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溪的抗日小说《紫色炸药》

    程朱溪是我的二舅父（1906—1951），在他短暂的一生里，很早就走向了文学创作道路，并且显示出过人的才华，随即又转向仕途，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中高级官员，1948年春，由安徽省第十区专员调任社会部总务司长，直至解放。但与此同时，程朱溪的文化人身份始终没有改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拉开序幕，当时在国民党中宣部工作的朱溪从南京逃难到万山丛中的故乡徽州屯溪珠里老宅，和我的外祖父母共同过了春节后，即赴武汉单位报到，舅母潘君璧带着三个孩子稍后也到了武汉，与朱溪会合准备去重庆。这时武汉已危在旦夕，长江水路极为拥挤，朱溪奉命押送中宣部小汽车取道公路西上，经长沙、贵阳辗转抵达重庆。他沿途拍摄了不少照片，有的至今犹存，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到重庆后，他们住在距市区数十里地的唐家沱，此处是专供公教人员居住的“新村”建筑，这里的照片迄今也还保存着。

    朱溪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也就是他十几岁在天津南开中学读高中时，那时我的外祖父程修兹在南开大学教国文，与舒舍予（老舍）是同事，比邻而居，朱溪与父亲同住，从老舍创作的小说中受到启发，课余写些文艺小品，并尝试寄给报刊。当时是否在报上发表已无可考证，但是高中毕业后朱溪到北京考大学，在北平的报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如知名度很高的《大公报》《国闻周报》和最著名的《东方杂志》等，朱溪也就进入了作家的行列。

    朱溪考北大时，国文、英文均得高分，但数学分数太低，未能被录取。他采取在沙滩孟家大院学生公寓租房，到北大听课，在中国大学注册考试以领取毕业文凭的办法来完成学业。在孟家大院时，他已经靠稿费为生，每晚埋头写稿到一两点才睡，起身后又去听课，做作业。熬夜生活使他养成了吃零食的习惯，写作到深夜，倒杯水，就着花生米、饼干充饥，烟瘾也越来越大，这是我母亲说的。朱溪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是爱情散文诗《天鹅集》，由其表哥章衣萍介绍在北新书局出版，随即又出版了他翻译的《哈代小说集》与高尔基的小说《草原上》（再版时改为《二十六与一个》）。由于年代久远，朱溪当年的书和文章已很难找到。直到新世纪后，我的表弟训义给我寄来一册《紫色炸药》小说集复印本，复印本比较模糊，但扉页上的“紫色炸药”和“程朱溪著”尚清晰可见，下方的“中国文（？）社丛书”及“中华书局发行”隐约可辨。该书收有《绞》《紫色炸药》《俘虏》《父与子》《洒鞋》《海盗》《扫兴》《敌人经过的村庄》等八篇小说。除《绞》描写的是30年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平，同属地下状态的国民党、共产党员既共同向军阀斗争，又为爱情而矛盾的情节外，其余七篇讲述的都是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抗击侵华日军和平民百姓惨遭日军迫害的故事。故事的大背景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又向华北扩张，1933年元旦，日军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孤军无援，山海关沦陷，3月初，日军又轻易侵占热河，继续向长城进犯，我29军将士在长城喜峰口、古北口一带英勇拼杀，屡次打败来犯日军。《紫色炸药》的小说大多取自长城抗战期间，有北平前门电料行的工匠，有被敌人俘虏的不屈战士，有儿子在喜峰口英勇战斗而为国牺牲的英雄老人，还有在古北口作战负伤失去双腿的伤兵大麻哥的传奇经历，以及从东北逃难到北平的于先生夫妇的悲惨遭遇，还有被侵略军抢夺赖以生活的母鸡打伤致疯的农妇……总之，朱溪采用白描的手法，向国人呈现了一幅幅抗日救国的画面，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这些作品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其中《父与子》一篇，原载《东方杂志》1934年31卷第9期“文艺栏”，于1937年收入《紫色炸药》小说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被编入中学国文课本。抗战期间，著名古典文学家陈友琴避乱于屯溪，任教皖中与建国中学教授国文，讲到《父与子》一课时，对学生说：作者的家就在屯溪隆阜珠里村，是屯溪的骄傲！在某图书馆工作的李西宁先生从馆藏民国时期书刊中为我复印了一批朱溪发表的著述。除《父与子》《绞》外，还有发表于1933—1934年度《国闻周报》上的《俘虏》和《敌人经过的村庄》，第32卷第1期《东方杂志》“生活之一页”栏的散文《惆怅呢？惭愧呢？》，以及为刘天华教授创办的国乐改进社刊物《音乐杂志》撰写的《发刊辞》（1927年12月29日）及《本社首次演奏会预闻》；还翻译了《茄太拉尼与歌德》《纯粹的艺术》等；还有民国十五年北平晨报副刊程朱溪笔记周鲠生演讲《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程朱溪笔记张耀翔演讲《中国人才产生地》、程朱溪笔记冰心女士演讲《中西戏剧之比较》以及1932年初某杂志刊登朱溪悼念徐志摩空难的《想到志摩的归宿》一文。

