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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海外多年，齐锡生心中念念不忘母国，做的是和中国有关的学问，中年回到香港，回馈的也是华人学术圈。2002年，他从香港科技大学退休，规划中的养老之地包括生活了几十年的美国，以及巴黎、马德里、伦敦这些方便使用英语的城市。但他却最终选择了上海，一住就是11年。对这个选择，齐锡生给出的理由是：自己虽是中国人，但11岁就离开大陆，孩童眼中的那个中国不足以构筑中国的全部，要了解中国，还需要补课，而上海是个很好的了望台。
前段时间，齐锡生从台湾来大陆开会，本想在此期间约他采访，没想到北京和杭州的会议时间太紧，最后还是等他回台湾，我们在电话里完成了这次谈话。
一辈子和新学校有缘
17岁那年，齐锡生高中毕业，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台湾大学经济系。但是他却宁愿舍弃台大的奖学金，去了私立东海大学，成为首届学生。其时，东海大学尚在草创中，连校舍都还没有建好。53岁时，齐锡生又放弃美国北卡大学的终身教职，到香港参与科技大学的创校工作。“我一辈子和新学校有缘。”而在缘分的背后，则体现了他对研究型和教学型这两种大学的思考。
“我不喜欢公立学校里的那一套院规。”在齐锡生眼里，拿张顶尖公立大学的文凭并没什么了不起，把人生赌在一所私立学校上，只是想要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教育质量和自由的学术环境。早年在东海大学和其后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的经历让齐锡生感受到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的区别所在。“我的教育分两部分，前面一部分（教学型大学）很温暖亲切，师生之间关系非常有启发性。”而芝加哥大学（研究型大学），尽管有众多世界级的学界泰斗和近百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冷冰冰的氛围，让人像是进入了脑力训练营，或是士兵入伍训练基地。大家拼的是学术实力，几年下来，你会发现当初熟悉的同学们面孔会越来越少，而能从残酷淘汰中留下来的，“出来个个都有模有样”。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学里，齐锡生得到的益处完全不一样。他庆幸的是，人生中这两部分教育的时间顺序安排得正好，让他有机会先体会教育中温情启发的一面。
在芝大取得博士学位后，齐锡生去了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公立大学北卡大学从事教书和研究工作，没等到退休，又被说服去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创校工作。虽然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与这些研究型大学紧密相连，但在价值取向上，齐锡生还是认为，教学型大学应该成为学生们的首选。研究型大学则是根据国家需要的一种“战略部署”。
东海大学培养我对知识的爱好
齐锡生出生于1937年，三个月后抗战爆发，童年岁月是在不断的逃难迁徙中度过的。6年的小学念了8所学校，多数是农村或小县城的简陋学校，甚至因为躲避日军攻击而辍学。11岁小学毕业，班上最大的同学17岁（副业是挑粪的），已经结婚生子。在政府服务的父亲，对传统国学非常重视。齐锡生特别爱看《史记》中的“列传”，其中，秦朝宰相李斯从显赫高官到最后走上断头台的命运，对他日后的人生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那时还是个孩子，不懂成人之间政治上的尔虞我诈，背信弃义，但对一个政治人物一夕之间从云端摔到尘土的感触却非常深，这影响我后来决定研究政治学，也让我发誓这辈子绝不去碰实际的政治工作。”
草创中的东海大学没有开设政治学专业，他只好委屈自己读了外文系。“我那时对文学一点兴趣都没有，但也因此接触到一些海明威、福克纳、莎士比亚等名家的诗歌，小说，戏剧作品，对英美文学有了些了解。”
