给中国的改革把脉开方；后者虚心学习，积极请教；开诚布公地讨论一些重要问题，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其次，中国的决策者和研究者面对困难，以巨大的勇气锐意改革，着力突破束缚和困局。从后来的实践看，中国的决策者和研究者不但从中吸取了源源不断的营养，而且在具体操作上既有坚持又有创新。

    历经30多年的改革，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巨人”，新常态下我们仍然面临许多的难题和困境，仍然需要我们虚心学习，取他方之长，补己之短，始终保持旺盛的改革精神。夜郎自大，固守已有的成绩和方式，就无法创新和进步。这也是重温“巴山轮会议”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