    尽管这一时期朱溪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音乐、文艺理论许多方面，但贯穿其中的主旋律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爱国主义立场。他所交往的文化界朋友巴金、沈从文、刘半农、刘天华、杨仲子、卞之琳、靳以、冰心、李霁野、孙大雨等等，也都是坚决主张抗日救国的爱国志士。据1981年、1986年我两次去呼和浩特看望舅母潘君璧时她告我说，这些朋友里，关系最好的是刘半农、刘天华兄弟和沈从文、巴金、杨仲子。1991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中《刘半农日记（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六月）》载：“二月一日 中午到后院韩朝佑家吃满月酒。后院山上房屋，一年来住者朱亦松、程朱溪、韩朝佑三人，均生一子，可谓宜男居也。”“四月十五日 今日程朱溪应二弟（刘天华——作者注）妇之请，迁往大六部口三十六号”。“五月二十七日 夜至东安市场买吴佩孚竹石谱二册。程朱溪夫妇来谈。”这些记载说明当时朱溪与刘半农过从密切。至于与沈从文、巴金过从情况，从我保存的朱溪遗留的日用流水账中记有：“1932年9月25日与巴金公园喝茶，0.3元。”“9月20日请巴金东来顺涮羊肉，1.8元，买鸡及牛肉请巴金，1元。”“1933年9月22日晚，请巴金、从文、卞之琳、靳以吃饭，7元。”“9月23日午，请巴金、从文访先梦华吃饭，5元。”“晚上与巴金市场购书，1.6元。”“1934年1月12日请巴金“平安”看电影《归去来兮》，2元。”

    1988年《新文学史料》第7期张充和所写《三姐夫沈二哥》一文说：“1933年9月9日，沈二哥三姐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结婚……客人大都是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朋友……新居在西城达子营。”程朱溪肯定是“文艺界朋友”中的一员，为他们的婚事奔走操办，在流水账中记有“1933年8月12日，代从文付达子营39号定金7元。”“1932年送从文三哥杨宝忠胡琴一把，4元。”据李辉《往事苍老》第十二章说：“写完《三个女性》之后的沈从文于1933年6,7月间和张兆和来到北京。他们结婚了，新家安在达子营胡同。他们刚住下，巴金也来到北京，就住在他们的新家中。”朱溪和他们频繁的往来，从日用流水账记载里可以得到反映。

    我保存有四封沈从文在30年代初写给朱溪的信。其中一封系毛笔，章草，红黑出版社用笺，完好无损，全文为：“朱溪：谢谢你来信总不忘劝我的话。自己真是中年无用人了，除去牢骚，所谓生活，就所剩无多了，近来大致是天气不行，只想与世界离开，文章是写来也全无意思的，我似乎在做文章以外还应当做一点其他事情，但目下则除了这样写写一块钱一千字的小说以外，就坐到家中发发脾气，或者世界上也应有这种人的点缀，所以无法与命运争持了。身体不好则只想回北平住，可是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我可以来去自由，目下则一离开上海就得饿死。有人在我《龙朱》一文上又称我为天才，可不知道这天才写完文章倒到床上时是何等情形，若说写《雨后》时有灵感可以自豪，我到将为我一面想到病倒在床的母亲一面写出《龙朱》与《雨后》那样文章为奇事了。不死之前大约还得写五百篇吧，自己想起自己，却真只能好笑的。日子是快过年了，只愿你好好过日子。我们太容易老了，能在年青时荒唐一点就不妨荒唐，不要太老成，幸福得多。从文，三十日。”