即便如此，东海大学留给齐锡生更多的是美好的回忆。儒学领域的徐复观、牟宗三、刘述先，政治学方面的张佛泉、沈乃正都是他当年尊敬的师长，后来闻名海内外的杜维明是他的学弟。“那时学生们经常到老师家串门，海阔天空地谈学术问题。除了老师们来者不拒谆谆善诱之外，师母们也亲切招待，有时连他们的子女也加入座谈，这是教学型大学的温暖和优势。”我对知识的爱好是在东海大学培养的，在学术研究上的磨练是在芝加哥经历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
参与香港科大创校
齐锡生的名字开始为大陆众多读者所知，是因为他前些年出版的两本著作：《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和《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2014年，齐锡生又推出新著《香港科大还有什么好说的？》，作为香港科大创校人之一，他在书中阐述了科大办事理念、制度、模式等问题，以及自己对于大学教育的理念。
科大创建初期，由香港政府成立筹备委员会，委员会选举吴家玮为校长，参与创校的首批20多位学者即是吴的智囊团到美国各地探访调查物色而来，包括19个系的系主任，四所学院的院长，和几位分管学术的副校长，支撑起香港科大的全部构架。齐锡生最初担任社会科学部主任，不久接任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学校筹建过程中，我们得出一个共识，要在华人地区办出世界一流大学，为大陆、台湾、香港的学术发展贡献微薄力量。”虽然一开始同事们彼此并不相识，但这些已经在美国评上正教授，且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担任引领角色的学者，一心所想的就是能为华人子弟办一所好学校，跟国内进行学术交流。事实证明，教授治校、学术民主、用人唯才，追求教研卓越，和杜绝私人关说的办校理念实施成功，香港科大很快在华人圈和西方学界获得好评。
1990年从美国回到香港，到2002年荣休，这十余年成为齐锡生珍视的一段时光。在这里，“我碰到了这辈子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大家同心协力做有意义的事情”。
对话看到空白忍不住填补
读书报：您在大陆出版的两部著作《中国的军阀政治》和《剑拔弩张的盟友》，前者讲述的北洋时期的军阀政治，后者说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这和您新近完成的关于1937年到1941年中美外交关系研究的著作，在时间上形成纵向延续。您是否有一个既定的计划？
齐锡生：其实没有。我首先声明，我是搞政治学的，不是历史学家。因此并没有计划去钻研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我选择这些课题，是因为在教学过程中看到学术上的空白，就忍不住想要去做些填补工作。
《中国的军阀政治》是我跟芝加哥大学的指导教授意见不合的产品。老师原本希望我去分析春秋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策略，这是他当时的学术取向，还因此提供奖学金把我录取到芝加哥政治系希望能够配合他的研究计划，但我对春秋战国没兴趣。他反问我喜欢做什么题目，我就摸索到北洋军阀这个领域里。为此，我还慎重其事地向华人历史界一位大学者请教，没想到他一盆冰水泼下来，叫我不要开玩笑，因为那个烂题目不值得做。
后来我跟老师说要做北洋军阀，他只问你有信心吗？我说有。他说那你就去做吧。这段经历也反映了美国大学博导和研究生之间的关系。老师对于这个题目完全陌生，但是他懂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因此他既敢于放手让学生大胆去探索自己的路，又能严格履行他身为“博导”的监督和批判的责任。换言之，博导在研究生论文题目的领域里并不需要是一位专家，而研究生也不必一味去“师承”。事实上，研究生要想“创新”，最好要设法超越老师们的想象力，自找新路，而不是唯唯谨谨地去顺从老师出的题目，更不要以添砖加瓦的方式去“发扬光大“老师的学说，从而衍生出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或是学派、学阀现象。这个关系的调整可以根本性地影响到学术发展的动力和原创力。这是我在芝加哥最大的受惠之一，后来在美国教书25年的过程中看到其他大学也是奉行同样的原则。