    写这信时，沈从文还在上海办人间书店。此信日期，据沈虎雏来信说：“你推断写于1929年冬，十分正确，具体时间应是1929年12月30日，理由如下……另外三封信则是1932年5月28日、某月18日从文自青岛写给朱溪，还有一封未署年月，写于新月稿纸上，毛笔章草，首页已缺。这四封从文给朱溪的亲笔信保存迄今，不仅是新文学史的资料，也是他们早年文学交谊的重要物证。至于巴金、冰心与朱溪间的信函和巴金亲笔签名送给朱溪的《激流三部曲》等，抗战爆发后装箱运回屯溪珠里老宅保存，我均亲眼见过，八十年过去，早已湮灭于社会变乱中。还有1932年7月24日朱溪与君璧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结婚，证婚人是胡适，当时《北平画报》刊登了消息和婚礼照片，也都化为灰烬，成为了历史的往事。

    朱溪退出文艺创作活动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已调回安徽工作，又担任了第十区行政督察员，开府一方。随着职务的上升，他的政治立场日益坚定地站在了国民党一边，但同时又以文化人身份与文艺界保持联系。1994年《大众日报》署名文章《苦中作乐人名诗》介绍，战时重庆的郭沫若、老舍、吴组缃等文化人以圈内人姓名入诗为乐，其中《有感》一首为：“茅盾易君左，海戈熊佛西，十方刘白羽，六逸程朱溪”；《幽怀》一首为“巴金凌淑华，大雨周楞加，柔石蹇先艾，朱溪陈梦家”，均有朱溪名字入诗。据《新文学史料》，民国三十年（1941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选举名单和四年后（1945年）换届选举名单上都有程朱溪的名字，可见这时朱溪与文化界仍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从个人角度看，朱溪是个忠实于婚姻家庭、孝顺父母、平易近人的传统道德人士。由于我自幼生长于外祖父家，朱溪在安徽当官时，不论出差路过屯溪或专门回来省亲，对老人的孝顺关怀无微不至。夏天炎热，身为简任官员的他手执芭蕉扇，替我外婆打扇，边走边扇边说话；冬日酷寒，灌热水汤婆子为我外公温足取暖，夜夜如此。对老人讲话必面带笑容，双手下垂，这些场景，至今还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1948年春，程朱溪奉调南京，任社会部总务司长。莅任后，在南京评事街买了套一楼一底约200平米的旧民房，稍加修葺作为住宅，这是他沉浮官场20年的唯一财产。一年后，解放军渡江形势已定，国民党政府人员纷纷逃遁广州与港台，朱溪也到了广州，并拿到了飞台北的机票，但考虑到年迈双亲与妻儿都在大陆，思想痛苦万分，在机场彻夜不眠，天亮后决然退掉机票，回到已告解放的南京，并通过文坛旧友、南京文联负责人孔罗荪的关系，与妹夫庄瑞源合译了约翰·里德小说集《革命的女儿》，由平明出版社出版，朱溪以儿时名字“程建磐”署名，为他的文学道路划上了句号。不久，朱溪即被送看守所拘押，失去自由。1951年春夏间，获得通知：程朱溪因病逝世于看守所。遗体由家属领出，安葬于南京南郊花神庙山腰，终年仅46岁。我的外祖父时在大舅万孚家居住，以83岁高龄含泪写了“绩溪程朱溪之墓”，刻碑立于坟前，为他的生命划上了句号。

    64年岁月流驶，城郊大规模进行基建，朱溪的墓地应该早被夷平。具有文学才华的他以一位爱国的中国人身份，面对侵略以坚决的抗日立场，用笔写作并留下了一册抗战小说集《紫色炸药》。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写这篇小文纪念他为抗日所做的绵薄贡献。在海峡两岸关系不断改善的今天，对于当时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历史事实已经获得共识，无数中华儿女浴血杀敌夺取胜利的表现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自豪与骄傲！随着时间推移，两岸人民统一大业，共同实现强国梦的一天必将实现，千百万为抗战贡献出力量的烈士们，包括爱国作家程朱溪在内，可以含笑九泉之下了！