一旦论文方向确定，我随即确定了两种思路，一是重新梳理坊间关于这些军阀早已堆积如山的茶余饭后的谈资。二是从政治学理论入手，将它们进行重新整理和分析。比如说：混乱的战争何以打了这么多年？是什么样的人打？他们派系团结的基础是什么？他们打仗的伦理和行为规范是什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因此而分裂为几个小国？
那时我20多岁，想从政治学的立场去摸索，看看能不能提出一些具有原创性的观点。这篇博士论文后来经过修改补充在斯坦福大学出版。
就在当年构思《中国的军阀政治》的同时期，正巧美国出版了几本关于中美外交关系重量级的著作，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我一接触立即入迷。懊恼自己被蒋介石政权欺骗，原来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如此贪污腐败，真是如同茅塞顿开。
但是在一片叫好声中，我逐渐发现这些书在方法论上也隐藏许多问题：作者某个说法有漏洞，某段资料不完善，某个推理不能自圆其说等等。这些想法在1963、1964年酝酿，成了《剑拔弩张的盟友》的原始写作动机。40年来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就是觉得过去写中美关系的论著需要大量补充和修正，一旦退休我就决定去写自己认为应该讲清楚的话。所以这本书是有高度针对性的，它并不是一个全面性的外交史，因此当然有许多问题没有包括在内。但所幸中美关系在学界一直会是一个重要课题，因此还有广大空间等待其他学者们去发挥。
读书报：写作《剑拔弩张的盟友》，是因为看到西方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研究上存在漏洞。这些漏洞主要指哪些问题？
齐锡生：有些问题是许多史料根本没有被运用，有的是史料用错了，有的是美国观点太过主观，政治立场掩盖了学术立场，有的是在逻辑判断上有欠缺，所以，我把这几个不同的层次上自己想讲的都说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还要出版此书英文版的原因。
中美关系研究中文著作令人失望
读书报：1937年到1941年中美外交关系研究已经完稿，大概什么时候出版？简体版还是繁体版？
齐锡生：如果不是因为《剑拔弩张的盟友》英文版的耽搁，这本书早就应该出了。我会考虑在大陆和台湾出版。
读书报：在这本书中，您提出哪些有别于以往同类研究的新观点？
齐锡生：在中美关系研究上，几乎很少有中文著作能在世界学坛引起重视，这令人很失望。即便是1941-1945年太平洋战争这一段，大家屡屡引用的都是美国著作，好像只有美国人有资格写，中国人不够资格似的。这种民族的“退让”姿态，“健忘症”和放弃发言权，是我在美国教书生涯中很受不了的感觉。这也是我们那群人为什么到香港去办科大的原因。
西方学者们历来认为，1937-1941年的中美关系并不重要，不值得研究，中国学者似乎也接受这个史观。实际上，这段历史很重要，第一，中国抗战头四年打得非常艰苦，中国人应该搞清楚自己这段历史；第二，从学术上讲，1937-1941年这一段为1941-1945年中美外交奠定了重要基础，不了解1937-1941，就难以理解1941-1945年中美外交的发展。基于这两个出发点，我就决定去尝试把1937-1941也做一个梳理。
读书报：那您梳理得出的结论是怎样的？
齐锡生：长话短说。我的书把美国在国民政府外交视野中转变的肇因和过程做了一番整理。七七事变时，美国并不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目标，但是到了1940年夏天，美国急速成为中国外交最急于争取的对象。导致这个转变的内政和外交因素都需要说清楚。其次，中国对美外交究竟如何制定？由谁来推行？效果又如何？历来学术界着笔不多。我的书将会对当时国民政府处理对美外交的几个关键人物予以叙述和分析。总的来说，希望帮助读者们了解：在许多中美关系问题上，1937-1941年所种的“因”，到了1941-1945年变成了“果”。
勿被学者大名吓住
读书报：就史学研究来说，新观点很多时候来自于新史料。您在获取、采用新材料方面有何经验和心得？
齐锡生：还是那句老话，我不是历史学家，不敢讲历史学的问题。我不认为新课题一定要依赖新史料。这种说法有点以偏概全。因为学术可以在不同层次上成长。有人是因为有新史料，帮助他发掘新的课题。但有人是看到现有的学术成果不好，他经过重新整理，即使没有新史料出现，照样可以写出很好的著作。研究者的逻辑思考和视野广度也很重要。现在有个现象：历史学家谈历史学，政治学家谈政治学，各说各话互不来往。但在西方很多国家，跨学科跨领域才是做好课题的基本方法。如果因为没有新材料就写不出东西来，这只是借口而已。
读书报：您认为大陆学界这方面做得如何？
齐锡生：不敢说。我自己的心得是：千万不要以为某学者（尤其是大牌学者）在某本书里面引用了某些原始资料，就相信他必定已经把该项资料用得淋漓尽致和正确无误，因此其他学者就无需再去看同样的资料了。因为世界上有好学者，也有坏学者。好学者把资料用得合情合理，坏学者把资料用得一塌糊涂，大牌学者也可能犯错误。因此为了做好一个研究课题，后来的学者还是值得花费一些精力把前人用过的资料检视一遍，然后问：这个资料里面还能榨出新的“果汁”来吗？我写《剑拔弩张的盟友》，相当一部分精力是去检查别人已经使用过的数据，看出前人使用数据的偏颇和缺失予以改正。所以笨功夫常常会得到新成果。
建议年轻学者千万不要被其他学者的大名吓住了，误认为这个问题大学者已经说过权威性的话了，不容置疑。其实，最好还是自己再去检视一遍。其次，如果能找到新资料当然很重要，《剑拔弩张的盟友》用到的很多资料其实都是旧资料，放在文件堆里几十年来无人光顾，诚为可惜。该书最重要的新资料是蒋介石日记。这也是该书迟到2011年才写完的原因。
读书报：您对大陆的蒋介石研究作何评价？
齐锡生：不了解，所以没法评价。我在做相关研究课题时，是一头栽进原始资料里，希望自己能够酝酿出一些创见。我尽量不去看当前同时代其他人的相关著作，因为那是他们的成果，应该让读者直接看到每一个学者独立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在写《剑拔弩张的盟友》一书时是着意不去看他们的书。
学术殿堂中的一块砖头
读书报：《中国的军阀政治》被誉为众多海外中国研究独树一帜的政治史力作。但您运用现代国际政治理论解释中国前现代政治行为，被认为研究范式不当，致使材料与理论框架不符，所得结论失之偏颇。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意见？
齐锡生：我介绍的只是一个政治学的方法论和观点。我是否写错了并没有关系，如果有人也觉得军阀这个课题依然有其重要性而写出好的著作，那将是读者的福音，我也会很高兴。一门学问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正是因为后人有机会不断修正前人的研究成果。学者的功能颇像是建筑一个学术殿堂的泥水工，所以如果我垫的这块砖头曾经暂时帮助殿堂的建筑，然后被别人更好的砖头所取代，那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也会让殿堂造得更宏伟耐用。
读书报：《剑拔弩张的盟友》以历史的细节揭示中美同盟关系背后剑拔弩张的真实与内幕。但该书的着力点偏重于蒋史之争以及相关的外交政治层面，缺乏对其他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叙述与分析。毕竟，中美关系的成败，不能完全归因于蒋介石、史迪威的个人恩怨。
齐锡生：第一，刚才那些有关军阀问题的话是我的基本态度，对这本书也同样如此。第二，我本来就不打算对其他历史人物和事件多加叙述或分析。我只是想用政治学的方法向读者提出一个简单观点，那就是：中美战时关系最重要的关键在最高层，我用了很多低层次的历史叙述，去帮助读者们了解高层人士不同的心态，导致盟友关系沦为剑拔弩张的局面。
中美关系本应该从最高层——罗斯福和蒋介石——去了解，但是罗斯福百事缠身，真正影响中美外交同盟关系的核心人物是罗斯福的下属官员史汀生，马歇尔和史迪威。如果有人提出与此不同的观点，那是学术界一个好消息，值得欢迎。因为中美战时同盟外交的课题，终于有中国人说话了，不再是外国人独占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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